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易学今昔
易学是通过对《周易》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包含两大要素：象数与义理。象数指卦爻象和阴阳奇偶之数，义理指卦爻辞和十翼的文义和道理。《周易》本身就是一个包括卜筮巫术的象数形式和阴阳哲学的义理内容的矛盾统一体，象数是义理的形式，义理是象数的内容，二者是不可分的。先秦时期的易学是中国传统易学的奠基阶段，孔子的易学思想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他的“以德代占”说代表了易学的义理化取向和易学研究哲理化的开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肆焚毁图书，《周易》因被视为卜筮之书而有幸逃脱了厄运，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代崇尚儒学，《周易》被定为五经之首，带动了易学的勃兴，促成了易学研究象数派和义理派的真正形成。
（一）汉代易学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代易学研究是从田何开始的。班固在《汉书》中介绍了十三家易学，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本于田何，被视为正宗而排在前列。但这三家所传授的《周易》学说目前只能在后书中看到只言片语，详情已无法得知。与三家并列于学官的还有京房易学。京氏易学以六十四卦的卦象和爻辞为资料，以讲阴阳灾异为特征，长于卜筮，“所言屡中”，深得汉元帝尊信。此外，还有一个以费直为代表的易学传授系统，被称为费氏易，属民间易学。西汉学者解易，就其学风来说，有三种倾向。一是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其解易的特点是，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说《周易》经传，以卦气说，即以八卦或六十四卦配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讲阴阳灾变，开象数理论之先河；二是以费直为代表的民间易学，以《易传》文意解经，注重其中的义理；三是以黄老道家之学解释《周易》，讲阴阳变异学说。
到东汉时期，主要治《易》的学者有马融、郑玄、荀爽等，皆是费氏易学的传承，但也都受到京房易学的影响。研究孟氏《易》的虞翻，一边讲卦气说，一面又继承荀爽一系的传统，提出了不少解易的新体例。
《周易》王弼注、孔颖达正义汉代学者解易往往较为繁琐，拘泥于卦象的阐释，并孱入种种数术之说，显得有些支离破碎。但为了自圆其说，他们利用《周易》框架，创立了互体、旁通、卦气、爻辰、纳甲等象数模式，从而使汉代易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周易》经过汉儒的发挥、附会，形成了一股象数之风，虽然有因象明理的积极作用，但繁琐的以象求理的方法却束缚了易学的发展，最后走向了衰落。
（二）晋唐易学
魏晋至隋唐时期是易学研究史上一大转变时期。两汉易学转向了以老庄玄学解易的道路，玄学派的易学是这一时期易学发展的主流。
王弼是玄学派易学的创始人，力矫汉儒以象求理的弊端，将注《易》当成阐发其玄学思想的工具，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观点。他抛开汉易的象数之学，不讲卦气、卦变、纳甲、灾变之言，将《周易》经传的义理进一步抽象化、逻辑化，从而更具哲学思辨的意味。其后晋人韩伯康，将王弼未注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四传补注，唐孔颖达将王韩二注合在一起，收入《周易正义》中，成为玄学派易学的代表作。当然，并不是所有研究易学的思想家都赞同玄学派的观点，一些人继承汉易传统，不满意以玄学观解易，就《周易》宗旨、易象的性质、言意太极之辨等问题同玄学派展开了论争。论争的结果使易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相互吸取和融合的趋势，为唐代易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唐代政治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兴盛，出现了两部总结前人和当时易学成果的著作，一是孔颖达主编的《周易正义》，一是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前者推崇玄学派的易学观点，同时对其他流派的说法，皆有所吸收和肯定，实际上是对王学进行了一番修正。如孔颖达提出，“易合万象”，“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例取之”的原则，试图纠正王弼轻视取象的偏见。他以“自然无为”说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二气即为乾坤二元，其开通万物也无造作，这种以气为核心的世界观，改造了王弼易学的贵无论，从某种程度上在易学和哲学两方面都有所开拓。李氏《周易集解》则更具有史料价值，一共辑录了三十五家《易》著的资料，成为后人研究汉易的重要资料来源。两书都是对两汉以来易学的总结，都具有调和两派易学的倾向，代表了唐代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三）宋明易学
宋代是我国易学研究史上的高峰时期。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当时有“易类三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宋代易学在理学的影响下，突出地表现为以义理解释《周易》，同时依然存在着两大流派的对立。
宋易的象数学派，始于宋初的陈抟。他提出了许多图式解说《周易》原理，对其后象数理论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成为后来图书之学的创始人。除继承汉唐易学以象数解易的学风以外，宋代易学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分化为数学派和象学派。数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北宋的邵雍，他发展了陈抟易学的数学方面，在奇偶之数的基础上讲卦象的变化，主张“数生象”，天地万物的变化都可以用他创造的一套近乎数字游戏的规则推演出来，其学又别称为先天学。与邵雍主张“有数而后有象”恰恰相反，南宋易学家朱震主张“有象而后有数”，成为象学派的代表。朱震本着“圣人立象以尽意”的原则，认为所取之物象不能被抛弃，进一步探讨了《周易》取象的体例，对取象说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宋易的义理学派十分发达，当时许多著名的理学家都先后为《周易》作注，大大丰富了易学研究的思想性。如同儒学在宋明的发展，儒家思想家对《周易》的诠释也可分为理学派、心学派和气学派。其中，理学派代表人物为程颐、朱熹，心学派代表人物为南宋的杨简和明代的王畿，气学派代表人物为北宋的张载和明末的王夫之。这里仅就宋代影响比较大的理学派观点加以简要介绍。
程颐作《程氏易传》，是理学派易学的创始人，其继王弼之后，将义理学派推向了一个新阶段。他抛弃玄学派易学浓厚的“虚无”色彩，以理或天理为其易学的最高范畴，并以此解释变化之道和卦爻的吉凶。理或变易之道作为总的原则，直接统帅或决定着象、数、时、位的变化，“易随时变易以从道”，“易周尽万物之理”。他既不赞成王弼的“得意忘象”说，也不赞成邵雍的“数生象”说，而用“有理而后有象”、“因象以明理”来处理理和象的关系，把象看成理的显现，认为理是体，象是用，体用不分，理象融合。
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发展做了一次总结，以程氏易学为骨干，吸取各家长处，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易学体系，完成了易学本体论的构建。他吸取欧阳修的某些论点，肯定“易为卜筮之书”，试图说明《周易》的本来面貌，借鉴程颐“假象以显义”的说法，提出“易只是个空的事物”，视卦爻象和卦爻辞为表现事物之理的抽象公式，认为卦爻象为太极之数自身的展开。他还吸收了张载的阴阳二气说，以二气变化的法则解释世界变化的规律，从本体论的角度，诠释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完成了汉唐以来易学哲学中宇宙生成论体系向本体论体系的转变。
元明易学大抵延续宋代易学的传统，谈论“图”、“书”与“性”、“理”。较有影响的著作有明代胡广奉敕编撰的《周易大全》，这是一本作为科举取士用的标准读本，主要采用程朱的注本，是当时儒生的必读之书。值得一提的是，上溯陈抟，经过宋元到明，逐步发展并兴盛起来的象数之学的分支易图学。其代表人物是明代的来知德和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来知德著《周易集注》首创了“卦综”、“卦错”诸说，在明代易学中独树一帜，当时被喻为“绝学”。他的《易经来注图解》除文字以外，附图一百四十余幅，有“三才”图，“一阴一阳之谓道图”，“太极”、“河图”、“洛书”更不在话下。他推崇图的同时更推崇象，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的观点，将卦象作为整个易经象、辞、变、占四者的基础。明末方氏父子，也特别重视象数，著有《周易时论合编》，并有《图象几表》八卷，列各种图式一百多幅，是明代易图学解易的重要著作。
（四）清代易学
清代易学研究的著作十分丰富，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其内容和倾向也很复杂，主要是汉易的复兴，产生了两部调和汉、宋易学的《周易》读本，即康熙时李光地编撰的《周易折中》和乾隆时傅恒等人编写的《周易述义》。
清代在思想学术方面，出现了批判宋明道学的思潮。针对宋学解经重义理、轻训诂的流弊，倡导尊重古训和史实，讲究经世致用的实学。实学思潮反映在易学研究中，则表现为对宋易的批判和对汉易的复兴。惠栋是汉易的倡导者，著有《周易述》、《易汉学》、《周易古义》等书，皆发挥汉儒之学，笃守古义，表现出唯汉易是从的学风。其对《周易》经传中重要范畴和命题的注疏，主要着眼于卦象的形成和变化，淡化并取消其哲学意义。后有张惠言受惠栋影响，专攻虞翻易学，以阐发虞氏易学为己任，试图全面恢复虞学的面貌，标志着清代汉学家对汉易的研究走上了专门化的道路。
总的来说，清代研究《周易》的学者缺乏探讨哲学问题的兴趣，在理论创新方面较少建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我国历代重要的易学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是现代认识中国易学研究成果与发展源流的重要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五）20世纪易学
进入20世纪后，易学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许多新特点，除了从象数、义理两方面进行探讨外，还出现了大量用新方法、新理论研究《周易》的著作，使易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哲学、历史、文学、宗教乃至科学等方面。
这一时期以传统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偏重于注释和偏重于考证两大类。前者有沈竹礽的《周易易解》、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和高亨的《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其中高亨将经传分开，不以传解经，注解卦爻辞也不谈象数，不以“元亨利贞”为四种德行，许多观点发前人所未发。偏重于考证的著作主要有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王明的《周易参同契考》、胡朴安的《周易古史观》、白寿彝的《周易本义考》等等。他们的考证从古文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面展开，为《周易》的研究开辟了种种新途径。总结前人之作并提出己见的学者也很多，出现了运用西方思想和理论来阐述《周易》的学术新气象。民国年间，最有影响的易学大家当属杭辛斋。他搜集古今言《易》之书六百二十余种，著有《易楔》、《学易笔谈》诸书，其学说贯通古今，集儒、释、道、耶为一体，形成了一套独特而庞大的易学体系。
“科学易”的流派开始出现并逐步得到发展。早在20世纪30年代，沈仲涛就写了《易与科学》英文本，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知识论证《周易》与科学相和。其后，薛学潜著《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内容涉及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论、狄拉克方程式、达尔文学说等，试图说明易卦精微广大，无所不包。丁超五著《科学的易》，将易道建立在科学之上，现代物理学、生物学、数学，包括莱布尼茨的二进制运算，无不蕴涵其中。这些论著的问世，给传统易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开拓了《周易》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著作大多限于以现代科学比附《周易》，还没有走上以《周易》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易学研究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以前，易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周易》加以新的挖掘与阐释，问题涉及《周易》的性质、成书年代、哲学思想以及研究方法等，批判将《周易》现代化的倾向。1978年以后，易学研究适逢时代的机缘迅速全面地展开，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很多。一些在解放前就有很高易学造诣的学者又有新作面世，如高亨、金景芳、黄寿祺等，帛书《周易》的考古新发现也为易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素材。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将易学史上各家思想按其演变过程作了系统的叙述，其材料丰富，方法严谨，在考证和义理方面都有新突破，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易学研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与中西文化比较热和民族文化反思热交叉进行。“人文易”注重将传统易学中蕴涵的人文精神进行现代诠释及整合，如学者余敦康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发掘和诠释传统易学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思想精髓和价值理想，探讨易的实用性操作在现代管理当中的应用。“科学易”是另一大热点，比较著名的学者有董光璧，他从科技发展史的角度透视易学与科技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易”与“易科学”的区别，前者属于解释学的范畴，后者则属于科学的范畴。此外，一些学者致力于“易学哲学”的开发，用传统易学的资料或系统模式建立现代哲学体系，如张立文从《周易》的“生生”为切入点建立了一个“和合学”的构想和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