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再塑英雄
终于又可以回到无影灯下的摄影机前，算了算，离开摄影棚已经整整7年。回想几年来走过的岁月，重返“战场”的于洋为自己又能够塑造主要英雄人物感到既兴奋，又无限感慨。他决心拼力演好赵四海这个角色，以一个“新我”的形象投入到新的艺术创作中。
对于到钢铁工人中深入生活，于洋的感觉是既熟悉又亲切。当年第一部新中国电影《桥》和后来的《走向新中国》，两次出演炼钢工人的经历让他熟知了炉前炼钢的整套程序。从进料、取渣子，到看样，于洋全都记得清清楚楚。
和以前每次深入生活时一样，于洋在上钢三厂选定了炉长作为自己在片中塑造人物的原型。只要走进钢厂，于洋就和炉长寸步不离，平日里两人称兄道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这个时候的上海正是7月又闷又热的夏天，钢厂工人就更难熬了。只要在炼钢炉前一站，一分钟的功夫就会大汗淋漓全身湿透，高温炉前的工人只能不时跑到车间外透口气，再返回炉旁。深入生活和炉长形影不离的于洋自然是把这些苦一样不落地吃了个够。
这期间，正逢钢厂修补钢炉，即在炉子还没有冷却时往里面填砖。比起炉前的高温，这个工作要艰巨多了。但是于洋满怀信心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也是演员中唯一的参加者。修补锅炉开始了，于洋把浸满水的棉衣、棉帽分别穿戴好，连毛巾都浸透了水，开始往上千度的钢炉里填砖。于洋只觉得头刚一伸进钢炉，所有浸透的水就全干了。
钢炉修补完了，工人们都对于洋挑起了大拇指，上影厂的领导也情不自禁地说：“上海找不出这样的演员。”其实这就是于洋一贯英勇坚强的本性，从16岁时独闯土匪窝、19岁拍《中华女儿》被炸得眼睛耳朵渗血、满脸开花，到几十年来风雨的锤炼，于洋英勇坚强的性格早已更加稳重成熟。
于洋很喜欢和上钢三厂的工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他发现，上海的工人普遍文化水平比较高，他们彼此爱开玩笑，很活跃。业余文艺生活也丰富多彩，经常排练一些小节目，每个人都有机会过一过戏瘾。这一点，也是和东北、天津地区工人的不同。
为塑造赵四海这一英雄人物，于洋把深入生活中空余的时间几乎全都用在了案头工作。在逐字逐句阅读了剧本和《导演阐述》及《摄影阐述》后，他开始对赵四海进行了全面的人物分析。
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于洋分别以“赵四海（人物小传）”、“赵四海的任务”、“赵四海的人物关系”、“赵四海是什么样的人”、“赵四海与厂长的几次交锋”以及“全片各章重点”为标题，写下了对全片主题、三大章节的不同意义和人物的解析体会，同时对赵四海的人物关系进行了各种角度的读解。
厚厚的笔记本写满了于洋对《钢铁洪流》案头工作的笔记，无论是对各章节不同意义的体会，还是对人物的解析，处处都浸满了于洋付出的艰辛汗水。因此可以说，这部笔记实为不可多得的一部演员案头准备文字资料，尤其是笔记中对戏和人物细致、精确的分析，更可称为案头工作的典范。
于洋正是在走向摄影机前做了如此大量的案头准备工作，才使得他重返银幕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和深远影响。
8月下旬，《钢铁洪流》正式开机。导演傅超武为影片定下了“浓重、明朗、气势宏大，既要有饱满的革命激情，又要有革命的抒情”的总基调。首先开拍的是往锅炉里加料，再从锅炉里样的炉前劳动场面，工人和演员在一起，于洋熟练的加料和样动作十分到位，让在场的工人赞不绝口。
此时于洋虽然已经43岁，但仍然有着年轻时演戏的那种充满了冒险精神的一股拼劲。片中有一场戏是炼钢遭到破坏后钢炉漏钢水，抢险成功后，于洋要从锅炉旁的吊车上滑下来，以表现赵四海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这场戏的拍摄现场就在上钢三厂的锅炉旁，于洋决定就在锅炉旁按剧本里写的那样去演。但是导演傅超武坚决不同意，他怕出意外，万一于洋掉到钢水里可就麻烦了。
于洋却满不在乎地说：“我有把握！”但傅超武仍是不同意，他还是决定找别人替代。这下于洋急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说了半天，傅超武争不过于洋，只得退了一步，但要求“只拍一次，不拍第二次！”结果是“有把握”的于洋一次成功。于洋的英勇果敢又一次轰动了上影厂。
影片的高潮是“炉前回忆”，是全片最大的重头戏，也是核心段落。于洋要表演男主角赵四海一段长达8分钟的独白，通过这段独白，既要表现出人物感情低潮时的心灵阵阵颤抖，也要表现出高潮时如火山爆发般的昂扬激情。可说是感情起伏跌宕，层次分明。因此这段戏的表演难度之大，也让于洋接受了从未有过的挑战。
于洋第一步是把台词背得一字不差，他要求自己大多数时间只是机械地背词，少动情，不过多地带情练习，因为一动情就要掉眼泪，就容易勾起压抑委屈的情绪。而这段台词必须像瀑布一样，一旦爆发，情绪会如万马奔腾，无法控制。因此这种戏不能排练过多，多次重复，演员感情上受不了，实拍时也会缺乏新鲜感。
关于镜头的变化，于洋觉得镜头的节奏应根据人物的心情、思想变化的节奏而变化，因此需要两三个特写镜头，导演完全采纳了于洋的构思。
为了演好这一段感情跌宕起伏的重头戏，于洋从早上起就没有吃饭，他慢慢进入场地，默默站在炼钢炉旁，低头酝酿情绪。该于洋上场了，只见他缓缓走上平台，一开始还很冷静，情绪是逐渐升涨，最后达到强烈爆发。
整个表演中，于洋做到了有节奏地控制感情，先是压制，越压制感情就越升腾，这样整个过程如同爬山，慢慢向高处发展，最后爆发起来便一泻千里。
由于表演太投入，于洋连中午饭都吃不下，一直拍到下午4点多才圆满结束。到了晚上，仍然处在激情状态的于洋已是极度疲乏，饭也没吃就一头倒在床上。这是于洋演艺生涯中最富激情的表演。而这段激情四射的大段独白台词之长，也成为新中国电影所仅有。
电影界的艺术家们对于洋的表演最突出的评价就是，于洋具有很强的把握全局的能力，即把具体的场景内容与实现人物最高任务的目的有机结合的能力。一般电影的拍摄是不连贯的，常常是这个镜头拍摄了今天发生的事，下一个镜头就可能变成几年前的一个生活片段。而于洋的表演很有条理性，因而在他最后完成的影片中所饰演的人物在各个阶段的表演都十分合理，总体流畅自然。而这些固然离不开于洋出众的能力和他的不懈努力与艰苦付出。
4.《火红的年代》红红火火
经过近3个月的日夜奋战，《钢铁洪流》终于在11月下旬拍摄完成。在大家的一致赞同下，影片的名字正式改成了《火红的年代》。1974年春节，《火红的年代》终于在全国公映。
《火红的年代》属于当时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第一批故事片，因此影片一公映，广大观众立感耳目一新。而于洋在片中感人的大段独白，更是打动了无数人。片中男主角赵四海一时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和千家万户人的朋友。仿佛就在一夜间，赵四海的发型、毛衣款式在上海就流行了起来，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火红的年代》的海报。各界人士纷纷给于洋写信表达他们对影片的喜爱。短短的日子里，于洋竟收到了整整一麻袋观众来信。用现在的话说，于洋又开始“火了”。
《火红的年代》更引起了文艺界强烈的轰动。这一年的春节，于洋回到了北京。很多老同事和老朋友纷纷宴请于洋，祝贺他的成功表演。北影著名的蒙古族演员，也是于洋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窗好友恩和森高高举起酒杯，异常激动地说：“我的老同学，你的表演达到了炉火纯青啊！我能从你眼里流出的泪水中感到你颤抖的心声，你真是一位激情大师啊！祝贺你！蒙古姑爷！”
恩和森的祝贺，是对于洋那近乎完美的激情表演最由衷的夸赞。而同时，《火红的年代》的成功也让更多的文艺人受到了鼓舞。在当时的形势下，曾经遭到批斗的“22大明星”、“反动权威”的于洋都能出来演一部成功的革命电影，这让还没有“出山”的老文艺人立刻感到，这是党的干部政策的体现，他们终于在于洋身上看到了未来和希望。就如老演员熊塞声说的那样：“你可为我们老同志争了光，做了榜样！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你代表着一批人呀！这说明许多干部将有出头之日了！”
尽管《火红的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仍有它的局限，但其积极意义和影响仍是深远的。时至今日，影片的DVD已经出版并热销全国，足见《火红的年代》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5.《第二个春天》的前前后后
《火红的年代》让于洋着着实实地红火了一把，从上影凯旋而归的于洋还没有来得及停歇，新的任务就来了。不过这次的任务主要是“救火”。原来是李文化导演的《侦察兵》里那位扮演师政委的非专业演员实在是“上不了戏台”，《侦察兵》无奈卡了壳。紧急中，于洋救了火，他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戏份不多但角色很重的出演任务。这也是于洋和出演《侦察兵》男主角的八一厂著名演员王心刚唯一的一次合作。
很快，于洋又接到了上影厂的通知，要他在影片《第二个春天》中出演男主角冯涛，马上到上海试镜头。这个时候，《侦察兵》的拍摄还没有结束。
《第二个春天》原是一部话剧，在20世纪60年代初由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公演，主演是李默然。主要内容讲的是在6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海军某支队政委冯涛被派往东港的一个造船厂任工委书记。他到任的那天，正碰上我国自行研制的“海鹰”号舰艇首次试航起火爆炸。冯涛顶着“兄弟国家”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协议等巨大压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查找“海鹰”号失败原因，继续建造“海鹰”号。终于在第二个春天来临之际，迎来了“海鹰”号试制成功。后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再次重排公演，同样引起巨大反响。
又一次得到演戏的机会，于洋很感谢对他有着知遇之恩的上影厂。但这一次，他却从心底里不想接演这个角色，因为他的心中正在为另一个角色激动和痴迷。
原来，还在上影补拍《火红的年代》时，于洋就接到了妻子杨静的来信和一部《创业》的电影文学剧本。那是长影导演于彦夫专门寄给于洋的。于彦夫准备拍电影《创业》，想请于洋出演男主角，为此特地请于洋先看看剧本，再提提意见，等于洋回北京后再详谈。
《创业》的主要内容讲述的是以当年中国石油战线著名的英雄人物王进喜为原型的中国石油工人的先进事迹。于洋一下就喜欢上了这个剧本，一边看一边就找到了自己“很入境”的感觉。对王进喜为国家搞石油的先进事迹，于洋十分敬佩，特别是对王进喜那如火一般的性格他更是着迷。另外于洋也觉得自己与王进喜的外形长得有些相似，性格脾气也都很对路子，因此对出演《创业》中以王进喜为原型的男主角周挺杉，于洋不仅觉得很有把握，心中更有一种渴望和跃跃欲试的感觉。
后来于彦夫亲自到北京于洋的家中对他说：“这里有两个角色，你都可以演，一个是周挺杉，一个是政委华程。”于洋当即表态说：“我演周挺杉，不演华程，政委这类角色我演得太多了。”于彦夫一口答应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于洋没事就琢磨怎样演好周挺杉，一心想着怎样向王铁人的形象上靠，还把《火红的年代》中的赵四海的工人形象和周挺杉的形象做了详细的区别。他认为，赵四海是上海钢铁工人，豪放中不失细腻，是新时代有文化、有智慧的新工人。而王进喜是北方石油工人，粗犷中充满豪情，是舍命向前的铁汉子。他们两个形象鲜明，却截然不同。
就在于洋等待的日子里，上影又来了正式公函借调于洋，任务急，催得紧，于洋只得动身前往上海。正在试镜头时，于彦夫来信了，信中说长影经过研究，正式邀请于洋主演《创业》。这下于洋为难了，周挺杉的角色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他知道，一个演员一辈子很难碰上让自己十分动心的角色，而满怀渴望塑造出来的人物往往是站得住、留得下的。
考虑了许久，于洋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留在了《第二个春天》的剧组，他最喜爱又非常渴望塑造的《创业》男主角周挺杉终于没有演成。在这以前，还有一部电影《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也是于洋非常想出演的角色，但是因为当时正在拍摄《暴风骤雨》，结果最终也没有演成。两个十分喜爱又都有十足信心能够演好、演出彩的角色，却都失之交臂，这让于洋难以忘怀，也是他演艺生涯中的遗憾。
虽然受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第二个春天》仍有它的局限，但在1975年公映后，影片在全国仍受到了观众的积极热评。
比起《火红的年代》，于洋的表演在继续保持着高昂激情的同时，局部的处理也更加细腻。由于在拍摄中大家相处融洽，于洋的思想上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紧紧抓住角色的高潮和亮点闪光的时刻，在其他铺垫段落进行调整，完成人物的塑造，以此带动了影片总体的节奏。这样，影片的进程既具有整体性，又突出了局部的热烈情绪，也使得整个影片始终洋溢着一种生机勃勃的春天气息。应该说，《第二个春天》能够达到这种效果，离不开于洋时刻不忘把握全局的能力和出色的情感驾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