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启蒙思想，在杂文和小说集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鲁迅相当深刻地批判了奴隶制度与奴隶文化，他对国民性中的奴隶道德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从尼采的思想出发，他主张主人的道德，而反对奴隶的道德。在民族文化传统批判或人性批判过程中，鲁迅非常关注的是“改造国民性”问题，国民性是如何形成的？国民性可以改造吗？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成功了吗？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在我看来，鲁迅的国民性改造并未获得成功，那么，鲁迅是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一方面，他通过杂文的方式，正视国民性弱点，试图让我们从丑陋的国民性中觉醒，另一方面，他通过小说的方式，刻画国民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刻画****文化的代言者。应该说，鲁迅的丑陋中国人的批判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深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美丽与骄傲的幻想之中，鲁迅让我们真正地正视自己的文化与生活。
那种自我构造的虚幻的封闭的中国美丽形象在开放的文化性视野中倒塌。如何改造国民性？国民性就是民族的性格外观。必须承认，中国的家族本位主义思想极其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它削弱了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思想，因而，中国普世价值的建立是以个体或家族为本位的，结果，文明的一切律法，有意无意地保护着神圣家族和普通家族的利益，这就使得文明生活中的人并不在意自我或家族之外的他者。个体或家族处于价值的核心地位，普世的生命价值律法就不能真正建立。鲁迅的模糊的民族国家观念，还停留在文学的情绪思考与表达之上，并没有意识到法律重建的必要性，当然，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需要人的实践。事实上，许多次优的法律，在中国往往得不到真正的实践，所有的法律实践，在私情或权力、金钱或利益面前，容易变得不堪一击。执法者违法，违法者避法，结果，法律的正义得不到真正体现。改造国民性，确实需要公民观念或自由观念，但仅仅停留在文学想象中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的真正重建才能完成。国民性的改造，不是精神生活自由或理想生活实践的问题，而是政治法律制度的真正建立和真正实践问题。当自由平等观念只是空洞的理论时，当民主人权只是理想的价值原则时，国民性改造只能是空话。真正的国民性改造，就是恢复人的真正法律权利，恢复人的自由平等信念，恢复民主社会的生活形式，改造国民性，仅有国民性的批判是不够的。
通过正视丑恶，揭露丑恶，让我们觉醒，让我们震惊，应该说，鲁迅的作品，在百年中国起到了警醒震惊中国人的作用。我们不否认，鲁迅批判的国民性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想改变这种劣根性，或者说，无法改变这种劣根性。从鲁迅的作品，我们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生活与民族精神形象的耻辱记忆，“阿Q”，就是我们民族的自贬性的耻辱记忆。鲁迅的启蒙，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必须追问这是谁之罪？阿Q之罪，不是他自己的罪，而是统治者的罪恶，问题在于，我们没有追问统治阶级的罪恶和耻辱，却追问个体平民的罪恶。在中国社会生活中，鲁迅强调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因此，应该从鲁迅出发，从新的意义上重新评价国民性改造和现代文学的启蒙。我们不仅要有丑的启蒙更需要美的启蒙，只有美的启蒙与自由的启蒙，才能真正造就自由美好的中国社会。真正的国民性改造，应该是政治思想意义上的平等自由启蒙，同时，也应该是经济生活意义上的启蒙，即强调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强调经济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的决定性意义。文学意义上的启蒙与感性生活的启蒙，是情感的启蒙，情感的启蒙尽管重要，但政治经济法律生活意义上的启蒙才是真正的启蒙。由感性生活的启蒙走向理性生活的启蒙，这是鲁迅留给我们的任务。文学自然要担负自由启蒙的意义，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必须在政治经济生活意义上形成自由律法。“国民性批判”，不是艺术的核心任务；“国民性重塑”，更应成为文学艺术的特殊使命；国民性改造，既应包括国民性批判的内容，又应包括国民性重塑的任务。鲁迅在国民性批判方面不可谓不彻底，但是，在国民性重塑上，他并没有展示出特别的力量，这是因为人们只知道鲁迅的批判精神与反叛精神，并不知道他的博爱精神与公平正义理想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理想信念。相对说来，国民性重塑，就是要建立现代公民理想，现代民主法制理想，现代民主自由精神，现代人权观念，这是国民性重塑的关键。正如我经常说的那样，“无人愿意成为阿Q，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使国民成为阿Q”，因此，要根除造就阿Q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重塑新时代的自由公民形象，才是我们时代的文学经典最紧迫的任务。
第三节怡情的经典：狂欢化叙事与文明的大众审美趣味
7.3.1通俗是否可能成为经典？通俗文学是否存在经典性？
由于文学批评解释的当代性要求，所以，有关人类文明生活中的“文学经典”和民族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的理论证明，未能给予充分重视。民族文学经典或人类文学经典的价值证明工作，在当代文化学术视野中，更像是“文学史”的任务，而不是现代文学批评的任务。如果说，文学史解释进行的是历史性的文学批评工作，那么，文学评论解释进行的则是现代性文学批评工作。“面向当代”，这是现代文学批评寻求经典认识的重要思想立场，将金庸的作品视之为“文学经典”，是从“时代的经典”这一维度立论的。从“时代的经典”意义上说，鲁迅的作品标志着启蒙的经典所具有的价值，金庸的作品则标志着满足民众欢乐要求的经典所具有的价值，它是民间文学价值或通俗文学价值的具体体现。通俗的经典，自有通俗的文化精神，这种通俗文化精神未必是自由美丽的精神，但是，肯定洋溢着民族生活深处的至深欢乐。通俗文学艺术作品，以民间艺术接受为基本原则，就是要以“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作为创作取向。按照文学经典法则，有民间经典与文人经典；从民间经典意义上说，通俗文学，只要发挥了民间文学的纯粹价值，就能构成自己的经典性。在现代文学视野中，大多数通俗文学作品，皆不能成为经典，但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显示出通俗文学的经典价值，事实上，从通俗文学经典的意义上确证金庸小说创作的价值，具有重要的诗学解释学意义。金庸的小说作品，保留了中国民间文化自由想象的诗性力量，保留了中华文化的民间价值信仰，保留了大众文化欢乐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想象方式，因此，它具有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的经典价值，成了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经典。
如果说，将鲁迅和金庸皆放在经典的意义上加以讨论，这在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占主导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事件，那么，开放时代的历史文化已证明：关注社会与驰骋想象的文学，皆可能赢得人民的欣赏。鲁迅与金庸，标志着经典的两种价值意向，两种不同的经典观，构造了我们时代的文学经典意识。在自由的时代，驰骋想象或满足娱乐要求的经典观，可能比批判现实的经典观，更能得到读者的认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生活中，批判现实的经典观比驰骋想象的经典观具有更为特别的意义。从中国精神文化现代化的层面上看，鲁迅当然比金庸伟大，但这并不妨碍金庸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经典。“走近金庸”，并不是必要的选择，因为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的作家不乏其人，但是，金庸的确是现代通俗文学的重要标志，因为他从另类意义上建立了“文学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过去，在理解文学与人民之关系的时候，强调文学要理解人民的生活并表现人民的现实变革力量，即人民喜闻乐见的生命形象与生命情感，这种创作方向，通过真实地展现民众的生活来唤起民众的文学热情。实际上，还有通俗文化生活意义上的“文学与人民”的关系，即在民族文化历史中生活的人们，总喜欢沉醉在民间生活喜剧或民间英雄传奇想象之中，并由此获得快乐与审美的满足。不过，这方面的创作内容，在相对长的时期内被有意压抑和忽视，因此，民间文学经典的意义总是被遮蔽。在自由开放的时代，文学创作的思想禁锢和意识形态局限被取消，于是，源于民族文化历史情调的武侠小说，获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金庸的作品，就在这一思想文化背景下粉墨登场，更为重要的是，金庸不只是简单地复活了民族文学艺术中的叙述形式，而且以智慧、思想和想象创造了无数自由而美丽的生命形象，这样，他从民族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意义上获得了经典价值，并由此建立了通俗文学与人民大众的独特精神联系。
当然，也应看到，金庸小说的生命情调源于中国文化传统，不免有许多思想与价值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生命正义理想与文化人生价值信念相背离，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必要的思想警惕。金庸作品的经典性，经过岁月的磨砺，已经变成了无法否认的精神事实，在此，“经典性”，实际上就是民间接受的文学生命力，它不是仅仅依靠批评家解释所可完成的。被批评家反复解释的作品，往往是大众可能永远乐于接受的经典；为大众所乐于接受的作品，最终必然成为批评家解释的对象。文学经典，永远是接受者与批评者之间的解释学互动，是批评家对作家的思想理解，更是批评家对真正的文学作品的自由捍卫。走向民间经典解释，之所以成为趋势，就是因为他创造了社会大众的文学最爱。从民众意义上确立经典，比从批评家意义上确立经典，更能经受历史的持久考验，不过，对于“走向金庸”这种文化接受意向，可以从多维文化层面进行解释。首先，走向金庸，就是走向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古典民间文化的诗性想象。金庸的创作，不是面向现实中国文化生活世界，而是面对中国的历史的民间文化生活世界。在文化接受视野中，人们始终可以发现，凡民间的必定有生命力。民间文化生活有其独有的价值取向，它崇尚高贵而单纯的生命形象，也崇尚世俗而真实的生活原则。金庸将民间文化生活加以改造，既选择世俗的生活作为价值基点而进行理想生活提升，例如，《鹿鼎记》，又选择理想美好的爱情生活作为价值提升的重要方式，中国人所崇尚的武侠与勇敢的价值范式，在金庸的作品中得到出色体现。其次，走向金庸，就是走向中国民间生活的想象世界和侠义世界。金庸是通过自由的想象来展开美好世界，这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而且没有受到文化压迫的写作者的自由想象，这样的创作，在革命时代的中国绝难出现，只有在文化自由的政治背景下才能诞生。文学的经典性，不仅在于表达了生活的真实，而且在于表达了生命的自由理想与价值信念。第三，走向金庸，是对文学娱乐价值的独特反省和自觉思考。文学经典是需要读者的，如果经典远离读者，这样的经典就会失去生命力，当然，我们不能以一时的读者选择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文学的经典性，不能以一时的接受效果来判断，必须以长时段的接受效果来判断。文学的经典，只能在文学的历史流传得到评定，我们的时代有许多被艺术家高度评价的作品，但大多被历史所淘汰。时过境迁，时尚的所谓经典，就失去了生命艺术的魅力，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但缺乏持久的历史文化价值。文学经典必定是人们反复重温的作品，它能给予人们以生命启发，给予人们以自由的生命价值信念。文学经典必定是复杂的，也必定是简洁的，简洁的作品可以自由咏唱，可以不朽，如李白的诗篇，同时，也应该是复杂的，因为复杂而给予人类以无穷自由的启示。
文学经典值得永远思考，文学批评对经典的捍卫，实质上就是在捍卫生命的自由真理。批评对经典的认同，是批评家永远与真正的大众站在一起的证明，大众可能被欺骗一时，但很快就会从伪作品中惊醒。文学大众也许永远会上当受骗，因为他们对新作品的渴望必然使其失去自由的判断力，但是，文学大众永远在受骗中寻找文学真理和文学的经典价值。金庸的作品，能否最终成为经典，取决于大众的接受，因为大众在心灵中保护自由的作品是经典不朽的最高证明。只有在大众心灵中长存的作品才能永恒不朽，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最初的文学经典保护，皆是通过记忆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文本的方式保存。当文本保存方式成为文学的主流时，心灵的保护显得越发重要，“什么样的作品能够永驻大众的心灵”，已成为文学经典判断的最重要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