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一大批学者重新关心国计民生，探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鲁迅、章太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徐复观乃至胡适重振中国学术雄风。“五四”时代，终于酿成中国学术的又一繁荣期，大批进步学者重新担当起救国救民之重任，于是，学者之本有使命，在“西风东渐”的形势下重新得以重视。当代学术的歧途，在于对学者的使命之忽视，真正的学者必须担当起“学者的使命”，对此，费希特指出：“学者阶层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视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并经常促进这种发展进程。”“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阶层皆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担一切，敢说敢作，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这种对学者的使命的理解，出自健全的精神，学者应忠于这种健全的精神。学者的使命，首先在于探究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因而，学者对真理的探求应有求真求实的精神，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弄虚作假，这需要付出全部心血和精力。其次在于服务社会，学者掌握了一门知识，不是为自身谋生发财的捷径，而是为了服务于社会。
学者的知识，不是为了耀武扬威，实行学阀统治的资本，而应是探寻真理，启蒙真理的工具。如果这种使命沦丧，学者就有可能发生根本的异化，学者应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类，推动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探索真理，不仅为了启蒙，而且为了审美，不仅为了自由社会的建立，而且为了建立健全的精神、人格和灵魂。人文学者，必须领悟到生命的真谛，呼唤良知、自由和现代美学精神。
余秋雨的散文，显然，出自担当学者使命的自觉。对于文史学者来说，不可能提供富国富民的经济战略，不可能提供治国治民的法律对策，也不可能提供抵御列强的政治战略，但是，文史学者又有其特殊优势，它可以通过忧患意识、生命慧悟、历史沉思而强化并唤醒民族意识、自由意识和团结意识，这种呼唤，这种启蒙正是人文学者所应担当的使命。对于文艺美学工作者来说，给人们提供审美的精神食粮，传播美的自由意识，呼唤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抒发生命深处的潜意识力量，正是学者本有的使命。除了在《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的创造工程》中传播审美意识、文化意识和自由意识之外，余秋雨还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他自觉地担当起学者的使命，这种思古之幽情，特别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怀古伤今的散文之中。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道士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人想到民族，把这种人视之为“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我好恨”。一段历史，便动情地再现于余秋雨笔下，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致的抒情，“它们为观看者而存在，它们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说：“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抑扬、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这种抒情本身，显示出中国学者奇特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
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河，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文人之俗步，但毕竟体现了学者的一许纯情和执著，所以，他到了“柳侯祠”，发抒出下列感叹，“唯有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余秋雨的心灵，在历史长河中徜徉，遇英雄如遇故交知己，遇失落文人则体会其伤心履历，把伤心之泪托付古人。例如，在《都江堰》中，他忽发奇想，“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必须承认，余秋雨对贬官文化和贬官文人之诗词的体悟，有其独特之处，“贬官失了宠，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写出了余秋雨对这些没落文人的逸闻趣事之称赏，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此，当我们体味“天底下的名山名水大多是文人鼓吹出来的”，不必对文人的没落过于凄凉，因为底层的真实仍被掩盖。是啊，“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他的《白发苏州》和《寂寞天柱山》，仍是基于这种怀古伤今的感叹。文人的命运多艰，文人的生命可悲怜，他们那点闲情逸致，无法掩饰学者文化的透骨的悲冷，而少有那种“地火在地下远行”的决裂。《风雨天一阁》，把中国学者的悲悯和藏书的意义作了极致的发挥和赞美，但余秋雨似乎还未究尽这种藏书的负面本性。余秋雨的怀古散文，较少赋予某种历史空间以当代意识，而更多的是倾注历史意识，倘若没有历史事件的撑持，便失去了依靠。访古，寻古，探古，是余秋雨散文的命脉，他提供了自然空间所无法承载的历史空间，“秀丽山水间散落着才子，隐士，埋葬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后的空名。
天大的才华和郁愤，最后皆化作供后人游玩的景点。”“景点，景点，总是景点。”就这样，余秋雨从西南写到东南，从远古写到当代，从家乡、上海写到海外。每到一地，他有游兴，亦有文兴，他托身历史，寻找撑持，抒发内感。余秋雨的视野，在历史空间和现代空间中寻找和搜索，力图在历史空间寻找当代空间，但最终总是在当代空间中看到历史空间。余秋雨的全部精神意绪，在这种历史村落、文人墨客、弱女怪才、莫名悲哀、莫名感叹中流转，由此，可以体悟余秋雨的语言功夫，句法功夫，结构功夫和立意功夫，然而，在这种功夫之外，似乎隐隐地发现了缺少点什么。那就是，余秋雨时刻面对着历史的生命，他与真实的生命还“隔着三层”。历史空间，个人情感空间，易于形成封闭的空间，确定的有限性空间，艺术作品应该提供的，不仅是历史空间，而且应是当代空间，是不确定性的无限的空间。自古文人独喜怀古抒情，面对祖国河山，文化遗迹，峻青、秦牧喜欢怀古抒情，余秋雨亦喜欢怀古抒情，余秋雨是否真正担当起了学者的使命？他担当着，但似乎缺乏决断的勇气。
5.3.4学者散文在文化思致中寻求生命的负重与理性尊严
学者散文的潜在危机，源于中庸之道，源于知行不一，学者的灵魂是孤寂而痛苦的。与作家不同，学者必须死守书斋，只能偶尔检阅人间春色，知识的探求，当然少不了田野作业，万里考古，但最根本的方式，还得守住实验室和书斋。思想可以在火热的生命战场得以锻炼，但更本原的方式，还是出自心灵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中国哲人历来强调，思想“惟于静中得之”，学者们爬梳古籍，辨别真伪，选材立论，来不得一点苟且，因此，学者的生命空间受到限制，一地，一校，一舍，几个密友，一群学生，一堆杂书，打发着学者的生活。正因为这种空间生命的逼仄，他们的视野总是投向历史。不担当历史，人会变得浅薄，担当历史，人又会变得迟重，这是无法克服的矛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学者们由青春激越到老当益壮，思想逐渐变得稳健，趋于坚信“中庸之道”。所有的过激行为，在历史中并未有好的结果；所有的保守行为，也并未使人们忘根忘本。学者愈是深入历史，愈是感到历史的惊人相似；愈是洞悉历史，愈是惊奇于历史的伟大；愈是批判历史，愈是感到历史的循环往复和生命轮回。于是，只好担当历史的宿命，认同学者的生存策略。激情的衰退，使学者趋于“中庸之道”；学者固守“中庸之道”，使艺术趋于死亡；学者散文虽在形式上臻于极致，但因思想保守又易于趋向死亡。学者散文的死亡，与这种潜在的思想危机有关，这是中国文人、学者、史官所无法走出的怪圈。由于激情的衰退，现代学者散文的分化之途有三：一是趋于火热的现实斗争生活，二是趋于历史的凭吊和自然的踪迹，三是趋于个人闲适生活的孤情雅趣。
鲁迅散文当属第一类。无论是《朝花夕拾》，还是《野草》，无论是《热风》，还是《且介亭杂文》，横亘其中的，是不屈的精魂，充实着中华民族的硬骨头精神。谈古论今，借古讽今，是鲁迅散文之一途。对个人生命历史的记忆，对青年烈士的记忆和歌颂，皆洋溢着无比的激情，这种散文有着真性情，真精神，有着满腔的赤诚。鲁迅散文，代表着现代散文的最高品格，这种散文精神，在张承志的散文艺术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张承志的散文的忧患精神源于生命本身，人行天地之间，出入高山大河之中，往来于底层民众之间，自然有壮烈的生命激情和无法抑制的冲动，这是青春的力量，放射着当代散文最奇美有力的光辉和强力意志。
文人雅士之散文最易趋向于第二条途径，即追寻自然的踪迹，走向历史的凭吊，这在现当代学者散文中也放射出奇美的光彩。中华民族独有的灵性、智慧与和谐精神，充实着这种散文的内在精神，有人把这种散文视之为“消解亚细亚痛苦”的典型模式，在我看来，这种消解是必要的，它平衡着内心的痛苦，抚慰着内心的精神创伤，呼唤着心灵独有的情感力量和道德力量。这种散文，实质上是学者散文的通途，他们热爱山水自然，纵情山光水色，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俞平伯、废名、沈从文皆为它写出了许多奇美诗章。虽然从这些山水散文中体会不到神的恩典，但是，在这种性灵散文中，时刻能感悟到那种无处不充满神性的自由精神。这是道家的自然和佛家的自然，亦是儒家的自然，“山川大地，无处不佛”，这种佛性和神性源于生命深处的自由精神。现当代学者，把最深邃的感情，皆献给了这奇美的山水，这种山水抒情，曾在峻青笔下焕发过奇光异彩。与这种自然抒情相对应的，便是历史抒情，他们登高眺远，怀古伤今，“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种强烈的生命意识融于历史意识之中。如果说，斗士散文，诸如鲁迅、张承志的散文给予人们奋进的力量，那么，名士散文则给予人们以自由的启迪和情感的抚慰。“是真名士自风流”，名士风流，源于真性情，源于妙赏，源于慧心，源于生命自由，源于放达和乐观，代表积极的中国文化精神。学者散文的第三条途径，则在于对个人闲情逸致的风流自赏。这类散文提供了生活风范，这种生活方式，乃是许多人所向往的极境。林语堂的幽默，梁实秋的箫心，徐志摩的醉情，皆极为令人欣赏，他们的生活代表了闲适优雅之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学者安逸生活之极境，这种散文，在过去和现在极有市场，沈复的《浮生六记》，李渔的《闲情偶寄》，便是实例。现当代学者沉醉于表现这种甜蜜生活方式和闲情雅致的作家并不少，他们为当代提供了贵族生活范本与名士生活范本，琴棋书画，美女侠情，鸟兽虫鱼，一枝一叶皆关情。在和平安逸举世狂欢的时代，这种生活实在是美的自由之境，但在多灾多难、贫富悬殊的时代，这种散文不免令人妒嫉和艳羡。谁不希望暖室生香，谁不希望娇女伴郎，但这只是个人生活的理想。如果学者散文仅仅满足于描写这些，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使人产生甜得发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