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恩例授官
历代统治者在对南宗后裔进行宗子封爵之外，还加封各种官爵。孔氏南宗后裔正途出仕一般有两条途径：一为参加进士考试，二是入太学，成为上舍生，取旨授官。在取士过程中，孔氏后裔也备受优崇。具体又有以下优遇：一是特赐。这种特赐始于北宋徽宗时期。宣和四年（1122），徽宗驾幸太学，诏大臣曰：“先圣后有在学者，特赐进士第，当自今始。”于是赐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木进士第并上舍出身。南宋之后，历代承袭这一政策。二是增加入仕机会。由于孔氏后裔所拥有的特殊身份，每年皇帝入太学行“释奠礼”时，都要求孔子及先贤后裔陪同，其子孙则可破例进入国子监读书。康熙八年（1669）四月，“赐衍圣公国子监祭酒，以下燕各氏后裔，送监读书者十有五人，广国子监诸生乡试中额八名”。雍正、乾隆年间仍依照此例。进入国子监读书虽未被直接赐予官职，但却大大增加了孔氏后裔入仕的机会。三是乡试优待，即“无孔不开榜”，所谓“曲阜设四氏学，乡试编耳字号中一名，每科取中皆至圣裔，故有无孔不开榜之话”。康熙五十九年（1720），题准浙江衢州府西安县孔氏后裔，读书人众，依“曲阜四氏学乡试耳字号例，先行广额进儒童入学”，每次学政在衢州主持乡试时都允许在正额外入学两名，由此孔氏南宗就在正额外获得了两名秀才名额。除参加进士考试和入太学成为上舍生之外，“更多的南宗族人则因恩例授官而出仕”。
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友“白身授朝奉郎直秘书阁……宣和三年十一月特转通直郎，除直秘阁。赐绯章服，仍许就任，官升以示崇奖”；第四十九世孙孔瓒、孔珉、孔琬、孔璋、孔璞、孔琯等“以白身最长授迪功郎”；第五十世孙孔持“恩授迪功郎监温州天富盐场”，孔摭“恩授迪功郎池州铜陵县薄”；第五十一世孙孔文朴“以先圣后，特旨转修职郎，复州玉沙县薄尉。终奉议郎，知潭州湘潭尉”。从第五十一世孙开始，孔氏南宗族人历朝历代被恩赐官职，官品虽不高，但毕竟给孔氏南宗后裔提供了出仕的机会，从中体现了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以及对孔氏后裔的关怀。正如林弼所说：“衍圣袭封上公，曲阜裔孙布衣得授郡教，一考即入流品；江南诸裔加历省注，升教于郡，恩数优异，著在令甲，吁亦盛矣。”历代所沿袭的恩例封爵，使孔氏南宗一直享有各种特权。南宗后裔上承皇恩，下恤百姓，自强进取，从而名贤辈出，一直保持望族身份。徐映璞先生的《孔氏南宗考略》对此曾作了考证整理：孔氏南宗在南宋时期共有名贤26位；元代共有名贤33位；明代共有名贤37位，不愧为名门世家和江南望族。
（三）赐田免差徭
孔氏从孔子第四十三世嫡长孙仁玉中兴之后，族人不断增多，但却一直以庙为宅，“家有赐书，以至祭器、御书、田园、仆役，皆上所赐……由是土人不以姓名称，止曰‘庙宅族人’”。孔子第四十八世孙端友南渡寓衢之后，依然享受了这些优待。高宗“诏权以衢州学为家庙，计口量赐田亩，除烝尝外，均赡族人，并免租税”。但“孔洙让爵”使南宗族人不断趋于平民化，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间，经常发生孔氏祭田被百姓所夺和冒领的情况，以至于地方官“以俸续还之，俾孔氏世供祀”。同时，南宗族人的生活状况也不断趋于恶化，“赐田……中间多有硗瘠，每岁该纳官粮一百三十余石，子孙输纳艰难，以致岁时祭祀不敷”，甚至出现了“漫无统纪，衣冠祭仪混同流俗”的凄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衢州知府沈杰上奏请求朝廷：“先世祭田征税日重，请改轻则以供祀费。”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恩准，于是并减衢州祭田之税，使其仅为西安县平均田赋的四分之一。除田赋之外，南宗孔氏子孙被免除的还有其他“杂泛苛差”，具体包括茶、盐、酒、醋等，即使是在孔洙让爵之后，南宗族人依旧可以享受各种免差特权。自明朝开始，孔氏南宗嫡派承袭翰林院五经博士爵位，并享受了更为优厚的特权，明英宗于正统元年（1436）下诏：“凡先圣子孙寓流他处，所在俱免差徭”；明武宗于正德元年（1506）下诏：“孔氏税粮尽行蠲免”；万历十年（1582）则下诏“免先儒后裔丁粮”。这样，孔氏后裔的优免之例在明代一直得以延续。清代承袭明制，除正贡之外，一切杂泛差徭，尽行优免。为了更好地让孔氏族人享受免差特权，清代特将其单立为“圣裔户”，以示对圣脉的重视。清雍正九年（1731）重编西安县黄册，西安县编立141庄，而将孔氏南宗嫡派独立为一庄，西安县由此总计为142庄。这不但充分体现了对先圣的尊崇和对孔氏南宗后裔的呵护，而且为南孔族人享受免差特权提供了更好保证。
历代王朝之所以都非常重视孔氏子孙的兴衰，给予种种优待和特权，维护其名门望族的社会地位，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其一是由于先圣孔子的特殊地位，“无非尊敬之也。盖其意以为尊敬圣人，不若使圣人之后绵长，与天地相为悠久”。在统治者看来，封官加爵、减免差徭等优待政策是保证孔氏“家庙不至于隳废，祭田不至于变卖，子孙不至于流移，圣裔不至于淹没”的有效政策，因此，对孔子后裔衔优遇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与天地相为悠久”的目的。其二是出于政治考虑。历代统治者对孔氏后裔的重视，无非是将对先圣的尊崇延伸到其后代身上，换言之，就是希望通过圣人后裔的特殊身份将国家主流意识和价值理念加以发扬光大。因此，在统治者看来，“见圣孙如见圣祖”，“公卿大夫以及韦布之士，遇孔子之后莫不厚敬爱以相接，不敢众人视之”。于是，“圣孙”本身就成为社会民众追念孔子的情感和精神依托，甚至将其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进而成为弘扬儒家思想的象征性符号。正是基于这一点，历代统治者在给予孔氏子孙优待和特权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孔氏子孙在乡者“恂恂似不能言，言必忠信，行必笃敬，以守家法。其聪明秀颖者，诵先圣之六经，考诸儒之正论，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庶几乎无忝神明之胄，不然则人将有指而议之者矣”；圣裔入官则“固当学圣人之学，心圣朝之心，以自振厉，将俾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非特在一郡而已”。
不仅如此，孔氏南宗的纲领性家规也由地方官员制定、由朝廷准奏后刊行，并且要求“张挂于孔氏家庙，常训晓谕，使其子孙绳绳遵守，毋得妄行，永为规戒”。总之，无论处于何种身份，作为孔子后裔不仅要恪守本分，更要身体力行，使作为国家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得到发扬光大，使“先师孔子之道倡行于家族，统布于四海，垂及万世”。正如孔子第七十五世嫡长孙孔祥楷先生所论述：“纵览我孔氏南宗历史，先是南宋六代衍圣公开拓宏道，继之以元季让爵于北而筚路蓝缕于教，再继之以明代复爵孔氏南宗复兴而弘儒，孔氏南宗族人历尽艰辛，铭先祖教诲，矢志于衍圣宏道，未敢稍有懈怠。”综上所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和核心价值观，孔子后裔无疑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因此，孔子后裔的兴衰成败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古代思想统治的成效与成败，同时也在较大程度上折射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程度。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象征体系的强弱决定着该文化所属群体集体记忆的持久性和延续性，构成该群体内聚力和文化认同的基础，最终从根本上决定着该群体的兴衰存亡。”孔氏南宗的象征意义和符号特征所体现的文化价值也正在于此。
二、孔氏南宗对国家认同的积极推动作用
南宋以来，历代政府崇儒重道，以各种政策和实际行动优待、扶持孔氏子孙，同时对其寄予厚望。当然，孔子后裔也不辱使命，并未让国家失望，时刻谨记自己的特殊身份，自觉垂范，处处体现出表率作用，因而在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宣扬强化大一统观念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精华，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政治秩序。大一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或学说，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无论作为思想，还是作为制度，大一统都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以家庭或家族与国家的同一为实现手段，其“建构的原则、理念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辅以法家学说，而与之相配合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一整套不断完善和精细化的社会制度”。孔氏作为儒家文化象征的特殊家族，历来与国家政权保持一致。在宋室南渡时，孔氏子孙本着“礼义由贤者出，况吾孔氏子孙”的社会责任感，携亲眷族属及家族圣物扈跸南渡，大有“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豪迈。
皇统二年（1142），金政权为统一思想，加强对汉民族的统治，册封曲阜孔拯为衍圣公，孔氏大家族从此南北分立，并隶属于不同政权。南宗孔氏依然寄希望于南宋朝廷收复失地、统一国家。孔子第四十八世孙孔端朝建议朝廷发布诏诰，“具言陛下食不重味，居不求安，思雪大耻，图复故疆之意”，以激励、凝聚人心，实现统一。这一愿望直到南宗第六代衍圣公孔洙时才宣告彻底破灭，于是徒留对故国祖庭的怀念之意。孔洙之名取自曲阜东北的洙水，其字“思鲁”、号“存斋”都体现了对故土的眷恋。在衢州建造南宗第一座家庙时，特别修建了“思鲁堂”（后改为思鲁阁），“以志不忘阙里之旧也”。南宗孔庙虽历经重修（建），但思鲁之堂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南宗家庙的代表性建筑之一。
元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拟对孔子嫡裔授爵，“廷议寓衢者乃其宗子，召赴阙载封，归鲁奉祀，洙以庙墓在衢，不忍舍去，义让封爵于曲阜宗弟治承绪”，这就是南宗历史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孔洙让爵”。孔洙让爵既维护了家族和睦，消解了南北两派的爵位之争，又顺应了结束分裂、统一国家的历史潮流，元世祖盛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道，真圣人后也”。后代学者也对孔洙大加赞赏，“元人思复立大宗而宗子辞不受，能以礼让，是人之所难也”，此举堪称“深知大义”。孔洙让爵虽成全了家国统一，但南宗面临的却是长达二百年之久的家道中落，以至于“衣冠祭仪混同流俗”。但孔洙之后的南宗子孙并未因让爵而心怀不满，反而更加忠实地践行孔子忠君爱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一统观念。孔洙儿子孔楷甚至在平定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斗争中献出了生命。南宗后裔的深明大义既体现了对“君子笃于亲，****兴于仁”祖训的恪守，又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希望，“国家一统，文明之化，普及南北，而褒崇之恩无遐迩矣”。这对孔氏家族本身以及地方社会都具有深远影响。
（二）传播弘扬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大一统思想的主体，“不仅提供了先民彼此认同的最广泛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精神依托”，“它在心灵深处诱导亿万人民彼此认同与亲和”。孔氏南迁入衢“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南迁，而是传统儒学立根衢州之揭橥”，它使人们对衢州的印象从唐代的“偃王祠”、“殷浩墙”转变为“清献里”和“仲尼家”。这一转变使“东南之士不克重趼，裹粮以登洙泗之堂”，从而推动了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孔氏南宗第一座家庙建成后，便在思鲁堂课授子弟。弘治年间（1488—1505）重建的家塾，“为东序者三，以迪成材，为西序者三，以训幼稚”，并以孔子“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弊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弊也绞；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为训，让弟子明白学习的重要性，使儒学代代相传。南宗孔氏又以其特殊的宗族身份，秉承家学传统，以担任学官、山长等途径从事教育活动，积极传播儒学，“衢虽非圣人生长之乡，而楷像南来，大宗主鬯，莘莘学子犹得沾尼山之教泽”。当然，使衢州学子受益的不仅仅是“尼山之教泽”，更有诸多儒学大家、名士的教诲。衢州因当时拥有孔氏南宗家庙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地位仅次于南宋首都临安，吸引了大批皇室宗亲、达官显宦以及名儒学者来此讲学论道，传播儒学，衢州县学、书院和学塾因之得到蓬勃发展。理学大家朱熹、徐存，学者卢襄、冯熙载、赵令衿等都曾来到柯山书院讲学，真可谓“四方之士云集”。鹅湖之会后，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张栻等名儒转道衢之包山，寓轩教学，论道赋诗，盛况空前，听雨轩（包山书院前身）一时成为传道之薮，风雅之归。衢麓讲舍建成之后，邹守益、陈九川、钱德洪、王畿等均在此讲学。名儒显宦慕南宗孔氏而来，一方面瞻仰南宗家庙、谒拜先师，一方面授徒讲学、交结南宗子弟，共同传播儒学。王阳明弟子邹守益所作的南宗家塾记曾说：“益归自南雍，刘子偕郡守王子聚诸师生，切磋于衢麓讲舍，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南宗孔氏虽与当时各大学派保持“象征性的思想联系，而非具体的学派渊源关系”，但由于其特殊地位和象征意义，在传播儒学方面自然发挥了其他力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教育思想则“随着从朱学逐渐发展为王学，进而使衢州当时的官、私学校成为传播心学的重要阵地，为王学的辐射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