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我一直不觉得台湾走在前面，我真的觉得彼此的学习很重要。比如刚才说的台湾媒体的问题，台湾的媒体正在迅速庸俗化、商业化、消费主义化，而在大陆，从《南方周末》、《城市画报》到很多其他杂志的品质也让我吓呆了，这些有涵养的媒体是台湾做不出来的。我又碰到很多大陆媒体人，他们是非常理想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台湾冲撞体制时这种理想主义也在台湾出现过，现在反而消失了。在厦门，我看到一份名为《搜街》的杂志，觉得很感动，台湾没有这种城市文化杂志。在很多方面台湾也许走得太超前，当年对体制的冲撞导致理想主义不见了，但现在大陆还有。很多大陆的朋友跟我说你不了解大陆，说大陆的媒体糟糕死了，可能都是远距离看比较美好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彼此能够有机会更多地学习和认识对方，这非常重要。
主持人李亚：刚刚你提到“感觉到一些失落”，根本原因是什么？是一个社会中的商业化进程必然对文化造成侵蚀，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还是说在台湾有什么因素造成这种失落？
张铁志：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没有很好的答案。举个例子，比如凤凰网有读书频道和文化频道，台湾没有，最大的就是雅虎奇摩。台湾媒体没有书评版面，大陆的报纸一个接一个增加书评版面，这是一种现象。刚刚你问到为什么，我不觉得这是商业化的必然，但美国和日本的情况就比台湾好，知识阶层对文化的关注都比台湾好。所以并不是说经济发达的社会就必然对文化不关注，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初步认为，可能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被压抑太久，90年代进入媒体化时代——台湾同时面临的是全球消费时代，比如全球化就是从90年代开始的——大量的国际资本流进来，台湾的媒体突然打开了。所以台湾的民主化和商业化是同时开展的，公共领域没有建立起来，就被太多消费主义所侵蚀。比如说《苹果周刊》和《壹周刊》进来后，台湾媒体迅速被八卦化。我觉得这有历史的某种偶然性，但是当然不代表我们不能去改变这种趋势，很多关注文化的台湾朋友都希望慢慢地重新建立起失落的传统。
主持人李亚：邹老师是资深电视人，有没有觉得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娱乐致死”的概念引导了价值取向呢？
邹振东：我一定是扮演一个“万恶者”的角色，媒体是万恶之源，当大家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是媒体害的。但我还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我比较崇拜年轻人。我听到非常多的论调就是今不如夕，比如说道德滑坡啊，文化丧失啊，青年人如何如何啊。我发现这是一个很怪的现象，每一代都说下一代不太好，老一代人总说下一代人不成熟，一代一代的这样下去。上一代都认为下一代是垮掉的一代，但是最后都知道首先垮掉的是自己。
所以我一直持乐观态度，包括“娱乐致死”。应该如何看待娱乐？我觉得娱乐其实很有好处。我举一个例子，过去营养学家一直认为有一种东西叫“垃圾食品”，就是粗纤维，粗纤维的定义就是没有营养也不被人体吸收的纤维，这是80年代主流营养学的主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体多了很多毛病，比如糖尿病、痛风、便秘，我们发现粗纤维是很好的东西，没有营养的东西其实也是很好的东西。
我们看事物，经常评判它有没有教育意义，常认为娱乐节目没有教育意义，很无聊。后来我想，娱乐是否也是某种形式的“粗纤维”？比如台湾的郭台铭在大陆经营的富士康，有一段时间持续出现员工跳楼事件，当时我跟台湾的“综艺教父”王伟忠聊天，我说我们给他们开个药方吧。我们先写下来不给对方看，然后一起拿出来，结果我们不约而同写的是娱乐。据说富士康是半军事化管理，新招聘的员工看到一个员工迈着正步走向食堂，大家就知道这是富士康出来的。他们没有发泄的通道。现在很多社会病大家排解不了，前不久大学生自杀事件也是接连发生。所以我觉得“粗纤维”也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未必一定要很高调的说这个东西有没有营养，它不过是帮你消化消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