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文明的声音：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的精神理解
文学批评，永远有自己的“大地”与“天空”：前者是指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具体的艺术作品，从具体的作品出发，对经典作品进行深入解释，保持与经典作品的最牢固的联系；后者则是指文学批评必须对文学的历史和文学的作品进行系统反思，对文学形成系统的理论认知，形成新的文学观念，对文学经典作品形成真正的综合性评价。文学批评，一方面在大地上行走，一方面在天空上沉思。
从文学批评意义上说，现代文学批评的解释学反思，意味着必须对历史的文学批评形态进行认真的清理与反思，这不仅包括中国的文学批评经验而且包括外国的文学批评经验，不仅包括现代的批评经验而且包括古典的文学批评经验。也就是说，“当批评培育恰如其分的文学历史感之时，超越了文学的历史并没有停止存在或者同批评家断绝关系，同样，把文学本身视为整体并不会使它脱离社会语境，相反，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看出它在文明中的地位。批评将永远有两个方面：转向文学结构，转向组成文学社会环境的其他文化现象。它们在一起相互平衡：当一个发生作用排除另外一个时，批评的观点失去中心；当批评处于恰当的平衡时，批评家从批评移向更大的社会问题的倾向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任何人类活动方式的存在，总有其历史合理性，那么，应该如何认识文学批评这种独特的人类精神活动方式？考察文学批评活动的起源，可能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具体说来，文学批评是相对文学创作而言的，因为有了文学这种活动方式才会形成文学批评这种活动方式。文艺起源于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要歌唱，于是有了诗歌；人们要庆典，于是有了戏剧；人们需要动人的英雄传说故事，于是有了史诗、传奇和历史。文学这种活动方式，就是在人类的生命活动与生活实践中形成与成熟的，它是民间化民众性的艺术活动方式，随着文化的发展以及文人参与改造这种艺术形式，逐渐发展为高级的艺术活动方式。文学的“文人化过程”，是对文学的“民间化过程”的学习、借鉴与超越，但是，文人化艺术形式不会取代或消解民间化艺术形式，因此，文学永远是多层次多样化的艺术活动方式，它表达了全民族乃至人类精神生活的无限情感性与想象性。有了文学，自然就有关于文学的各种评价和议论，素朴的批评，往往表达的是喜欢与不喜欢之类的情感。在艺术实践过程中，随着文学经验积累的不断丰富，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就日益全面、系统和深刻，于是，逐渐形成关于艺术和思想的深入系统的解释。布莱指出：“它存在着，可以被穿透，可以被跑遍。它朝着一系列的洞穴开放，这些洞穴个个不同，又虚又实，其中，回响着对于存在的同一性排他性的肯定。深入者不仅要离开对象的世界，还要离开他自己的人格，因为思想一旦成为思想，就想独处，不能容忍任何陪伴。”
自从有了文艺创作与接受这种独特的精神活动方式，智者们开始关心它的发展，它的变化，它的自由创作问题，同时，开始探讨它的精神根源、心理特征和社会文化功能，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旦形成，就有了关于文艺的批评，这是文学社会化的必然结果。文学创作与接受，一旦成为社会化活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活动，必然成为“共同性的文化价值创建活动”。文学需要批评，因为文学创作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独特的心理过程和特有的审美目的和审美效果。如果没有批评，文学也就意味着没有读者和观众；只要有读者和观众，就必然会出现文学批评活动。文学批评与文学是血脉相连的，因为文学与文学批评本身，就是相互交流促进的精神活动。在文学的原初阶段，文学创作者往往需要批评者，因为对于创作者而言，他需要倾听批评的声音，以便改进自己的文学创作，与此同时，对于创作者而言，他本身就是欣赏者和批评者。作家在对前人作品的研究和欣赏，实际上，就是在不自觉地运用批评。但是，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成为相互独立的精神活动之后，他们应有共同的生命价值追求与精神信念确证。对于创作者而言，他对作品的批评往往是双向展开的：一是“考察作品的艺术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能对作品的艺术性有其精到的感悟，特别关心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因为好的艺术表现手段往往会给创作者带来灵感，促使他能够自由地表现生活的美感与价值。二是“考察作品的思想性”。对于创作者而言，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以什么样的思想态度去评价生活本身十分重要。许多创作者对于前人作品的批评，与其说是公正地评断作品的优劣，不如说是到作品中去寻找创作智慧和创作灵感。对于创作者而言，他对自己喜欢的作品往往情有独钟。作家不必“无度地”去阅读作品，因为“在无边的阅读中”可能失去自我的创造性，实际上，作家更“钟情”他喜爱的作家作品，这能够直接激活他的创作灵感，因为创作者的批评是建立在创作借鉴、创作智慧和创作灵感寻求的基础上。创作者有其批评的眼光，接受者也有其批评的眼光；对于接受者来说，“批评”，不是为了创作，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判断作品的价值，以便在文学的历史中给作家作品定位。正如前文所言，接受者的批评有职业与非职业之分：非职业批评家，对待作品的态度，主要以个人的喜爱程度为标准。职业批评家，则必须找到共通性“审美尺度”，对不同作家作品形成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价值判断。批评家不会简单地表达个人的爱憎情感，但批评家的价值立场，往往直接影响他对作品的肯定或否定评价。
批评是必要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因为没有批评，文学很难进步，当然，没有文学，就谈不上批评。批评具有一定的依赖性，因为作家也需要批评，但是，批评对于作家而言，可能产生两种积极效果：（一）“个人的写作，通过批评的评价可以引起社会的真正关注和重视”。如果是肯定性批评，又能深刻地揭示作品中蕴含的深意，创作者就如获知音。谁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社会的真正关注，即发生社会性作用，有人接受它，有人评价它，这本身就是对创作价值的评断，这种批评可能“激活”作家的创作。（二）“个人的创作缺陷，也可以通过倾听他者的声音而引起创作者重视”。批评者的视界，往往比创作者显得更开阔，因为创作者有时只欣赏自己或同类的创作，对于不同风格不同作家的作品，往往缺乏公正的评价态度。批评者则不然，他们往往在比较中确立作家作品的独创性价值。对于作家来说，创作局限由个人的才能、性格和思想所决定，而且，对于大多数作家来说，他无法超越个人的创作局限，必须不断加以克服。作家通过倾听他者的批评能够有意识地克服自我的“创作局限”，因为创作毕竟不是为自己而写作，作品也不是只留给自己阅读。创作必然要形成社会性文化性交流，因而，听取批评的意见是很重要的。问题在于，批评的意见往往很难被创作者接受。当然，批评者的批评，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思想与艺术合理性，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批评者有其个人的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前面已经谈到，“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创作而是为了进行价值判断，批评者的价值判断，必有其“个人性立场”。不少人关心这样的问题：即批评家的智慧与创作者的智慧是否对等？如果批评家的智慧逊色于作家，那么，作家很难心悦诚服地认同批评家的批评；如果批评家的智慧高于作家，那么，作家又无法领悟批评家的智慧。只有在创作智慧和文学批评智慧对等的情况下，创作与批评之间才能达成双向交流。创作与批评之间，常常发生精神取向背离的情况，因为“批评家”受制于个人的精神局限，容易武断地去评价作品。例如，从时代性的政治伦理观去评价作品，往往让作家愤怒，因为作家的创作源于生活真实，而且，在生活真实向艺术真实的精神转换过程中，有其自身的精神尺度。批评家一般站在社会伦理的立场上发言，要求作家表现美好的事物，但是，对于作家来说，他必须忠实于生活真实和生命真实。例如，****或****问题，在一般社会伦理方面属于禁忌回避的话题，但是，许多作家却总喜欢突破禁忌，大胆地表现人的“生命原欲”。这种“生命原欲”的表现，虽源于生活真实，但不符合社会伦理禁忌。站在社会伦理的立场上，批评家反对作家过分地表现人类的“生命原欲”的粗野和原始，自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批评，无法与作家获得精神上的一致。在艺术性判断上，作家与批评家不至于太冲突，在思想性判断上，作家与批评家常常水火不容。
这就导致了批评家与作家的紧张关系，批评家从正价值的角度去认识作家作品，大多数作家表示欢迎，也有少数作家不以为然。他们只希望自己的作品被阅读，并不喜欢批评家对其作品“实施解剖手术”。自古以来，作家与批评家为友的佳话，似乎并不多，作家与批评家为敌的情况，倒是很常见；不少杰出的作家极端厌恶批评家或蔑视批评，这在西方文学史上特别明显，不过，作家与作家之间的相互欣赏与相互激励倒是很多。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为什么会形成思想的紧张关系？首先，“批评家未能真正理解创作者的创作”。无论是思想判断，还是艺术判断，批评很难说到根本问题上去。这种情况确实存在，批评家一般喜欢带着观念和原则去评价作品，而不是带着创作悟性去评价作品；外在的观念和原则与作家的创作之间，常常有分裂，因而，作家的创作无法获得批评者的真正理解。其次，“我所创作的优秀作品，根本就不需要批评家的解释”。无论你解释与否或批评与否，只要作品在，总会找到属于它的读者。从根本意图上，作家更偏爱狂热的读者而不喜欢挑剔的读者。有的作家更是极端地认为，“批评对作品本身的存在毫无影响，所以，我不需要批评的解释”。有的作家，则强调批评家必须是艺术家，甚至据此提出：“批评家就是艺术家”。在他们看来，批评家必须是艺术家，才能进行真正的批评，所以，出现了下列情形：作家不在意批评家的批评，但非常在意作家的批评。作家的批评，常常从艺术性和生命体验出发，基于艺术智慧和思想智慧两方面进行体验判断，而且，更能理解创作者的个人独创性，因而，作家之间能够获得深刻的同情或理解。作家的批评，更多本源的思想体验，更少纯粹科学的批评规范。
这种局面的存在，对批评家来说，是很尴尬的一件事。不少批评家深刻地解释了一位作家，但往往不被作家理解，在作家看来，批评家都是“寄生于”作品之上的言说者。难道批评家的角色真的只能在作家背后说话？无疑，批评家不会心悦诚服。从思想意义上说，“批评家”，必有其优越感，特别是那些人文科学思想方面有高深智慧的批评家，能够从跨学科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从作家的创作中，发现作家本人也发现不了的东西，这给批评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证据。批评家相信他对作品的评断是智慧的，因为批评家往往在历史思想文化大视野中“说话”，在每一审美判断中，融入了人类精神文化的智慧，与此同时，批评家也看到，作为自由思想的批评家有其自身的优越智慧。批评家为什么总在作品背后发言？批评家认为，批评完全可以独立地进行文学宣言，正如作家不理解批评那样，批评也完全可以不理会具体的作家作品。批评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言说”获得批评的独立地位，正因为如此，不少批评家厌倦了就具体作家作品进行评论。从文学的总体性中，批评家找到了自己的审美言说方式与思想言说方式，因而，批评家与作家，作为文学艺术活动的“双驾马车”，很难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于是，他们希望“各行其道”。大多数批评家，还是希望针对作品说话。一部重要的新作品发表，必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批评文本和批评家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直接推动了作品的接受，实现了作品的时代价值。至于作品的精神价值，有时并不是这种时代性批评所能涵盖的，因为立足于当代性立场的批评很容易失去它的历史性认识价值。那么，作家希望什么样的批评呢？自然，希望有真正能理解作家作品的批评。这种理解是非常难的，因为“知人论世”并不是一件易事，所以，批评家不能“随意地”评价作家作品。批评家希望有什么样的批评？他们希望，能最大限度地体现个人智慧和文化智慧，这类批评，显然，要超越具体的作家作品之上。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内在困局，也是批评家与艺术家最内在的思想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