“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倘若这个苦苦折磨了汉姆莱特一生的问题拿到中国来，一点儿也不成问题。纵观吾国洋洋五千年的历史，适者生存这条进化定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现将吾国先人善于生存和善于毁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择重点列出，与全世界人民共享。
懂得生存者，路线必定是正确的。譬如秦末的赵高，在秦二世和文武百官面前牵来一头鹿，硬说那是马。身为皇帝的胡亥不妨说说真话，以示皇帝的圣明。身为大臣，一定要摸透实权派赵高的意思，切不可随随便便、按常理思维。那些坚持认为这是一匹马的大臣，是真正懂得路线比真理更重要的智者。
要论对君王的忠心，首推屈原和岳飞。可屈大夫成天在怀王面前唠唠叨叨，提醒他秦国是多么的奸诈，明摆着是对君王的智慧和能力的不信任，怎不惹人讨厌？怀王被掳，屈原又如丧考妣、悲啼不已，南后和兰公子听见，怎么会不生气？所以，他最终只能到汩罗江里去喂鱼。被誉为忠臣孝子的岳飞也犯了路线错误，只知有二圣、不知有高宗，只晓得埋头打仗、不懂得抬头看路。岳元帅武艺再高强、打仗再勇猛，也保不住身家性命，更别提建功立业了。明朝的方孝孺更是迂腐得过了头。他念念不忘建文帝的知遇之恩，执意不肯为永乐皇帝写登基诏书，反而大骂“燕贼篡位”。骂得新皇帝下不来台，连累方家九族加学生一族八百七十多口掉了脑袋，何苦来哉？我的老师、一个著名学者，就批评过方老先生的愚忠：“换了我，写就写嘛！有什么大不了的。”
生存的智慧，不仅体现在路线的正确与否，还要看智慧是否运用得当。曹操能容忍杨修不懂分寸、卖弄聪明，却不能容忍他插手王位继承人的定夺。门第高贵的嵇康，恃才傲物，瞧不起新当政的司马氏集团，更瞧不起为司马氏效力的人。他自以为远离政治却依然处在政治旋涡的中心，又不懂得韬光养晦藏愚守拙，终致弃市。而同样不满司马氏的阮籍，靠了终日饮酒借酒装疯，才得以善终。阮籍最激烈的反应，也就是坐着牛车瞎逛，在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权贵知道了，就算心里不快，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好在那个时候，“对现实不满”之类的罪名尚未发明。
善于生存者，都是认得清自己的身份，掂得清自己的分量、不自恃开国有功，不倚仗与圣上有兄弟之情的聪明人。比如破吴之时泛舟的范蠡，赵匡胤坐稳天下后交还兵权的大将。而伍子胥的授首、文种的就戳、李斯的腰斩，都是见好不收急流不退的榜样。
生存的最高境界，当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臣子。比如赵高、曹操和司马昭。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握，皇帝又奈我何？名为股肱之臣、实为无冕之王。当然，最痛快的，还是取而代之、称孤道寡。这已是领导的艺术，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生存的艺术实在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老祖宗把它操练得如此的娴熟、如此的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演练到了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地步，是多么的艰苦卓绝弥足珍贵啊！可惜诺贝尔只是一个化学家，不懂政治。否则，他一定会设一个生存奖，以奖励那些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得有滋有味的人们。
中国好人
中国好人是儒家文化的特产，引以自豪的特产。他们的面目很普通、他们的行止很常见。中国好人是聪明人、是庸人、更是凡人。他们外圆内也圆，几乎从不得罪人。若是有位高权重手操生杀大权的人骑在中国好人的脖子上拉屎拉尿，他们总能温文尔雅地逆来顺受。生死关头，别指望他们舍生忘死热血沸腾；危难时刻，别妄想他们振臂一呼扭转乾坤。中国好人是善良的，力所能及之时，他们也能救苦救难。中国好人又是冷酷的，无力回天之日，他们能平静地看着勇士灭亡，决不会一施援手。
本来，中国好人也有清楚明白的是非标准，但他们太善于见风使舵指鹿为马、他们太习惯邀功献媚苟且偷生。他们的旁观使仁人志士孤立无援折戟弑羽，他们的退让任暴君宵小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怯懦驱使他们在殉难者的伤口上撒盐、向牺牲者的遗体扔石头。中国好人的笑容肯定最无奈，中国好人的良心无疑最痛苦。良心的痛苦自会麻木，荣华富贵又会使他们的笑容重新灿烂。
中国好人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时候，只求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若固执己见不愿“好”，“我”是要“好”的。至于“大家”终究“好”不“好”，只能听天由命，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管它太子屈死、管它忠臣喋血，管它山河破碎、管它百姓遭殃……每朝每代，都有中国好人的美名；海角天涯，总有中国好人的身影。他们饱读诗书、洞悉世情，他们睿智过人、谨小慎微。中庸之道是他们的行为准则，和稀泥淘浆糊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中国好人永远不会成为烈士和侠士，也永远不会担当元凶和主谋，但他们却是不可或缺的帮手、帮衬与帮凶。
中国好人的人生目标是保全自己，中国好人的人生悲剧是自身难保。李斯助胡亥篡位，终被腰斩；廖铭劝方孝孺顺燕，难逃灭族。中国好人能当好管家当好军师，却没有更大的作为。他们习惯于在主子的阴影下生活，从没有“取而代之”的念头。他们的忠心日月可鉴，他们的生命异常坚韧，他们的才干叫人钦佩，他们的下场令人唏嘘。
中国好人历史悠久，子孙繁多；中国好人声名昭著，贻害无穷。中国好人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优选物种，是民主进程的巨大障碍。也许，只有实行了真正的民主与法治，中国好人才会寿终正寝、断子绝孙。
人缘与民主
《世说新语》有一则小故事：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 “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这位赵母可谓参透了人性的真谛，崇尚中庸的中国文化从不理直气壮地斥责嫉妒这种丑恶的国民性，反而时时告诫拔尖的优秀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赵母正是担心女儿遭人嫉恨、没有好人缘，才谆谆教导她凡事不要冒尖、不要争荣誉、不要出风头。
中国人的人缘，实在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按词典的解释，人缘就是一个人与周围人的关系。大观园里的众小姐不可谓不美不慧，人缘好的只有薛宝钗一个。惟有她既美且富、既有才又稳重，既深得首长（贾母、王夫人和凤姐）的宠爱，又善于和群众（下人）搞好关系。可惜，为了这个好人缘，宝姐姐封闭了心灵、埋没了才华，最终也没能得到宝玉的爱情。
民主是一种社会状态,词典里的定义是“人民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不久前，在陕西省山阳县两岭乡九年制学校初一（1）班，“民主”倒是被慎重其事地请将出来，发挥了一次“作用”。一个初中生在班上丢了10元钱，为找出小偷，班主任竟然让全班同学无记名投票选出“小偷”。结果，有两名学生被老师当众宣布为“贼”。两人向副校长申诉，竟被要求拿出没有做贼的证据，谁让他们是经过全班38名同学“民主”投票选出来的呢？
无独有偶，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的领导，在作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决策时，总是习惯于搞一言堂。一遇到要得罪人的疑难杂症，就祭出“民主”这把宝剑，十二万分地“民主”起来。比如，他们想出无记名投票的“高招”，命下属背靠背无记名打分，“评选”出“末位党员”和“末位公务员”。其思路与水平，跟这个班主任如出一辙，还美其名曰“民主评议”！除了职位高低，这种“民主”唯一能体现出来的便是人缘。前面提到的那两个初中生，偷钱的嫌疑决不会比别人更大，令他们倒霉的正是“人缘”。况且，在这场“选举”中，焉知那个班主任不曾表现出他的倾向性呢？
在集体的名义下，民主被公然地用来迫害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迫害集体中的边缘人。这种把民主等同于人缘、降格为人缘，挟民主以令民众的把戏，希特勒玩过、林彪四人帮也耍过。当年，雅利安人憎恨犹太人，并不是犹太民族真的犯了什么不赦之罪，而是因为他们善于经商、比较富有。希特勒利用人性中嫉妒的弱点，成功地挑起了雅利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排外倾向，导致了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种族大屠杀。文革所以能席卷整个中国，也是因为老百姓（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情绪、对原有社会秩序的反抗心理被成功地煽动起来，充当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真正的民主，除了保证普通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更应该营造出让普通人独立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环境和氛围。那种空前一致的一边倒的“选举”结果，不仅可疑，更可怕的是它的不可理喻、不容置疑。
要证明某人是小偷，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要淘汰冗员，也应该有一个合理可行的考核体系。或者索性像私人老板，合则留、不合则走，倒也坦荡。投票“选小偷”、“选末位”之类的民主，是橘逾淮而枳的民主，是被强奸和歪曲的民主。它只能消磨人的锐气、扼杀人的创造能力和思考能力，于国家、于集体、于个人，终究不会有什么好处。
升官与发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