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贞时、孔贞运兄弟的政治作为
在南宗族人中，孔子第六十三世孙孔贞时、孔贞运兄弟的政治作为及影响十分引人瞩目。孔贞时任翰林院检讨、历起居注、编纂六曹章奏诰饬；孔贞运历任翰林院编修、中允，国学祭酒，南京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后来位至首辅。兄弟俩身处晚明而又身居高位，在政局动荡、战事不断、民不聊生的社会大背景下，依然勤于政事，政绩卓著，在晚明时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孔氏南宗支系众多，建德支是其中一支，归属衢州派五支，孔贞时、孔贞运兄弟便是建德支族人。孔传之子孔端隐寓居句容，孔端隐六世孙孔思谦从句容迁到安徽池州府建德县（今安徽省东至县）。孔贞时、孔贞运兄弟为孔思谦九世孙，为孔闻敕之子。孔闻敕生有五子，皆有重要作为，堪称名贤。孔贞时任翰林院检讨；孔贞运位至首辅；孔贞会任湖广按察司佥事时，“董戎八年，屡奏奇捷”；孔贞得任广西郁林州判官时，“居官多惠政，郁民为之勒珉”；孔贞定任广东罗定州同知，为政清明，百姓祠之。在此，我们着重就孔贞时、孔贞运兄弟的政治作为展开较为详细的阐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他们的作为是多方面的，除政事之外，他们积极关注宗族事务，为孔氏南宗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他们具有醇厚的学养、豁达的胸襟，因而多有名诗佳文。至于他们在宗族事务和诗文方面的成就，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予以分析。
孔贞时、孔贞运兄弟都具有过人的才识与谋略。孔贞时年少颖异，博览群书，虽然经常得病，但苦读不倦，在会试中列第四名。孔贞运“器度端凝，嗜学苦志。万历己未进士，廷对第二名”。两人不仅好学求道、孜孜不倦，而且关注现实、勤于思索，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不仅富有现实性、针对性，而且自觉地将这种思想和主张在最大限度上付诸政治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孔贞时十分注重自身的心性修养，强调“明君以务学为急”，认为这种学习是自得于心的学习，“吾心自有尧舜，吾心自有禹汤文武，吾心自有天地万物”。因此，他要求人们做到求道于心，“人见王者之证合性命，胞予民物，参赞天地，乘风载响之化，藐不可及，而径寸之外复何所求？亦自得之于心而已矣”。他认为“仁”是修身之本，人们应以“仁”为核心，“故天地一元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四德备而后为乾，合之亨利贞，而无非元也。仁统四端，合之礼义智，而无非仁也。建天地中和之德者，体元调元，以我之心立天地之心，亦曰仁而已矣”。孔贞时因此认为，人们应该用内心去体悟天地之道，立天地之心，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达到仁德的境界，为政者才能具备天地之德，所谓“天地无心而运化，圣人有意而无为”。孔氏南宗注重实学的理念和实践，在孔贞时、孔贞运兄弟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注重心性修养的同时，他们非常重视践行与事功。孔贞时强调学术与事功的辩证统一，认为事功是学术的基础，所谓“无事功即无学术矣，故事者学之实用，学者事之实体”。基于这种认识，他博览群书，胸怀天下，其学识与眼光自然迥异流俗。他在任翰林院庶吉士期间，“每馆课，不屑屑务铅华，凡礼乐兵农、屯田水利、边情形势考究精详，大议谟了若指掌”。
正因为关注现实、讲求实学，孔时贞的很多诗文表现出过人的眼界与才干。其《事学》篇从剖析两程所说的“四事”（即农事、兵事、水利、算数）入手，结合当时实际，在对晚明学风的空疏痛心疾首、无情针砭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关于农事，“即《汉书·艺文志》农家者流，凡九家百十四篇，而今乃以夫子鄙樊迟之意，蔑而不谈，是今之儒者实学不如两汉而上之一证也”。关于兵事，“至于六韬五胜之术，天乙太乙之符……章章较著者，尚莫之或知，而动言佳兵不祥，是又实学不如两汉之一证也”。关于水利，“而今乃昧焉，何以谓之学”。关于算数，九宫之算、七分之推等，“而今并废矣，更何以谓之学”。在他看来，这“四事”是“实学”的重要内容，事关国家经济、军事，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录士于文，稽士于事”，“无失周礼举士之意”。孔贞时的《事学》篇对两程推崇“四事”的主张和做法极为赞赏，以为“最得周礼遗意”，由此表现出了其以圣人之学施于政教的思想主张。钱穆先生对程颢《上神宗陈治法十事》所作的评价与孔时贞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要者，若师傅、井地、学校、兵农诸大端，亦将以所发明圣人体用之学施之政教，而返斯世于三代，以跨驾汉唐。”孔贞时对晚明军队的积弊洞若观火，其《足兵足饷议》，基于对当时军队中存在问题的剖析和抨击，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可行性建议。文章开篇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蠹在也，其漏在也”等问题，鉴于当时“尺籍具在，戎伍几空”的现实，孔贞时对有人提出的勾补逃亡、清查占役等建议断然否定，“愚谓逃亡未足问，占役未即可清也”，提出了简练之法；一方面“按籍而视其人，举重以观其力”，坚决淘汰滥竽充数之人；一方面召募“凡群不逞之徒”“用以补简练中之汰去者”。他认为这是提高军队素质的良策，“故欲足兵者，舍简练无兵，逃亡不补，补之以召募，占役难清，清之以实在”。关于如何“足饷”，孔贞时主张采用“严追积逋”的办法。此文对当时形势、存在问题与原因的分析十分犀利，令人叹服，其务实精神和政治才略也由此可见一斑，“有足兵足饷诸议，时皆服其精当”，可谓“八面四周，经纶天下之大才也”。
面对晚明官场腐败、政事懈怠的局面，孔贞时多次上疏，就整饬吏治提出了明确主张，强烈要求明职守、定功罪、信赏罚，“以综核为剖判者，其道有三：一曰明职守，一曰定功罪，一曰信赏罚”，“综核之心有二：公心也，平心也”。在《修实政以济时艰息烦言以定国是疏》《请振纪纲防壅蔽励官守壮军实疏》《备边》等文章中，孔时贞也提出类似主张，这些建议见解独到，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孔贞时历官八年，以济天下为己任，他经常诫勉自己：“吾辈无少功业以报君父，当于何处消受？虽文学侍从，实身任天下。”因此，在任职期间兢兢业业，恪尽责守，“光宗、熹宗两当鼎革，一时大诏令、大典册、陈谟、奉议，以藻饬治具风动天下者多出其手”，其行文简明畅达，剖析时弊切中肯綮，所提对策和建议力求有补于时局，正如孔贞运所评价：“伯兄居身端重，绝不涉诙谐半语，为文实际，不徒侈藻绘盈篇。”他的文章深受时人好评：“撰文皆酌古准今，不屑务铅华，有《足兵足饷议》，娓娓千言，悉中窾要。”深受孔贞时的影响，其次子孔尚豫也才略过人，“能文章，熟当世之务，有《诒书堂类稿》”。
孔贞运，万历四十七年（1619）登己未科殿试一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泰昌元年（1620）与孔贞时纂修“神宗实录”和“六朝奏章”，熹宗时又纂修“光宗实录”。天启七年（1627），担任日讲起居注官。魏忠贤把持朝政大权，陷害忠良，孔贞运不畏权势。崇祯元年（1628）任国子监祭酒，九年（1636）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不久加封太子太保，代为辅相。孔时运学养极其深厚，以经术为治。崇祯帝即位时，“贞运进讲《皇明宝训》，称述祖宗勤政讲学事，帝嘉纳之”。孔贞运任国子监祭酒时，“幸太学，赐坐彝伦堂，进讲《尚书》，详明剀切”《明史·孔贞运传》将其学问和人品与唐初大儒孔颖达相提，崇祯二年（1629，）正月，“帝临雍，贞运进讲《书经》。唐贞观时，祭酒孔颖达讲《孝经》，有《释奠颂》。孔氏子孙以国师进讲，至贞运乃再见。帝以圣裔故，从优赐一品服”。当刘宗周获罪之时，孔贞运也通过经典的讲解实施援救，“刘宗周以言事得罪，贞运因进讲《春秋》，援古证今，暗为援救，帝怒卒为少解”。
与孔贞时一样，孔贞运忧国忧民，积极上疏言事。崇祯二年（1629）十月，“畿辅被兵，条上御敌、城守、应援数策”。任国子监祭酒期间，他从“重德行，以示劝惩”、“清饩廪，以防冒滥”等六个方面提出监臣的法例；任南礼部右侍郎时，上疏请求“轻刑简政”；任礼部尚书时，上疏力请“清言路、峻廉耻、破方隅、止搜刮”。从上述奏疏内容可以看出孔贞运鲜明的儒家政治思想色彩，他主张广开言路，重视廉耻风气，“轻刑简政”、“止搜刮”等主张充分体现了其宽仁爱民的思想。他注重率先垂范，为人磊落光明，天启年间（1621—1627）任中允，“时珰焰燻灼，贞运正色立朝，绝不与交接”。同时尽己所能除旧布新，移风易俗，倡导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如任南京礼部侍郎时，“禁游女，毁淫祠，南都靡丽之风为之一变”。他还尽力解救复社文人，崇祯九年（1636）六月，“时体仁当国，欲重治复社，值其在告，贞运从宽结之”。孔贞运代为首辅后，“乃揭救郑三俊、钱谦益，俱从宽拟”。处于明末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孔贞运的所作所为可谓鞠躬尽瘁，兢兢业业，时人管绍宁称其业绩“儿童妇女皆能道之”。
令人遗憾的是，孔贞时、孔贞运兄弟虽有济世之才和远大胸怀，身居要位，尽心尽责，建言献策，力图振兴，但在晚明这座大厦将倾的危局下，其志向和抱负终究未能得到很好实现，真可谓生不逢时、壮志未酬。
南宋以来，孔氏南宗族人抱着报效国家、拯济天下的志向，在政治活动中积极有为，无论是身居朝廷要职，还是为官一方，都能自觉践行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秉性刚正，殚精竭虑，深入了解和体恤民情，为百姓谋福，以出色的才干与高尚的人格推动了社会进步和文明教化。
第三节孔氏南宗在浙西南地区的政治活动
孔子一生行志甚笃，不管是周游列国，还是授徒讲学，无非在明道弘道，圣人身上所体现的是深重的担当意识。儒家提倡的这种担当精神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优秀传统，《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发扬。在浙西南地区，孔氏南宗士人继承弘扬了先圣的这一优秀传统，为官一方的则宽仁爱民，努力造福百姓；没有为官的也能急公近义，积极维护地方稳定，从而推动了浙西南地区的文明教化和社会发展。
历史上的浙西南地区民风悍直，争讼不断，加上寇盗扰乱、自然灾害频发等多种因素，该地区的地方治理一直存在着较大难度。民国《衢县志》载：“今衢之生徒，另列户版，而兴讼逋粮之习时出其中。民之犷而黠者亦辄相倚依以扞文网……然休戚不一关其虑，欲诲而化之盖綦难也。”西安为衢州一邑，“地素称冲烦，未易就理”。面对突出的社会问题，孔氏南宗士人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和教化活动，在改善浙西南地区民风民俗、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任职一方，造福百姓
南宋以来，孔氏南宗族人不乏入仕为官者，他们或通过正途出仕（参加科举考试等途径），或因恩例授官出仕，其中在浙西南一带担任地方官员的也不计其数。南宗士人只要为官一方，就以化民成俗为己任，努力改善社会风俗，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治绩较为显著，对当地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
孔子第五十一世孙孔应得，曾任吉州泰和县主簿，累官资政殿学士、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和福建、江浙宣谕使，是南宋时期孔氏南宗族人任职最高的一位。孔应得任吉州泰和县主簿，任期届满将还衢时，时人王国用赋诗以送行：“携取鹤归清献里，载将书入仲尼家”，前一句赞其人品高洁，后一句誉其腹有诗书。孔应得去世后，其嗣子孔昭孙将其遗文给陈著（宝祐四年进士，曾任著作郎等职，宋亡隐居），陈著“感涕不觉自流，尚忍竟读其文哉”。从中可知孔应得与陈著之间交情的深厚，孔应得在同僚心目中的地位也可见一斑。孔应得位至两府，大大提升了孔氏南宗的声望，正如戴表元所感叹：“余儿时闻孔圣子孙有避靖康之乱而南者，寓家于衢，四世而枢密公由太学发身，位至两府。余生于单寒，长于乖蹇，欲修好于其门莫之能也。”同时，孔应得也为南宗族人树立了榜样。元初，孔应得任衢州安抚使。才干卓绝、名声素著的孔应得的到任，对于刚经战乱的衢州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保持地方稳定和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据永康《孔氏宗谱》所载，孔应得生有三子：孔烇、孔昭孙、孔福孙。《衢州孔氏南宗家庙志》之世系图也同样记载孔应得生有三子，有昭孙、福孙，而对其长子姓名则付之阙如。孔昭孙、孔福孙都出仕为官。孔昭孙曾任慈溪县主簿、江浙省掾史、袁州路知事，孔福孙曾任奉训大夫、汴梁等处纳棉提举。陶宗仪《辍耕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孔某者，皇庆癸丑间为江浙省掾史。身躯短小，仅与堂上公案相等，凡呈署牍文必用低凳搁足令高。托欢丞相以其先圣子孙，而且才学优长，甚礼遇之。时有诏许文正公从祀夫子庙庭，公之子参知政事恶孔风度不雅，因小过叱之。退，丞相曰：‘他祖公容得参政父亲坐，参政反不容他一个子孙立耶？’许大惭。”文中的孔掾史，徐映璞先生认为：“孔某，昭孙也。”孔昭孙虽其貌不扬，但因“才学优长”而得到丞相的礼遇。他在任江浙省掾史等职时，政务井井有条，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政绩。孔福孙任衢宗族长时，“修理庙庭，严洁祀事，为时所称”，其兢兢业业、德高望重自不待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