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3生存的艰涩体验与苦难叙述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莫言的叙事话语所创造的系列浮雕形象，构成了本真的原始乡村的生存图像。从莫言的叙事话语中，可以获得这样启示：即不得不面临生存问题。对于作家来说，生存问题，更是他所关心的中心，他所关心的生存问题，不是从生存哲学的观念出发，尽管他对生存境遇的描述蕴涵着生存哲学的全部问题。作家面对的，是复杂无比的个体与群体生存图像，作家不堪这种生存图像记忆的重负，于是要发泄和表达。生存者的生命境遇，对于作家来说，总是具有内在的亲和力，他在你之外生存，可能介入你的生活，干预你的生活，也可能与你的生活毫无关系，只是陌生者。作家一方面要面对他所熟悉的人：亲人、邻人、熟人，另一方面又必须面对陌生的人：路人、过客、萍水相逢者。活着的、死去的、人的生命历史，人的生命处境，全部构成作家的思考中心。作家对于生存图像的记忆，可能是亲历的，也可能是想象的，没有这些图像记忆库，他是无法雕塑语言形象的。生存图像记忆本身，构成了作家创造的依据，当然，仅有这种图像记忆是不够的，对于作家来说，写作本身包含着对生存图像的反思。
在生存图像的反思中，作家就自然有了创作的选择，有了自己的偏爱，有了自己的模型。所憎和所爱，在作家笔下的人物图像中，一笔一画中潜隐着和显露着，记忆与反思，如此深刻地表现了生存的真实，从而使作家洞察到生存的本质。有的作家倾向于含而不露，不让生存评判话语出场；有的作家倾向于反思体验，把本真的生存境况予以评判，这大约是重感性与重理性的创作偏向。昆德拉就是把理性置于感性之上的作家，本真的生存图像，在他的反省性体验和自言自语的表达中获得了哲学穿透力，因此，富有哲理的生存体验与理性句法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体验人的感性生活，外在的生理感觉全部处于被动状态，通过内在的自省意识主动揭示出生存的异化和悲哀。“人们通常从灾难中通向未来，用一条拟想的线截断时间的轨道，眼下的灾难在线的那一边将不复存在。但特丽莎在自己的未来里还看不到这样的线。只有往回看才能给她一些安慰。”在莫言的生存体验和叙事句法中，见不到这样的反思语调。莫言远离这种理性思辨，他对原初生存状态中的一切唯有记忆和描述，充满无限的体验和情感，他不能把这种生存图像记忆和生存哲学体悟搅混在一块儿。他忠实于原初的记忆，能把原初生活样态中的人与事惊心动魄地还原，他就心满意足了，在他看来，像那些质朴而又豪勇的人一样无畏地去对待生活，而不至于像有些人那样矫情和怯懦。这是质朴的写作观，也是情感体验式美学观。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他并不重视语言叙事的理性质感，毫不奢求几个乃至几段生存哲学句法来填塞感性的空间，而是重视语言的感性质地，生动真实地再现原始乡村的人物，因此，生存图像的记忆，在莫言的叙事中是真切丰富和充实的。
他的话语中没有干瘪的平面人，他的叙事话语，很难放置到别的生存状况之下。他的人物图像，唯有在高密乡这块土地上才能找到依托，在莫言那里，没有虚构的理想人物，理想的人物，就是他的祖祖辈辈的坚强不屈的豪勇乡亲。“无畏的品格”，是莫言叙事图像中最推崇的生存气质。在莫言看来，在人类生存法则中，如果没有这种大无畏的品质，生命一定萎琐而卑贱；一旦人具备了这种大无畏的品质，就显得豪强而有生命力。活着，就要这般顶天立地；活着，就要这般无惧无畏。作家所要表达的，往往是极简单的道理，并没有艰深的哲学玄思。生存有了无畏这一品格，自然就有数不尽的风流，莫言正是以此出发去建构他的高密乡那片独立的生存世界。他选取的是两个基本的单元意象：一是高密乡亲与日本鬼子对抗时的大无畏精神，一是在饥饿和苦难时代乡亲之间的争战。前一单元意象，构成了莫言话语的叙事主调，如果把莫言作品系列连缀起来，不仅看到了强壮的男性世界，而且看到了强大的女性世界。
《红高粱家族》中有男有女，男性的大无畏固然可敬，女性的英武豁达亦令人感动不已，余占鳌，“我爷爷”、罗汉大爷、抬轿的汉子强壮而又野蛮，朴直而又勇敢。《食草家族》中则是另一情调，《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中的汉子，对腐败现象的嘲讽和痛斥构成新的叙事格局。与红高粱家族相比，这些生命状态过于压抑和萎琐了，即便是愤怒，也缺乏燃烧的力量，莫言笔下的女性丝毫不比男儿逊色。这在《红高粱》中有所展露，在近期的《丰乳肥臀》中则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上官鲁氏面对日本鬼子，可以称得上大无畏；面对生育的痛苦，可以称得上大无畏；面对众多子女的命运，亦可以称得上大无畏。“大无畏”，构成了高密乡人的基本生存信念，在莫言的叙事世界中，这些大无畏的人，不需要任何同情和怜悯，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同情和怜悯，唯有依靠自己的挣扎与斗争。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战胜邪恶、苦难和压迫，在土地上生长的人们，崇拜的是力气、胆量，他们以生命作为赌注，与一切脏污、邪恶和苦难搏斗，这种无畏里可能还有忍受的因素。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他们所期望的，是如何在苦难的缝隙中求得生存！莫言的叙事，感悟到乡民这样生存信念，应该说是准确而真实的。
对于乡民来说，他们并不反思过去，过去只是老人的话题。他们把握的是现在，不饿死、不让人欺侮到头上，依靠自己的本事，得到应得的一切。他们不在乎未来，未来是他们正在走着的路，这道路如同生命一样是前定的，只要不死，就得在这条道上走下去，为子孙挣一口饭吃。无畏是对苦难的泰然处之，无畏是对苦难的接受与挑战。无论是官僚，还是日本鬼子，在莫言叙事话语中，皆是可以反抗的对象。莫言相信，一旦把乡民逼急了，只有拼命一搏，莫言所叙述的，就是这些原初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系列生存图像的雕塑中，莫言把最浓彩的笔墨给了“我爷爷”、“我奶奶”、“我姐姐”。请看，他在《丰乳肥臀》中的一段描写：“大姐毫不犹豫地解开衣扣，袒露出她的精美绝伦的****。哑巴的眼睛陡地直了。他的下巴抖得好像要掉在地上，掉在地上跌成碎片，大的如大瓦片，小的如小瓦片，失去了下巴的哑巴模样骇人欲绝。”莫言，就是通过这样的震惊效果的描绘，写出了高密乡男人和女人的无畏，无畏是莫言叙事话语的主调，与此同时，莫言的叙事话语中对怯懦也有出色的表现。在莫言所雕塑的生存图像中，怯懦的形象也是触目惊心的，生活并不总是造就英雄好汉。杀人越货，豪勇坚强，杀敌护家，一言九鼎，叱咤风云，毕竟只是部分人的英雄行为，这是强者的生存图像。在广袤的乡村，更多的是怯懦者的形象，怯懦不只是体力的弱小，也是精神的疾病，与强者相比，怯懦既是卑贱的顺从，又是身心的屈辱。在莫言的叙事话语中，有两种怯懦：一是弃儿的怯懦，一是愚钝的怯懦，这两种怯懦都是以丢失人格，放弃人格为特征。莫言在表现弃儿的怯懦时，以冷峻的笔调，写出了令人恐惧的生存图像，黑娃这个后娘养的孩子，衣不蔽体、浑身泥污、瘦骨嶙峋却又不得不到水利工地上砸石头。漂亮姑娘对黑娃的同情和小铁匠对黑娃的作贱，构成鲜明的对比，当他偷萝卜被抓时，他的木然，当他在小铁匠的炉铺被踢时，他的无声，莫言都作了生动而详细的叙述。
莫言表现了卑微者的怯懦，一切都承受着，这是弃儿的怯懦，还有愚钝的怯懦，艰难的生活把人变麻木了，他们在恐惧、残暴面前变得麻木、顺从和忍受。日本人枪杀中国人，在许多电影电视中所见到的生存图像是：无辜的怯懦的人们，一片片在敌人的枪弹中倒下。杀人者的残暴和疯狂与被杀者的怯懦和迟钝，使生存图像变得昏暗而又压抑。莫言的叙事话语尽力减弱这种怯懦的生存图像之描绘，他以顽强奔放的生存图像拼命挤压这种愚钝而又麻木怯懦的生存图像，所以，他的叙事话语的质感和力感才得以显现。萨特曾指出：“诱惑不假设任何语言以前的形式，它完全是语言的实现。这意味着语言能完全地，并且通过诱惑一下子被揭示，为表情的原始存在方式。不言而喻，通过语言，我们理解到的是表情的所有现象而不是派生的和次级的流通的话语，这话语的显现能使历史研究成为对象。尤其是在诱惑中，语言不追求使人认识，而追求使人体验。”在莫言的生存图像之刻划中，正是处处显现这样的诱惑。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在莫言的创作中，他极少受到理智的干预，只忠实于自我的感觉和记忆，对于生存图像的揭示就是如此。对于莫言来说，高密乡民曾经这样生存过，这样生存方式有为他所欣赏的地方。在莫言的叙事话语中，唯有这样惊天动地活着，生命的各种强烈欲望才能得到彻底释放，生命的潜能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生命的悲壮感才能色彩鲜明地显示出来。莫言所渴望的，就是这样感性的生存世界，对于他来说，与故乡的高粱、土地、大豆、树林、枯河紧密相连，与父老乡亲同悲欢也就足够了，他相信感性的偶然性和历史性，而不相信理性的必然性和神圣性。他没有过高的生存理性和生存信念，有的是强烈的生存意志，在生存意志的表达中，他让人们领悟到体验到原始生命的强大，仿佛因此而实现了自我的全部创作使命。与张承志、张炜和韩少功相比，莫言的叙事话语缺乏的就是理性力量，他把作品的感性力量加强到了极致。所以，他的作品能给人带来狂欢，却不一定能带给人们沉重的思索；他的语言，能给人们留下强烈而又悲壮的记忆，却不适合让人们反复吟味，体味其中的某种神性。对于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生存方式和死亡方式，理性是多余的，莫言崇拜的就是感性，崇拜的生命就是冲动，这一切在他的叙事话语中都实现了。
6.2.4野性叙述的审美极限与生命自由意识的愚昧沉睡
由于莫言以感性冲动代替理性冲动，结果，在莫言的叙事话语中对传统价值观念、生存理想、生命原则和道德尺度进行了一场真正的颠覆。价值消解，成了莫言叙事话语的必然归宿，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价值建构是必不可少的。价值观或内在的信念，是他行动和赖以生存下去的依据，一旦人们受价值观支配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般说来，这种价值观念是千百年来圣贤先哲所不断确证和捍卫的真理，诸如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大公无私，英勇无畏。对于真正的价值观而言，总是以善为最高价值取向，而对于恶，则有着本能的反抗，抗恶、拒斥恶，与恶搏斗，往往被视作英雄的可贵品质。
在日常话语中，英雄是指那些英勇无畏，勇于为民牺牲的人；土匪是指那些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强盗流氓；无赖则是指那些地痞，因此，在文化语境中，向来把英雄、土匪、无赖的界线划得清清楚楚的。实际生活怎样呢？在英雄中确实有那些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为民牺牲的人。然而，在有些英雄身上却又带些土匪气和无赖相，因为他们并不总是受理性支配的自由人，而是受感性驱动的平常人。同样，在一些土匪和无赖身上，可能也有些英雄本色，因为他们也可能在主持正义的场合挺身而出，这大约就是日常生活中人的复杂性格。对于莫言而言，他所忠实的，就是这样一些原生活状态的人，忠实于这样一些感性的人，而很少正视那些理性的自由人。对于大多数理性主义者来说，英雄或自由人应该是那些富有理性的人，正如斯宾诺莎所言：“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在斯宾诺莎看来，自由人就是纯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他不受畏死的恐惧情绪所支配，而直接地要求善，他要求根据寻求自己利益的原则，去行动、生活，并保持自己的存在，这大约是哲人的大无畏，这是源于理性的力量而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莫言极力抗拒这种理性的评判，向往和崇尚的是生活中的惊心动魄，想爱就爱，该恨就恨，想杀就杀，不平则鸣，可以为欢乐或恶作剧而把生命的潜力在游戏和狂欢中释放，他们可以为美人而不惜冒险乃至牺牲。战斗、死亡、放纵、****、撒野、骂人、打架，全在感性的本能的生命意志之支配下，因而，他们的行动就不可避免地有些凶残，总之，莫言力图从本原生存状态上去表现人的行动，而放弃任何价值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