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初年南渡以来，孔氏南宗传承“洙泗遗风”，在吸收和融合江南文化的基础上，秉承、发展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良好的族学教育，使孔氏南宗家学兴盛，贤才辈出，真可谓代有英杰，在当地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南宗士人活跃于东南各省，通过担任学官、创办书院与学校等途径，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文化教育活动，在推动各地教育和文化发展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从一个侧面充分说明，南孔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不仅是浙西南地区区域文化思想的载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发展演变的一种折射，更是人类文化漂移的典型范例。
第一节孔氏南宗的著述及其教育思想
南渡以来，孔氏南宗十分注重族学的建设与发展。在富有优秀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族学熏陶下，孔氏南宗家族史上涌现了一大批饱学之士，可谓代有传承、贤才辈出，从而赢得了“出士类增美士林，可作千秋冠冕”的美誉。孔传是南渡之初的杰出代表，其后代也多有贤才。有关研究曾就“闻人辈出”的孔传后人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和统计：“徐映璞的《孔氏南宗考略》，在所列元、明两代七十三位‘名贤’中，仅孔端问之长子（孔）、长孙（孔摅）之后裔便占了四十三人”；“孔传幼子端隐之后，《明史》有传者，便有二人，即：明初的孔克仁，明末的孔贞运”；“以历代科名论之，考诸明吕元善的《圣门志》卷三、清孔胤植的《阙里志》卷十、清孔继汾的《阙里文献考》卷二十八，以及民国《孔子世家谱》等，据统计，仅进士便有二十一人”，而且，“散见于《浙江通志》《江西通志》《湖广通志》《福建通志》进士名录中之孔传后裔，因未遑考证，暂不予录入”。上述统计数据足以反映出孔氏南宗族学之兴盛，人才之辈出。
孔传作为孔庭族长，在孔氏大宗南渡、开创南宗基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政治思想与实践、教育活动与宗族事务等方面对南宗族人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孔传博学多才，勤于著述，著有《杉溪集》《洙南野史》《续尹植文枢纪要》《孔氏六帖》《东家杂记》等。
在孔传之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捃摭诸书事，提其要，区分汇聚，有益于世”，即收集唐之前经典中的典故词语和诗文佳句等，并分门别类地汇编成书，这就是《白氏六帖》。该书对后人启迪颇多，“使学者不执业，不占毕，而有博闻之益”，同时在学术史和著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孔传所编的《孔氏六帖》，是对《白氏六帖》的补充和完善，“取唐以来至于吾宋诗颂铭赞、奇编奥录，穷力讨论，纤芥不遗，撮其枢要，区分汇聚有益于世者，续唐白居易《六帖》，谓之《六帖新书》”。因此，后人将《孔氏六帖》与《白氏六帖》合编为《白孔六帖》。两宋之际的韩驹在为《白孔六帖》所作的序中说：“方侯著书时，士皆挟一经不治他技，而侯独奋不顾，自诗颂铭赞、奇编秘录穷探历讨，纤芥不遗，斯亦勤矣。书成而当建炎、绍兴之际，主上复古救弊，士知博学。孔侯之书如富家之储材，栋椽枅栱，云委山积，匠者得之应手不穷，功用岂小哉？”
从上述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孔传在当时大多数读书人“挟一经不治他技”的文化环境下，对唐以来的经典能够做到“穷探历讨”，其学识和境界远远高于流俗，从中体现了其学术追求的真谛和价值取向，即博而能贯通，以求有益于世。这一价值取向对孔氏南宗的学术与教育活动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白孔六帖》同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是中国古籍中的一部著名类书。其内容举凡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科技、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历史、风俗等等，无所不包，涉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众多方面，兼有百科全书和资料汇编的双重性质”。孔传编撰该书的宗旨十分明确：“古之学者必世其家。吾惟宣圣之后，而子思《中庸》杂于大戴氏礼，及子高、子国始立训传，阙然至今，吾甚惧焉，于是缀辑使无坠厥绪。”从孔传本人的阐释中，我们可以感知其“世其家”之立意，可谓志愿笃诚、宏远，“穷探历讨”更体现其治学的严谨，此书对读书人之所以具有“应手不穷”功用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东家杂记》作为孔传的重要著述之一，是后人研究孔氏家族史的重要文献。因《东家杂记》与孔传整理谱牒的志趣密切相关，并对孔氏南宗的宗族思想与宗族文化影响深远，所以我们将在“宗族文化”的有关章节中对之进行具体分析。
《孔子编年》就历代文献对孔子的相关记载作了系统整理，正如南宋史学家赵希弁所说：“皇朝孔传取左氏、《国语》《公羊》《史记》及他书所载孔子事，以年次之，自生至卒。”赵希弁的《郡斋读书后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对孔传的著述多有介绍，可见其著述之丰，且在当时就享有盛名，时人韩驹对《孔氏六帖》就给予了很高评价，称其为“富家之储材”，《孔氏六帖》《东家杂记》被收入《四库全书》，《孔子家族全书·家事本末》以《孔圣传以学著名》为主题对孔传作了专题介绍。孔传的著述及其所体现的文献整理思想对后世具有积极影响，更在南宗族人的文化和教育活动方面起到了榜样作用。
孔传不但自身以学行闻名，其儿子也好学明理，并多有作为。孔端问“笃学而工于诗”，著有《沂州集》。孔端问在南渡以后曾任洪州奉新（今宜春奉新）县丞，“绍兴年间以病卒于官所，朝廷以圣人之后，给系省钱，于奉新县管下五里官山安葬，附祀邑庠”。孔端问之所以得以“附祀邑庠”，是与其勤奋笃学分不开的，这也反映了他在奉新县任职期间的良好作为和影响。再如孔端隐，“博极坟典，包罗古今，成童即以明经授博士弟子员，论道解颐，他人莫及也”。
衍圣公孔端友学养深厚，“从八岁开始，因钦命教授的严格训导，不仅博通经史，而且工于书画、擅于骑射”。南渡以后，孔端友深得时人尊敬和推崇，这可以从其与叶义问之间的交情中得到充分反映：“绍兴元年（1131）四月，孔端友返衢治病。其时，吏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于饶州教授秩满后徙居衢州。义问慕名师事端友，端友则视其为挚友，遂将幼女许配与义问长子叶端衡，以永结秦晋之好。”孔子第四十九世孙中也多勤于著述者。孔端问之子孔曾任漳州录事参军，“笃学能官，著《吏事总龟》”。孔端己之长子孔行可（孔璞），自号景丛子，“尝谓人曰：‘诵经史犹饥渴之得饮食也’”，“容貌端严，循纯规度，至老手不释卷。凡有资于世用者，无不贯达，尤精于诗”，著有《景丛集》十卷。孔端己之次子为孔璨，“与兄俱以学行称，以白身最长授迪功郎，奉南岳祠”。
孔行可之子孔元龙学养深厚，“年至九十，手不释卷”，著有《诲忠策》，其重教思想反映在《柯山论语讲义》及其与孔从龙合编的《鲁论言学》之中。整理汇辑的《洙泗言学》深得其老师真德秀所称颂。《鲁论言学》重在“学”字，诚如真德秀所言：“昔南轩先生尝辑《洙泗言仁》一篇……今衢梁孔君又辑其言学者四十余章，章为之释，使学者知所以学。”孔元龙曾任柯山书院山长，其学问和品行对弟子的影响颇为深远。孔元龙之弟孔从龙“少好学，尝与兄元龙同辑《鲁论言学》一书”。
孔拱笃学好义，人品为乡党所称，著有《习经》《读史》各三卷，《村居杂兴》三卷，《锡山草堂集》五卷。
孔子第五十一世孙中，孔应得、孔应选、孔应发、孔应祥等，学问深厚，深明礼义，修养高尚。孔应得以其博学多识得到皇帝器重，位至资政殿学士、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咸淳三年（1267），“奉议郎、国子监丞孔应得上殿轮对，发明《大学》《中庸》之旨，玉音曰：‘卿所奏皆得先圣渊源之学’”。孔应选“与弟应发自为师友，刻意问学”。孔应祥曾任从政郎、刑工部架阁，并任衢州族长，入元以后，“累辞征辟，退隐终身，自号采菊翁。长族四十年，以礼义教子孙，年九十九卒”。
值得一提的是，从孔子第四十七世孙到第五十三世孙，即从孔传到孔端己，从孔端己到孔行可，从孔行可到孔元龙、孔从龙，从孔元龙到孔应得，从孔应得到孔昭孙，从孔昭孙到孔淮、孔瀛，连续七代均堪称英杰，可谓代有英才，从中深刻折射出孔氏南宗族学文化的历史传承。
孔涛为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其聪颖资质与笃学精神所铸就的学识、人品以及政治作为均为时人所称道。孔涛“幼有异质，五岁知读书，八岁能属文，架阁公爱其警敏，俾受业默斋留先生。间出游郡庠，别驾陈公刚中大奇之。年二十，举茂才异等，一时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吴兴赵公、巴西邓公无不器重焉。妇翁徐圣予从事江东宪府，携君以行，涿郡卢公、柳城姚公前后持使者节，君皆为之执弟子礼，由是学益进，声誉益起”。孔涛著有《存存斋稿》及《阙里谱系》一卷。
孔子第五十五世孙孔克表，字正夫，博学笃行，精于史学，是明朝初年南宗族人中学识、品行卓著的名贤之一。洪武六年（1373），孔克表“以学行举，入见上，与语经史，皆称旨，拜修撰，兼国史编修官”，孔克表对经史具有透彻的理解和独到的见解，著有《群书类要》和《通鉴纲目附释》，后者之序为名儒宋濂所作。
桐乡支孔氏族人孔自洙也堪称品学兼优之名贤。孔自洙年少时就展示了出类拔萃的才华，“年十九，补邑博士弟子员，屡试辄冠军。闽中刘乾所鳞、许平远豸督浙学，俱拔第一，有合郡无双之目”。其学术思想深受刘宗周的影响，“受诚意慎独之学，学问愈进，志趣愈高。后历官中外，刚正不阿，多所建竖，一以先生为法”。其学问以注重“经世”闻名，政治活动也多有建树，如任剑南参藩时，“指挥方略，动合机宜”，平定了山寇。孔自洙著有《竹湄居士集》《枢余十义》《闽学规条》《兵曹秋秩条议》等。
建德（今安徽东至县）支族人多有笃学之士，其中以孔贞时、孔贞运兄弟成就最为卓著。孔贞时著有《在鲁斋文集》，孔贞运著有《敬事草》《行余草》《皇明诏制全书》《词林典类》等。他们不仅著述鸿富，而且怀有济世之才，在动荡的晚明时期，试图通过自己的积极努力而有济于时局。孔贞时次子孔尚豫也“能文章，熟当世之务，有《诒书堂类稿》”。
此外，衍圣公孔万春之弟孔万龄著有《渔唱集》。衍圣公孔洙著有《存斋集》《江南野史》。孔大德于“天启丁卯乡试第一，南宫罢归，杜门著述，耕无储粟，意兴豁如。著《史评》十五卷，《易解》八卷，《秀野堂集聚园诗草》十余卷”。孔鼎为新城诸生，“筑室须眉峰，研探《易传》及天官地理之学，著《楷园集》八十余卷”。孔兴道为人刚正，人所敬重，而且文章自有风格，“为文词必自出新意”。孔昭晙通于经史，著有《小山课子文》《史鉴详批》《五经详注》等。孔宪达著有《发蒙初阶》《祖述志闻》。
南宗族人之所以代有贤才，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孔氏南宗对于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孔氏南宗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既蕴含于南宗士人的各种著述之中，又渗透于南宗士人的各种教育活动之中。
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具有关注现实、注重应用的显著特点，这与“浙东学术”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精神是高度一致的。具体地说，南宗士人强调的是将儒家思想应用于现实之中，就治学精神而言，博采多种学说，力求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突出经世致用；就教育实践而言，努力继承弘扬先圣之道，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宗旨贯穿于教育活动始终。孔子第五十四世孙孔思明在其《监利县学重建大成殿记》开篇中，就开宗明义地对孔氏南宗教育活动的本质和宗旨作了精辟阐述：“夫道之大源本乎天，道统之传本乎圣人，圣人设教本乎学。学也者，有国之大典也，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皆道也，由学以行之”，“天生圣人，所以行道也；建学立师，所以闻其教也。教隆道亨，洋溢四海，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岂非格致诚正以至于修齐治平也哉！”在孔思明看来，教育的根本责任和宗旨在于“弘道”、“行道”，重要目标则是“明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治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