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4生命的淳朴：通俗经典叙述的生命教育与侠义教育理想
金庸武侠英雄叙事，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化层面上，最终，他的文化英雄叙事，总是落实到生命层面上来，对中国人生命本质的探究，是金庸小说尤为重要的方面。狂欢化叙事的喜剧性效果，只是金庸小说的表层结构；对中国人生命历史和生命意义的反省，才是金庸小说的深层结构。文学是观照人生的独特方式，金庸正是试图通过文学叙事达成人生教育。人生的意义总是被遮蔽着，只有不断地去寻求，不断地去体悟，才能理解生命的真谛。在金庸看来，对生命的理解，从文化意义上而言，不外乎历史的理解与思想的理解。前者是事实性理解，事实本身即足以构成人生警戒，后者则是智慧性理解，从不同的法门去理解人生，就会选择不同的生命方式。理解生命，存在着两个层境：一是“自我”，一是“超我”，前者往往局限于自身，背负家族之仇恨、父母之嘱托、门派之命运，总之要成全自我，这一自我成了家族历史和门派历史上的链条；后者则超越了自我，把个人与社会，把个人与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联在一起，寻忠贞正义之理，得天地之大道，求索自由生命的真谛。
金庸小说建构的复杂的生命世界，足以令人惊叹不已，在这里，可以讨论一下金庸小说的历史生命意识。他的生命意识，就是中华文化中最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念的自由表现，这是个体生命省察的重要时间向度，个体的命运往往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联。金庸小说叙事的历史背景大多为乱世，英雄生于乱世，唯有行侠仗义。生于乱世之英雄，往往又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这在金庸叙事中表现得很突出。金庸小说叙事，选择乱世也是具有警策性意义的，《射雕英雄传》涉及南宋、蒙古历史，这是大汉民族丧权辱国之时。金庸虽没有汉族本位论的偏见，但对乱世之英雄和国破家亡的感慨，显示了作家真挚的民族主义情感。《书剑恩仇录》、《鹿鼎记》，则涉及明清历史，大明江山的丧失，一些反清复明的义士中就有不少武侠者，这是孤愤之历史。统治者的残杀无辜和暴虐统治，导致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地寻求复国之道，杀霸主、杀皇帝、杀奸雄，成了武侠英雄的历史使命。《天龙八部》，则叙写北宋云南大理国朝代更迭之历史，通过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武功绝技。《笑傲江湖》，虽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但显然也是历史时代的虚化，金庸小说的历史意识很强，所以，他的武侠小说实际上是历史小说。金庸作品的经典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创造了极具民族个性和民族文化精神情调的生命场景和生命形象。中国民间，一向重视宫廷斗争和权力更迭，武林中人并不是超越之人，他们也有门派之争，荣誉之争，继位之争，权力之争。在错综的历史时空中，英雄与皇帝、英雄与将军、英雄与平民、英雄与反抗者之间的关联，就特别具有生命的启示。选择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命运，如何施展个人的才能和抱负，金庸虽未直接明言，但是，他的武侠英雄叙事中的人物，尤其是豪杰英雄，总是站在正义之立场上，那些助纣为虐者大多以悲剧性终场。只有站在民众一边的武侠，才会成为人们爱慕的英雄，这在几部涉及宋元史、明清史的武侠小说中，显得尤为突出。郭靖的大英雄本色，就在于他的正直和勇敢，就在于他的历史使命感；杨过虽然有些人格弱点，但仍未失英雄侠义者之本色。金庸所极力描绘的暗杀事件本身，不仅构成了激烈的戏剧性冲突，也是金庸叙事理念的明确指向性，因为武侠者的武与侠通常在古老遗风中就与暗杀权贵者相关。金庸小说的这种事实性理解，不仅有助于人们去了解历史本身，而且有助于培养人格自由精神。当然，武侠小说中的历史通常被歪曲了，与历史本身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但金庸小说在历史叙事的大时段方面总能与历史生活真实相一致。由此可见，金庸是注重历史材料的真实性的，唯有这种历史真实性，武侠英雄的豪情才显得真实美丽。
人们崇拜武，崇尚侠，这是民族力量强大的象征，唯有不怕死、无畏而勇敢的英雄豪杰精神才能保证民族的强大。武侠崇尚，实际上等于选择了一条激进的人生之路，金庸小说叙事，从未排斥过对武功的修习，因为武功修习也是生命之本。人生活在历史中，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历史相连，在民族历史背景中展开豪侠英雄，自然就显出文化生命象征意义。如果说，金庸叙事中的历史意识，局限于民族时注重“反”字，那么，他对门派之争则注重“仇”字。在民族压迫深重的时代，反抗是义无返顾之路，唯有反抗者、牺牲者，才是真正的大侠。金庸在叙述门派之争时，特别注重“仇”字，父仇儿报，师仇弟子报，报仇雪耻，是许多武林中人学武的动力。为了寻杀父仇人，他们学武更有动力，在门派之争时，门派总是互伤，在正教与邪教之争时，破坏更为惨重。人们要的就是复仇，要的就是至尊，不惜屠杀生命，在武侠小说和影视中，魔教中人往往杀人遍野，但为了突出武侠者，这种尸横遍野的惨剧，似乎微不足道，死者成了教派的牺牲品。对这一点，武侠小说中少有关注，但金庸总体上不过分描写血腥场面，更重视斗智斗力本身，这就使他的小说叙事的生命层境跃上一级。金庸颂扬的，不是那些复仇者，不是那些武功邪魔者，而是追寻正义的人。对于邪魔者，金庸很少采取宽容的态度，总要让正义者灭掉邪魔者，让正义者走向生命静思与神圣超越之道。金庸小说的经典性就在于，运用中国文化想象，建构了中华文明对自由正义平等的独特想象，焕发了中华文化独有的生命创造力量。
金庸对生命境界的理解，完全是中国式的，人们可能以为源于传统社会生活的生命法则，是反平等反自由反民主，其实，他只是运用了另一种想象方式重建了现代人对平等自由价值的坚定信念。金庸是相当重视生命境界的人，生命如果没有境界，就是浑浑噩噩的。金庸讲究生命境界，当然，金庸小说叙事中的生命境界，并不是他的独创。他的生命境界论，源于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选择，通常，人们喜欢从儒、道、佛的角度去理解生命境界，从儒、道、佛出发去理解中国人的生命境界，确实很有道理。例如，道家的境界，最后是无极之境，张三丰的“太极剑”，就显得神妙无比。佛家的境界是和而不争，宽恕仇敌，从而实现武林和平共处；儒家的境界是功德，建功立业，行侠仗义，造福社会。人总要有所追求，总要担当义务和使命，唯有担当起义务和使命，才能合情合理，所以，从孝道出发，父仇子报是正当的。师徒之间，仁义为重，就成了生命的大道理，金庸对人生的各种生命境界的描绘和追求，虽受到儒、佛、道的影响，但似乎不是源于某一家的学说，而是对这三家思想精髓的“诗意综合”或“形象重塑”。在他的思想倾向中，儒、佛、道的因素都有一点，金庸是相信生命层境的，重视生命哲学，是中国思想的基本传统，这种生命层境的递升，既不是随着年龄而递增，也不是因为胜败而升华。生命层境，是人在现实境遇中，在人生历史中不断领悟而实现的。生命的第一层境，总是功利层境，无论是豪侠的后人，还是普通人，一开始学武总有其目的，复仇者学武为了复仇，豪勇者学武为了功业，这样，学武一开始便处于功利之境。生命的第二个层境，必须超越第一层境，即学武为了行侠仗义，追求正道，维护正义，同时，学武本身是对人生精微的体察，对人世沧桑的领悟，对武学至境的追求，所以，第二层境就成了武学之至境。
生命的第三层境，即要在这一层面超越，有了至高的武艺之境，如果没有适度的理性和道德律令的话，就有可能行凶，相反，只有在正确的武德和武道的指导下，才能行善，行侠仗义，有益于世，这一层境，实为生命的自由之境。金庸不相信至高至境是无为之境，也不同情那种不管是非，超然独立之侠，如果真是那样，一身武艺又有什么用？不少人只达到了第二境界，唯有大侠，天地之豪杰英雄，才能达到自由之境。生命的层级或生命的境界就是如此，天理姻缘，是非善恶，绝非人力而为。金庸非常强调自然天成：无论是郭靖，还是石破天；无论是段誉，还是令狐冲；无论是张三丰，还是黄蓉，皆是自然天成，极为可佩。人生总是拘泥于世，佛家常谓人生有三害：贪、嗔、痴，金庸的不少作品，就是为了表现这些人生悲情。金庸力图调和儒佛道，形成了中国人应有的积极的人生境界，他的武侠叙事本身体现了对天地之正道、天地之大道的执著寻求，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
7.3.5在文化传统之中：通俗的经典与民间传说的再审察
金庸小说叙事，提供的是开放的历史文化空间，其文化包容力，其精神内涵，其叙事趣味，具有无穷的可申述性。金庸的小说世界，是无限扩展的艺术世界，其思绪，其诗情，其寄托，彼此贯通，构成了复杂玄妙的叙事迷宫。读金庸小说，你可以自由体验中国文化的精深博大，那么，金庸是如何把古老的中国文化的精微玄妙处表现出来的呢？金庸是如何充分表现中国人的事功志向、爱情理想和自由精神的呢？金庸小说叙事具有独特的自由抒情特质，这种自由抒情特质，是中国文化自由美丽的历史文化根源。
中国古典小说，在本质上是追求自由抒情的，它源于民间，较少受到正统思想理念的束缚，它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个性鲜明的形象，怪诞放纵的艺术想象，表达着底层民众的爱与恨、情与欲、力与美。它还具有教育和娱乐双重功能，在喜剧性叙述中，不仅烘托出辉煌灿烂的民间生活世界，而且形象地表达出民间朴素而纯正的生命良知。它可能包容着一些消极因素，但谁也无法轻视它在民间的强大生命力，金庸小说叙事正是禀承了这一文化传统。从《金庸作品集》，就可以看到，金庸小说的叙事智慧，从整体上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智慧，从总体上把握了中国民间文化的豪杰精神，因此，他那具有狂纵的自由想象和自由抒情精神的侠义世界，成了中国无数读者对传统文化深深依恋的自由表达。这个侠义世界，以悲悯的眼光写不出，以否定的眼光写不出，以仇视的眼光更不可能触之丝毫，只有以深情的热爱、浪漫而充满自由激情的理解，才能抒写出来。在金庸小说叙事中的所有特质中，自由抒情特质是最基本的思想价值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