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北宋《古文孝经指解》本
此古文《孝经》由司马光在密阁所发现，遂将其抄出，并为之作《古文孝经指解》，于皇祐中献于宋仁宗。其后，司马光门人范祖禹又为此古文《孝经》作《古文孝经说》，后亦进献于朝廷。司马光作《古文孝经指解》与范祖禹作《古文孝经说》又使废弃的古文《孝经》再现于世。后朱熹作《孝经刊误》，即据此古文《孝经》。
5.清代孔传本古文《孝经》
此本古文《孝经》，于乾隆年间由藏书家鲍廷博委托其友人汪翼沧从日本访得，后收入《知不足斋丛书》。此孔传古文《孝经》，乃日人太宰纯于日本享保十六年，即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刊刻。该孔传古文《孝经》传入中国后，学界对其的真伪争论激烈，但多不信其是真品。该本现有《四库全书》本和《知不足斋丛书》本。
（二）《孝经》注疏
《孝经》提倡“以孝治天下”，因此被帝王视为教化百姓治理国家的圣经宝典。《孝经》一书在西汉中后期就受到朝廷重视，汉文帝时置有《孝经》博士，此后，历代盛传不衰。对于《孝经》，不但有很多帝王亲自为之作注——这成为为《孝经》作注的一大特点，而且学者为之作注疏的也代不乏人，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仅据清代学者朱彝尊《经义考》中所记，历代注《孝经》的著作，就达285部之多。下面我们自汉至清按年代顺序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孝经》注疏。
汉代：古文本《孝经》注本有孔安国《古文孝经孔传》、马融《孝经注》、许慎《古文孝经注》。今文本《孝经》注本有长孙氏《长孙氏说》、江翁《江氏说》、后苍《后氏说》、翼奉《杂传》、张禹《安昌侯说》、郑玄《孝经郑氏解》、何休《孝经训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注《孝经》有晋元帝《孝经传》、晋孝武帝《总明馆孝经讲义》、梁武帝《孝经义疏》、梁简文帝《孝经义疏》、北魏孝明帝《孝经义记》。学者注《孝经》有王肃《孝经注》、韦昭《孝经解赞》、何晏《孝经注》、荀昶《集议孝经》、释慧琳《孝经注》、陶弘景《集注孝经》、皇侃《孝经义疏》、刘炫《古文孝经述义》、徐孝克《孝经讲疏》。
唐代：帝王注《孝经》有唐玄宗《孝经御注》。学者注《孝经》的代表作有贾公彦《孝经疏》、陆德明《孝经释文》、孔颖达《孝经义疏》、任希古《越王孝经新义》、王玄感《注孝经》、魏克己《孝经注》、王渐《孝经义》、元行冲《御注孝经疏》、尹知章《孝经注》、李嗣真《孝经指要》、李阳冰《科斗书孝经》、任奉古《孝经讲疏》。
宋代：主要有邢昺《孝经注疏》、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任奉古《孝经讲疏》、张元老《孝经讲义》、范祖禹《古文孝经说》、朱熹《孝经刊误》、冯椅《古孝经辑注》、吕惠卿《孝经传》、张师尹《孝经通义》、张九成《孝经解》。
元代：主要有吴澄《孝经定本》（又称《孝经章句》）、贯云石《孝经直解》、沈易《孝经旁训》、董鼎《孝经大义》、朱申《孝经句解》。
明代：主要有方孝孺《孝经诫俗》、曹端《孝经述解》、刘实《孝经集解》、王守仁《孝经大义》、吕维褀《孝经或问》、陈深《孝经解诂》、王元祚《孝经汇注》、陈仁锡《孝经小学详解》、黄道周《孝经集传》、张有誉《孝经衍义》、江旭奇《孝经疏义》。
清代：帝王注《孝经》有顺治御撰《孝经注》、雍正敕撰《孝经集注》、雍正敕撰《钦定翻译孝经》。学者的注解主要有许衡《孝经直说》、丁晏《孝经征文》、李光地《孝经全注》、毛奇龄《孝经问》、朱轼《孝经注》、任启运《孝经章句》、曹庭栋《孝经通释》、洪颐煊《孝经郑注补证》、阮福《孝经义疏补》、皮锡瑞《孝经郑注疏》。
现代学者也有为《孝经》作注释的，主要代表作有胡平生的《孝经译注》（中华书局，1996年）、汪受宽的《孝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等。
通过上面所列著作，可见为《孝经》作注疏的作品之多。其中在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是郑玄《孝经郑氏解》、孔安国《古文孝经孔传》，以及唐玄宗的《孝经御注》。下面我们对这三个注本作一简单的介绍：
郑玄《孝经郑氏解》，由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作。郑玄博通今古文经学，注经集汉代经学之大成。《孝经郑氏解》在内容上以为《孝经》作章句并传述其大义为特点，如此使读者便于掌握《孝经》的主要思想。此外，郑注于名物训诂非常严谨，同时对典制的考证也随处可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郑注出现后，对学界的影响力超过了孔注。后唐玄宗作《孝经御注》即主要以此为据。
《古文孝经孔传》，由汉代经学大师孔安国作传，在内容上以为《孝经》作训诂并解释文字、名物、制度为主。孔传在行文上非常讲究文采，在注经形式上多有大段的义理铺陈。该注本在宋代学界颇有影响，清代传入日本并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学界又开始重视对孔传的研究。
《孝经御注》，由唐玄宗作注，该注本不同于前两个注本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而是致力于发挥《孝经》以孝教化天下的精神，行文风格精练平实。在学理阐发上体现了联系现实的特点，接近于政治宣传，便于流行和普及，体现了帝王注经的实质追求。《孝经御注》为唐以后中国历史上最为通行的《孝经》注本，影响力超过了前两个注本。后来宋代的邢昺为该本作疏，成《孝经注疏》，为宋《十三经注疏》所收。
（三）历代《孝经》研究
《孝经》在儒家十三经之中，不但是最为历代皇帝重视的一部典籍，而且也受到历代很多学者及思想家的重视和研究，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孝经学”。下面我们对历代《孝经》的研究状况作一概略介绍。
1.汉代
汉代的《孝经》研究在整个《孝经》学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深刻地影响着后代的《孝经》研究，就其内容和特点来说，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孝经》学被立为官学。汉文帝时，《孝经》置博士，被立于学官，对孝经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孝经》是当时的权威思想依据，皇帝下诏、臣子谏言都以此为据，因此，《孝经》的官学化使得《孝经》备受推崇，对《孝经》的研究也受到格外的重视。
二是为今、古文本《孝经》作注。围绕着今、古文本《孝经》作注解是汉代《孝经》研究的主要形式。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称，当时为《孝经》作注解的为数众多，“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从这个数字可以窥知当时对《孝经》的研究成果是很丰富的。其中为古文《孝经》作注解的有孔安国、马融等，为今文《孝经》作注解的有郑众、何休、刘熙、郑玄、高诱、宋均等。
三是以经学诠释《孝经》思想。汉代思想以经学为主，这也影响到了孝经学的研究，以经学诠释《孝经》思想是这一时期《孝经》研究的一个特点。比如在解释《孝经》“夫孝，天之经，地之义”的思想时，董仲舒从天有木、火、土、金、水五行，为春、夏、季夏、秋、冬，论证“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以说明“孝者天之经也”；又从“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的角度，论证“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以说明“孝者地之义也”（《春秋繁露》卷一零）。从而把对《孝经》的解释纳入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体系中，以论证孝子忠臣的合理性，这反映了当时的思维方式。类似的诠释还出现在《盐铁论·孝养》、《法言·孝至》、《新语·至德》、《新书·礼》等书的篇章中。
此外，西汉时期盛行的谶纬之学也影响到了《孝经》的研究，谶纬与《孝经》研究相结合，出现了如《孝经援神契》、《孝经钩命决》等一类的书，主要从谶纬的角度对《孝经》思想进行了发挥。
2.魏晋南北朝
《孝经》的研究在魏晋六朝时期整体上是异常繁荣的，甚至比汉代的《孝经》研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研究的特点上也形成了独特的风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皇族研究《孝经》盛行。魏晋六朝时期，开始出现帝王研究《孝经》的现象，在魏晋六朝前后近400年的时间里，帝王研究《孝经》的现象，从西晋至陈，无论南北，概莫能外。这一时期为《孝经》作注解的皇帝就有晋元帝、晋孝武帝、梁武帝、梁简文帝、北魏孝明帝等。这些皇帝不仅自己注解研究《孝经》，而且有的还亲自讲解，如晋孝武帝，宋武帝、文帝，梁武帝，北魏宣武帝、孝明帝等都曾亲自讲过《孝经》。除此之外，许多皇帝还令皇太子研究讲解《孝经》，如晋武帝、惠帝，陈文帝、宣帝、后主等都曾诏令太子讲《孝经》，从而形成了皇族研究《孝经》的热潮。
二是注解《孝经》者众多，并出现《孝经》注疏体。在皇族研究《孝经》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研究《孝经》的学者大大增加，《孝经》注家也大量增多。魏晋时期讲授《孝经》蔚然成风，由此出现了专供讲授用的《孝经》讲义、讲疏等形式的著作，如南朝宋何约之的《大明中皇太子讲义疏》、齐无名氏的《齐永明东宫讲义》和梁武帝自撰自讲的《孝经义疏》等，从而形成了研究形式上的注疏体。与两汉的注解体相比，注疏体比较通俗，篇幅长、语言通俗，重点在畅达经意而非训释字、词。这一时期研究《孝经》的著作数量已不能确知，据宋代学者邢昺在《孝经注疏》中的陈述，研究古文《孝经》的有魏王肃、苏林、何晏、刘邵，吴韦昭、谢万、徐整，晋袁宏、虞佑，东晋杨泓、殷仲文、车胤、孔氏、庚氏、荀昶、孔光、何承天、释慧琳，齐王元载、明僧绍等，这些人的研究均各成一家；还有梁皇侃撰《义疏》三卷，梁武帝作《孝经讲疏》等。值得一提的还有南朝末年至隋初的陆德明作《孝经音义》，这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孝经》音韵学著作。此外，《孝经》研究在东晋元帝太兴二年被重新立为官学，置博士进行研究，这也是魏晋《孝经》学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从上足见这一时期研究《孝经》的盛况。
3.唐宋元明
隋唐《孝经》学研究依然为皇族所重视，并掀起了《孝经》研究史上第二次帝王注解《孝经》的浪潮，最为著名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孝经》并颁之天下。这一阶段研究孝经的学者依然众多，但对后代的影响力都未超过玄宗的注本。在研究的形式上依然延续着注解《孝经》的方向。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思想发展很重要、很独特的历史时期，也是《孝经》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孝经》研究除出现了第三次帝王注《孝经》的高潮之外，在《孝经》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是，从学术的角度大大推进了《孝经》的研究。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说明：
一是对《孝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及《孝经》本身的内容提出质疑。在北宋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很多著名学者对《孝经》的作者、成书时代、甚至相关文献都提出了不同观点。自两汉时期一直到宋代，一般都认为《孝经》的作者是孔子及其弟子，但这一说法到北宋时期则受到了质疑。首先，北宋司马光在其所撰的《古文孝经指解自序》中明确地认为，《孝经》并非孔子自撰，也不是曾参的手笔，而是出自曾子门人之手。与此相同，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里从《孝经》人物的称谓上也推断其作者非孔子，而是曾参弟子。其次，项安世作《孝经说》指出，《孝经》并非成书于孔子时代，而是成书于孔门七十子之后。再次，理学大师朱熹则对《孝经》本身的内容提出了质疑。朱熹撰《孝经刊误》认为，《孝经》是真假杂糅的一部书。他以古文《孝经》为基础，对《孝经》进行了整理，认为从开头“仲尼闲居，曾子侍坐”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属于《孝经》正文，在这之后的内容，朱熹则认为“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孝经》之传也”。因此，朱熹将他认为可疑之处作了删节，将古文本《孝经》二十二章合并为十五章，计经文一章，解经之文十四章。由于朱熹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其对《孝经》的这一看法成了当时权威的观点，并对后世《孝经》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后，元代吴澄作《孝经定本》，也仿照朱熹的办法进行“刊误”。吴澄以今文《孝经》为底本，将开头到“未之有也”合为一章，以之为“经”，其他则是解经之“传”，分为十二章，并且改变次序，如将原第十六章“昔者明王事父者”改为传的首章，原第八章“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列为传的第二章，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