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孝经》与中国文化
孝的观念虽然很早就已出现，但《孝经》的形成与流传，无疑使“孝”这一观念不仅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更加突出，而且使“孝”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孝经》最大的特色所在，就是对“纳忠入孝”、“忠孝一体”理论的提出和阐发，这使得历代帝王对《孝经》异常重视，对于其中的忠孝观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行，从而使忠孝思想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孝经》成为一本家喻户晓的经典。因此，我们谈《孝经》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主要指的是“孝”以及“忠孝”思想对中国文化的深层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孝”以及“忠孝”思想对中国的道教、佛教，以及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甚至国民性等的影响。
（一）《孝经》与道教
道教是以追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为其终极目标的，与忠孝观念在本质上本不搭边，但因其产生得比较晚，所以在理论体系的建设上就不得不借鉴儒家，甚至是佛教的一些理论成果来充实自己。就《孝经》对道教的影响而言，道教在其创立、发展的过程中，就大量地吸取了《孝经》中所提倡的“孝”的观念和“忠孝一体”的思想，一方面来充实自己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使自身更适合现实政治的需要，增强自身在三教中的地位和抗衡能力。
道教在其创立之初，就吸取了《孝经》所提倡的忠孝思想，如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就认为不孝是最大的罪过，其中说：“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这与《孝经》中所说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如出一辙。《太平经》还提倡对父母要孝，对君王要忠，“为帝王生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忧父母也，善臣之忧君也，乃当如此矣。”这又明显受到了《孝经》忠孝一体观念的影响。晋代的著名道士葛洪甚至认为，人如果只修方术服食金丹，而不修道德，则根本达不到得道成仙的目的，他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抱朴子·对俗》）并将忠孝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其后在道教的众多经书中，也都一致强调忠孝的重要性，比如《正一法文天师教戒课经》就将“臣忠”、“子孝”作为德性修养的最重要的内容，并十分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这也明显受到了《孝经》中关于敬、忠、孝思想的影响。
在稍后一些的道教劝善书中，对忠孝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如《劝世归真》中说：“人生在世，莫忘忠孝二字。为臣尽忠，为子尽孝，乃万古不易之理也。吾劝世人，或为忠臣，或为孝人，则不愧为人矣。”《太上感应篇集注》中亦说：“父母乃五伦之首，孝亲乃人道之先。”又说：“立善多端，莫先忠孝，即成仙证佛，亦何尝不根基于此。”不但将孝作为五伦之首，而且将忠孝作为修成正果的基本条件。
形成于宋代的道教净明教，更是提倡力行忠孝的典范，并且将宋代理学心学的一些观念纳入到了忠孝的理论中，将忠孝看作是人的良知良能，如《净明忠孝全书》中即说：“忠孝者，臣子之良知良能，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又说：“心君为万神之主宰，一念欺心，即不忠也。”净明道发展到了元代，对忠孝的强调更为明显，认为忠孝乃立道之本，《太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中即说：“忠孝以立本也，本立而道日生也。”其实到后来，“忠孝”已经与“净明”相并列，所以后来就干脆将“太上灵宝净明道”改成了“净明忠孝道”，并进一步阐发了忠孝对于成仙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在宋代还出现了专门劝孝的道教经典《文昌孝经》，其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也都打上了《孝经》影响的痕迹，比如其中所说的“始知百行，惟孝为源”，就是《孝经》中“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的翻版，如此等等。
当然，道教在吸收《孝经》所提出的孝道思想的同时，也根据自身的特点，加上了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洞玄灵宝八仙王教诫经》中说：“食肉饮酒，非孝道也；男女秽慢，非孝道也；胎产尸败，非孝道也；毁伤流血，非孝道也；好习不善讲论恶事，非孝道也。”《太上大道玉清经》则还用地狱之苦警吓不孝的行为，如其中就说，不孝父母师长者，死入地狱，万劫不出。即使转生为人，也要受人凌辱，位处卑贱。这就根据道教自身的一些教义对《孝经》中的孝道思想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二）《孝经》对佛教的影响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异质文化，在伦理观尤其是孝道观等方面与中土的思想文化均有所不同，因此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遭到了来自儒家、道教的攻击，而最初攻击佛教的重点，就是围绕着“孝”的问题来展开的，这也成为以后儒释道三教相争的一个重点。佛教为了在中土立足，就必须吸收中土的一些固有观念，以获得广泛的认同。其中，佛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就将《孝经》所提倡的孝道纳入到自己的理论体系中。
在汉代的牟子《理惑论》中，就记载了当时人以佛教剃度出家毁伤身体，以及佛教徒出家无妻无后为理由，攻击佛教的言论。当时佛教对此也只是采取了辩解妥协的态度，还没有从理论上进行解释。为了适应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和来自这方面的攻击，佛教不但开始寻找佛经中固有的关于“孝”的理论，来证明自身并不违背孝道，甚至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根据现实的需要还对佛经进行了篡改，如早期的汉译经典《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中，就删去了一些有违孝道的内容，并另外加进了一些子女应奉养父母的教训等，其他的如《善生子经》、《那先比丘经》等也都特意突出了侍奉父母的一些内容。再如三国时的康僧会在编译《六度集经》时，也有意地突出了“孝”的地位，说什么“布施不如孝事其亲”等等，还把臣欺其君、子欺其父、不孝不亲、不仁不孝等列为佛教的“五戒”内容。有的佛教僧人也研究《孝经》，为孝经作注，如释慧琳、释慧始都有《孝经注》、释灵裕有《孝经义记》等。还有的佛教信仰者或佛教僧人，专门作文来宣扬孝道，如东晋的佛教信仰者孙绰，作《喻道论》说：“父隆则子贵，子贵则父尊，故孝子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认为最大的孝不是养亲事亲，而是光宗耀祖，佛教徒出家传教修道，可以给父母带来无尚的荣耀，这是大孝，依此来反驳对佛教的攻击。宋代高僧契嵩在其所著的《辅教编》中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以此来说明佛教对孝道的重视。明代高僧智旭，作《孝闻说》、《广孝序》等大力提倡孝道，说“世出世法，皆以孝顺为宗”，又说“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等。除此之外，在唐代，还出现了专门讲孝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等，这又是明显地仿照了儒家的《孝经》来专门论说孝道。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由《孝经》所阐发的孝道思想，对佛教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佛教也通过吸纳孝道思想来赢得了自身生存的空间。同时，佛教中的一些诸如六道轮回、地狱恶鬼、因果报应等理论，对同属于中国孝道内容的葬礼、追祭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孝经》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孝经》提出的“以孝治天下”的主张，还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自汉代以降，“以孝治天下”成为主要的治国思想，并据此形成了一系列政治措施，这些政治措施主要有：
一是以孝入谥。汉代是“以孝治天下”最为集中的历史时期，自汉惠帝以后，历代皇帝的庙号都加“孝”字，如汉孝惠帝、汉孝文帝、汉孝武帝等。以孝入谥的情形在明代也很集中，明12代皇帝统治的277年中，皇帝的庙号、谥号或陵名，孝字很多，如“孝陵”、“孝宗”、“孝康”，谥中的“至孝”、“达孝”、“纯孝”、“广孝”等。皇帝以“孝”作为最高的赞誉，格外地彰显了孝治的观念，也足见《孝经》所产生的影响。
二是以孝选官。以孝选官在古代政治中有两种途径，其一是举荐，汉代以察举制作为主要的选官制度，其中有察举孝廉，这一制度****于文帝确立于武帝，要求地方官吏每年要在本地经过举荐和考察，推选出孝子廉吏上报中央，由朝廷统一安排入仕为官，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举荐为官。这一制度在东汉、魏晋和隋唐又有所发展，比如东晋举孝，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授职赐官于孝子，也是以孝选官的典型事例。自此，举荐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最为常见的以孝选官的方式。其二是设孝悌科。隋唐科举制产生后，开始专门设立了针对“孝悌”之人的考试科目——孝悌廉让科和孝悌力田科，把举孝选官纳入科考序列。孝廉和孝悌力田考试的基本要求是“精通一经”或“熟读一经”即可，“孝悌”科考选官，在考试内容或难度要求方面，比之其他科考选官科目，都尽可能放宽尺度，大大降低了标准。甚至在某些时候，对其他科目如明经科、进士科的考试，在审核录取上，对孝德品行优异的考生，也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放宽。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孝治，也在科举制度上设有孝廉方正科。
三是以孝教化天下。自《孝经》提出“以孝治天下”和“敬老”、“养老”等主张后，历代统治者都将其奉为圭臬，并纷纷采取多种政治措施进行贯彻执行。
首先，将《孝经》置于官学地位，大力推广普及。汉代自文帝时即置《孝经》博士，昭帝时又诏令举贤良文学治《孝经》。宋代则将《孝经》列于十三经中，成为进学读书者的必读书目和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汉代以来，历代王朝对《孝经》都极力地提倡和推广，在汉宣帝时就立《孝经》为小学课本，南齐武帝时在国学中置《孝经》，宋代又颁御书《孝经》于天下州学，金海陵王诏令各级学校以唐玄宗御注《孝经》为教科书，元世祖在定国子学制时，规定凡读书必先读《孝经》。同时，各王朝又将《孝经》逐渐下移，如东汉光武帝下令宫廷卫士必须学习《孝经》，明帝也诏令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识《孝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