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这样说，大可一干，不过，“我到底是啥身份到阜康呢？”他说，“钱庄的规矩，你是晓得的。”
钱庄的规矩，大权都在大伙手里，股东不得过问，胡雪岩原就有打算的，毫不迟疑地答道：“对我来说，你是股东，对阜康来说，你是大伙。你不是替人家做伙计，是替自己做。”
这个解释很圆满，张胖子表示满意，毅然决然地答道：“那就一言为定。主意你来出，事情我来做，对外是你出面，在内归我负责。”
“好极！我正就是这个意思——”
“慢来。”张胖子突然想到，迫不及待地问，“原来的那位老兄呢？”
“这你不必担心。他身体不好，而且儿子已经出道，在美国人的洋行里做‘康白度’，老早就劝他回家享福。他因为我待他不错，虽然辞过几次，我不放他，也就不好意思走。现在有你去接手，在他真正求之不得。”
张胖子释然了，“我就怕敲了人家饭碗！”他又生感慨，“我的东家不好，不能让他也在背后骂东家不好。”
“你想想我是不是那种人？”胡雪岩问道，“老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从此刻起，我们就算合伙了！倒谈谈生意经，你看，我们应该怎么个做法？”
这一下，将张胖子问住了。他是钱庄学徒出身，按部就班做到大伙，讲内部管理，要看实际情形而定，谈到外面的发展，也要先了解了解市面。如要他凭空想个主意出来，可就抓瞎了。
想了好一会，他说：“现在的银价上落很大，如果消息灵通，兑进兑出一转手之间，利息不小。”
“这当然。归你自己去办，用不着商量。”胡雪岩说，“我们要商量的是，长线放远鹞，看到三五年以后，大局一定，怎么样能够飞黄腾达，一下子蹿了起来。”
“这——”张胖子笑道，“我就没有这份本事了。”谈生意经，胡雪岩一向最起劲，又正当微醺之时，兴致更佳，“今天难得有空，我们索性好好儿筹划一番。”他问，“老张，山西票号的规矩，你总熟悉的吧？”
“隔行如隔山。钱庄、票号看来是同行，做法不同。”张胖子在胡雪岩面前不敢不说老实话，“而且，票号的势力不过长江以南，他们的内幕，实在没有机会见识。”
“我们做钱庄，唯一的劲敌就是山西票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这方面，我平时很肯留心。现在，不妨先说点给你听。”
照胡雪岩的了解，山西票号原以经营汇兑为主，而以京师为中心。这几年干戈扰攘，道路艰难，公款解京，诸多不便，因而票号无形中代理了一部分部库与省库的职司，公款并不计息，汇水尤为可观，自然大获其利。还有各省的巨商显宦，认为天下最安稳的地方，莫如京师，所以多将现款，汇到京里，实际上就是存款。这些存款的目的不是生利，而是保本，所以利息极轻。
“有了存款要找出路。头寸烂在那里，大元宝不会生小元宝的。”胡雪岩说，“山西票号近年来通行放款给做京官的，名为‘放京债’。听说一万两的借据，实付七千——”
“什么？”张胖子大声打断，“这是什么债，比印子钱还要凶！”
“你说比印子钱还要凶，借的人倒是心甘情愿，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老百姓倒霉！”
“怎么呢？”
“你想，做官借债，拿什么来还？自然是老百姓替他还。譬如某人放了你们浙江藩司，京里打点上任盘费，到任以后置公馆、买轿马、用底下人，哪一样不用钱？于是乎先借一笔京债，到了任想法子先挪一笔款子还掉，随后慢慢儿弥补，不在老百姓头上动脑筋，岂不是就要闹亏空了？”
“这样子做法难道没有风险！譬如说，到了任不认账？”
“不会的。第一，有保人。保人一定也是京官；第二，有借据。如果赖债，到都察院递呈子，御史一参，赖债的人要丢官；第三，自有人帮票号的忙，不准人赖债。为啥呢？一班穷翰林平时都靠借债度日，就盼望放出去当考官，当学政，收了门生的‘贽敬’来还债，还了再借，日子依旧可以过得下去。倘若有人赖了债，票号联合起来，说做官的没有信用，从此不借，穷翰林当然大起恐慌，会帮票号讨债。”胡雪岩略停一下又说，“要论风险，只有一样，新官上任，中途出了事，或者死掉，或者丢官。不过也要看情形而定，保人硬气的，照样会一肩担承。”
“怪不得！”张胖子说，“这几年祁、太、平三帮票号，在各省大设分号。原来有这样的好处！”他跃跃欲试地说，“我们何不学人家一学？”
“着啊！”胡雪岩干了一杯酒，“我正就是这个意思。”胡雪岩的意思是，仿照票号的办法，办两项放款。第一是放给做官的。由于南北道路艰难，时世不同，这几年官员调补升迁，多不按常规，所谓“送部引见”的制度，虽未废除，却多变通办理。尤其是军功上保升的文武官员，尽有当到藩司、臬司，主持一省钱谷、司法的大员。而未曾进过京的，由京里补缺放出来，自然可以借京债，如果在江南升调，譬如江苏知县调升湖北的知府，没有一笔盘缠与安家银子就“行不得也”！胡雪岩打算仿照京债的办法，帮帮这些人的忙。
“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但要通扯扯算，以有余补不足。自从开办厘金以来，不晓得多少人发了财。像这种得了税差的，早一天到差，多一天好处，再高的利息，他也要借，而且不会吃倒账。我们的做法是要在这些户头上多赚他些，来弥补倒账。话不妨先说明白，我们是‘劫富济贫’的做法。”
“劫富济贫！”张胖子念了两遍，点点头说，“这个道理我懂了。第二项呢？”
“第二项放款是放给逃难到上海来的内地乡绅人家。这些人家在原籍，多是靠收租过日子的，一早拎只鸟笼泡茶店，下午到澡塘子睡一觉，晚上‘摆一碗’，吃得醉醺醺回家。一年三百六十天，起码三百天是这样子。这种人，恭维他，说他是做大少爷。讲得难听点，就是无业游民。如果不是祖宗积德，留下大把家私，一定做‘伸手大将军’了。当初逃难来的时候，总有些现款细软在手里，一时还不会‘落难’。日久天长，坐吃山空，又是在这个花天酒地的夷场上，所以这几年下来，很有些赫赫有名的大少爷，快要讨饭了！”
这话不是过甚其词，张胖子就遭遇到几个，境况最凄惨的，甚至倚妻女卖笑为生。因此，胡雪岩的话，在他深具同感，只是放款给这些人，他不以为然，“救急容易求穷难！”他说，“非吃倒账不可！”
“不会的。”胡雪岩说，“这就要放开眼光来看。长毛的气数快尽了！江浙两省一光复，逃难的回家乡，大片田地长毛抢不走，他们苦一两年，仍旧是大少爷。怎么会吃倒账？”
“啊！”张胖子深深吸了口气，“这一层我倒还没有想到。照你的说法，我倒有个做法。”
“你说！”
“叫他们拿地契来抵押。没有地契的，写借据，言明如果欠款不还，甘愿以某处某处田地作价抵还。”
“对！这样做法，就更加牢靠了。”
“还有！”张胖子跟胡雪岩一席长谈，启发良多，也变得聪明了，他说，“既然是救穷，就要看远一点。那班大少爷出身的，有一万用一万，不顾死活的，所以第一次来抵押，不可以押足，预备他不得过门的时候来加押。”
这就完全谈得对路了，越谈越多，也越谈越深。然而仅谈放款，又哪里来的款子可放？张胖子心里一直有着这样一个疑问，却不肯问出来，因为在他意料中，心思细密的胡雪岩，一定会自己先提到，无须动问。
而胡雪岩却始终不提这一层，这就逼得他不能不问了：“老胡，这两项放款，期限都是长的，尤其是放给有田地的人家，要等光复了，才有收回的确期，只怕不是三两年的事。这笔头寸不在少数，你打算过没有？”
“当然打算过。只有放款，没有存款的生意，怎么做法？我倒有个吸收存款的办法，只怕你不赞成。”
“何以见得我不赞成？做生意嘛，有存款进来，难道还推出去不要？”
胡雪岩不即回答，笑一笑，喝口酒，神态显得很诡秘，这让张胖子又无法捉摸了。他心里的感觉很复杂，又佩服，又有些戒心，觉得胡雪岩花样多得莫测高深，与这样的人相处，实在不能掉以轻心。
终于开口了，胡雪岩问出来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老张，譬如说：我是长毛，有笔款子化名存到你这里，你敢不敢收？”
“这——”张胖子答，“这有啥不敢？”
“如果有条件的呢？”
“什么条件？”
“他不要利息，也不是活期，三年或者五年，到期来提，只有一个条件，不管怎么样，要如数照付。”
“当然如数照付，还能怎么样？”
“老张，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也还不明白其中的利害。抄家你总晓得的，被抄的人，倘或有私财寄顿在别处，照例是要追的。现在就是说，这笔存款，即使将来让官府追了去，你也要照付。请问你敢不敢担这个风险？”
这一说，张胖子方始恍然，“我不敢！”他大摇其头，“如果有这样的情形，官府来追，不敢不报，不然就是隐匿逆产，不得了的罪名。等一追了去，人家到年限来提款，你怎么应付？”
“我晓得你不敢！”胡雪岩说，“我敢！为啥呢？我料定将来不会追。”
“喔，何以见得？你倒说个道理我听听。”
“何用说道理？打长毛打了好几年了，活捉的长毛头子也不少，几时看官府追过。”胡雪岩放低了声音又说，“你再看看，官军捉着长毛，自然搜刮一空，根本就不报的，如果要追，先从搜刮的官军追起，那不是自己找自己麻烦？我说过，长毛的气数快尽了！好些人都在暗底下盘算，他们还有一场劫，只要逃过这场劫，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了。”
“是怎么样一场劫？”
“这场劫就是太平天国垮台。一垮台，长毛自然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那一阵乱的时候最危险。只要局面一定，朝廷自然降旨：首恶必惩，胁从不问，更不用说追他们的私产。所以说，只要逃过这场劫，后半辈子就可以衣食无忧。”
谈到这里，张胖子恍然大悟。搜刮饱了的长毛，要逃这场劫有个逃法，一是保命，二是保产。大劫来时即令逃得了命，也逃不了财产。换句话说，保命容易保产难，所以要早作安排。
想通了，不由得连连称“妙”！但张胖子不是点头，而是摇头，“老胡，”他带着些杞人忧天的味道，“你这种脑筋动出来，要遭天忌的！”
“这也不足为奇！我并没有害人的心思，为啥遭天之忌？”
“那么，犯不犯法呢？”张胖子自觉这话说得太率直，赶紧又解释，“老胡，我实在因为这个法子太好了。俗语说的是：好事多磨！深怕其中有办不通的地方，有点不大放心。”
“你这话问得不错的。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隐匿罪犯的财产，固然犯法，但要论法，我们也有一句话说：人家来存款的时候，额头上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化名来存，哪个晓得他的身份？”
“其实我们晓得的，良心上总说不过去！”
“老张，老张！”胡雪岩喝口酒，又感叹又欢喜地说，“我没有看错人，你本性厚道，实在不错。然而要讲到良心，生意人的良心，就只有对主顾来讲。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就是我们的良心。至于对朝廷，要做官的讲良心。这实在也跟做生意跟主顾讲良心是一样的道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朝廷是文武官儿的主顾，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不讲良心。在我们就可以不讲了。”
“不讲良心讲啥？”
“讲法，对朝廷守法，就是对朝廷讲良心。”
张胖子点点头，喝着酒沉思，好一会才欣然开口：“老胡，我算是想通了。多少年来我就弄不懂，士农工商，为啥没有奸士、奸农、奸工，只有奸商？可见得做生意的人的良心，别有讲究。不过要怎么个讲究，我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对朝廷守法、对主顾讲公平，就是讲良心，就不是奸商！”
“一点不错！老实说一句：做生意的守朝廷的法，做官的对朝廷有良心，一定天下太平。再说一句：只要做官的对朝廷讲良心，做生意的就不敢不守法。如果做官的对朝廷没有良心，要我们来对朝廷讲良心，未免迂腐。”
“嗯，嗯，你这句话，再让我来想一想。”张胖子一面想，一面说，“譬如，有长毛头子抓住了，抄家，做官的抹煞良心，侵吞这个人的财产，那就是不讲良心。如果我们讲良心呢？长毛化名来存款，说是应该充公的款子，我们不能收。结果呢？白白便宜赃官，仍旧让他侵吞了。对！”他一拍桌子，大声说道，“光是做生意的对朝廷讲良心，没有用处。我们只要守法就够了！”
“老张啊！”胡雪岩也欣然引杯，“这样才算是真正想通。”这一顿酒吃得非常痛快，最后是张胖子抢着做的东。分手之时，胡雪岩特别关照，他要趁眷属未到上海来的这两天，将钱庄和阿祥的事安排好，因为全家劫后重聚，他打算好好陪一陪老母，那时什么紧要的大事都得搁下来。
张胖子诺诺连声。一回到家先跟妻子商议，那爿小杂货店如何收束。他妻子倒也是有些见识的，听了丈夫的话，又高兴，又伤感。走进卧房，开箱子取出一个棉纸包，打开来给张胖子看，是一支不甚值钱的银镶风藤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