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鹄满志
1961年的秋天，天气似乎又晴朗了些，政治的风云也平静了些。
积极进取是唯有人才有的目标，上帝没有，动物也没有。轰轰烈烈的3年、多灾多难的3年、忍饥挨饿的3年，就这样过去了。在这3年里，作为学生，我们学也过来了，不学也过来了，不管成绩合格不合格，我们都初中毕业了。拿到毕业证的一刹那，我的思绪里充满了悔恨、惋惜、焦虑、惆怅：荒芜了3年的黄金时光，我下一步该如何前进？苦难明大道，饥饿知饭香。这时候，我愈加懂得读书学知识的重要性。学，我是一定要上的，但是，前面存在着道道难关，我应如何选择，又如何跨过呢？在1958年大吹共产风、大办教育时，突击创办了很多民中，1961年时，全县仅初中毕业生就有1000多人。而经过这3年的天灾人祸，国民经济却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一年，国家要调整、巩固，教育也不例外，所以景泰一中只决定招收一个高中班，且不能超过45人。这样，我能否考上景泰一中的高中，就是一关了。我的家庭经济收入全依赖生产队，而生产队已经穷得不能再穷了，社员的口粮每年只能分到100多斤，牲口饿死得所剩无几，籽种年年都要借。大河里没水小河里干，家里更是穷凑合，二哥、三哥还要筹划着成家，家里拿啥供我上高中呢？这是第二关。但是，我要上学的决心是刀也砍不掉的。严酷的现实，别人的规劝，都不能使我动摇。既然心意已决，我就积极主动地参加了高中招生考试。幸好，我们兴泉民中的崔耕、芦守海和我等几位同学都考上了。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欣喜若狂，家里人看到我高兴的样子，也不好意思再阻拦。几位兄长还是通情达理的，经过商量，他们表示支持我读高中，大家都愿意勒紧裤腰带，过几年紧日子，把我从高中供出来。这时候的我已经是个明事理的大小伙子了，我向家里人保证，一定要发奋读书，和家人一道过紧日子，生活上只要我能活着读书，别无他求。我相信，只要饿不死，有骨头总会长肉的。我不相信我摆脱不了苦难，我不相信我会永远在贫穷中悲哀，我已经看到了前面迷人的色彩——我相信未来。就这样，我满怀鸿鹄之志走进了景泰一中的大门。
我憧憬着知识的殿堂，我向往着科学的园地。
景泰一中是在原来的景泰初中的基础上，1958年升级成的一座完全中学。学校坐落在景泰县城内西关正中。学校大门面向东开，门口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校门是青砖砌造，高大雄伟，门口的高台上雄踞着两尊石狮，象征着学校的神圣与尊严。走进大门，先有一个小院，院里只有门房和不太起眼的花坛；再进，过一走廊，就是一长方形的院落。正西方是一座高大宽敞的会议室，南北两侧有多间厢房，那是教师们的办公室兼宿舍，门前均有花池，有百花的鲜艳、有生命的绿色，这就是中院。和中院一样大小，一样布局的是紧挨中院的南北两院。中院的会议室门前通向南北两院的有两个青砖雕砌的六边形门，上方分别雕有“文化园地”和“科学基础”的阳文行书，强劲圆润，舒目雅致。南院是女生宿舍院，北院是男生宿舍院，泾渭分明。再往西进，就是一字四排东西走向的建筑，前两排是教室、图书室、阅览室、实验室，后两排则是男生宿舍和教工办公室兼宿舍。前排教室的西半截前面是篮球场和大灶所在地。西边是土城墙，上面挖开了一段，外边就是一片开阔的操场。景泰一中毕竟是全县的最高学府，所以，设施相对比较齐全，环境比较优雅，教师也相对资历深、学历高、水平高，真是人才济济，精英多多。
我们入校时的校长是王庆云先生，他是芦阳本地人，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一腔爱国情，热心办教育。副校长是王治邦先生，他是甘谷人，是西北师大的老牌大学生，又是多年当校长办教育的专家。教导主任杨希山先生，他是景泰宽沟人，是兰州一中的老牌学子，也是多年的教育专家。我们的语文课由龚大绥先生讲授，他是景泰芦阳人，毕业于西北师大，当时怀着满腔的热情，一心想把景泰的教育搞上去，为国家培养大批的栋梁人才。他曾担任景泰初中校长多年，培养出的学生进入兰州的高中后仍是佼佼者，他的名声也因此早就在兰州教育界传扬了出去。他治学严谨，那时已是桃李成行了。1957年，他被错划为****，曾调到永登五道岘任教。1961年秋天，他恰好又调回景泰，担任了我们的语文课教师。虽为****，他教风不改，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严谨教学，使我们受益匪浅。我的班主任是吴应昌先生，他教我们的物理课；化学课由张清泰先生讲授，他们都是1961年才从西北师大本科毕业的。任教伊始，虎气生生，给我们读书生活注入了不少活力。我们的代数课由王家录先生讲授，他是四川人，矮矮的个子、白净的脸面，说话快，板书快，走路更快，是一个思维敏捷、行动干练的老师。政治课和几何课由庞爱先生和胡秉和先生分别讲授，他们都是西北师大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的高才生，后调来给我们上课。可以说，给我们上课的教师都是精兵强将，而我们班的学生又是从全县选拔来的，从而形成了强将手下无弱兵的优势格局。教师乐意教，学生喜欢学，在学校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高中的3年，是我上学读书的黄金时代。那3年，我收获多多，终生受用。
我们班入学时录取了40多名，到高三毕业就只有32名了，这其中流失了十几名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多是生活困难，难以坚持下去。毕业的学生基本都上了大学，后来分布在各条战线，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像李保卫、高锡、王自省、张生灿等都从政了，干得都不错。后来前两位晋升为了高干，成为正地级干部，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厅局主任；后两位则跻身于处级，成绩显著，口碑很好。而刘学仁、王建国、马登廉、尚辉英、洪锦梅、张承兰等都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有的升为校长，有的成为高级教师，他们讲台耕耘几十年，桃李满天下。还有像杨天文等同学，后来成为了高级工程师，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更有一些同学，像孙玉龙和我等人，从事了私营企业的创业和发展，现在也都有了一定的成就。我这里仅是随便举些例子，说明我们班的学生，在高中阶段，赶上了国家形势开始好转的大气候，基本能坐下来读书了；遇上了敬业精神很好的一批老师，我们真正地受益了。但是，3年的学习过程中，我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折，碰上了不少帮助过我的人，我也尽力帮助过一些人。
由于我在小学、初中阶段读了一些书，文科我学起来倒也轻松，理科则不然，初中时我们的理化课基本上没上过。到了高中，猛然要接受高中的理化知识，起初就跟听天书没两样。这对我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我得比别人付出成倍的努力，既要补学初中的课程，又要接受高中课本里的新知识，确实难度很大。但是，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在老师的耐心教导下，在同学们热情的帮助下，我总算没有掉队。到了高二、高三，我就和同学们齐头并进了，取得的成绩往往都是比较满意的。
1961年以后，尽管国家的形势开始好转，但************的后患积重难返。当时物资奇缺，生活与读书的困难仍然不少。吃饭要粮票，发给吃国家粮的人的粮票每人每月只有20多斤；穿衣要布票，每人每年发放布票2尺3寸，不够做一件裤头；肉食、蔬菜之类的副食品更是奇缺。实际上，全社会当时都处在度荒过活的岁月之中。老师们每月几十元的工资，基本上都想办法买一些能吃的东西填肚皮了，然后鼓足精神给我们坚持上课。王治邦校长家孩子多、拖累大，吃的非常紧张，他了解到我在社会上人缘好，就托付我帮他搞些蔬菜之类的副食。出于尊敬和同情，我就满口答应了，但丝毫没有把握。星期天，我就到响水姑姑家去，把情况给她说了。姑姑也很同情，把几辫干白菜让我背去给王校长，没要钱。姑姑是个有远见会过日子的农村妇女，她每年秋天把吃不完、腌着剩下的白菜都辫成辫子，挂在房檐上晾干，待来年春天缺菜时再煮着吃。王校长见到干白菜后非常高兴，坚持要我把钱带回去给姑姑，而且还一再叮嘱，此事不宜张扬。王校长已被历次运动整害怕了，所以不敢造次。
老师们的日子是如此不易，学生们更是困难重重。我们当中，像山区来的张兆才、王自省，还有龙湾的张生灿等，家里所处的自然区域和生活条件都稍微好些，经常还有些炒面之类的东西来充饥，而来自兴泉、芦阳、五佛等地的学生，像我和崔耕、芦守海、孙玉龙、李皋、高锡等同学的吃粮都很紧张，个个面黄肌瘦，人人都懒得到户外去活动。我们家每月只能供给我30斤口粮，我一天只能安排吃两顿，早晨空腹，中午、晚上各吃半斤。中午，大灶供应半斤杂粮馍馍，我再盛一大碗开水，边走边吃，走到教室时，我就吃光、喝尽了；晚饭是一大碗糊糊汤面条，里面调些甜菜叶子和包菜叶子，叶子上蚜虫成堆，也只能闭着眼睛喝下去。我这样一个大小伙子，一天一斤的口粮，只能是充饥，哪能饱腹呢？有时，我们实在饿得不得了，几个人凑上几角钱，到人民饭店花一角五分钱买上一碗大烩菜，解个馋，过过饱腹的瘾。一到星期天，我就非要跑到姑姑家吃顿饱饭不可，不然就坚持不下去了。每次在姑姑家吃完那顿饱饭后返校时，姑姑还要给我带上些炒面、萝卜干、白菜根之类的副食。如果是秋天，我每每带来些吃食，都要分给同学们分享，特别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同学，共度艰苦生活，我们也借此共享青春的快乐。我们在一起，生活是苦一些，但学习的劲头还是很足的，大家似乎看到了美好的前景，都想用刻苦的精神把在3年灾害中丢失的损失找回来，所以，我们都在忍饥挨饿、不失时机地努力学习。
记得上高一初始，我由于只有盖的被子，没有铺的毡褥，就和朱万东合伙住在芦阳西门外的付姓舅舅家。万东带一条双人毛毡，我俩就够铺了。当时，姑姑的大女儿——我的表姐已嫁到了付家，是我舅舅的大儿媳妇，有她操心给我们把炕煨热，冬天虽不生火，我们还是很暖和的。为了搞好学习，我和万东制订了个计划。每天早晨，我们鸡鸣时就起床，赶在到校前背会一篇古文，晚上睡觉前再背一首诗词，到校后则随班正常上课，绝不误课。这样，我们在舅舅家住的这一学期，背了一些古典诗文，更加夯实了文学基础。第二学期开始后，我们就搬到学校住校了，一则长期住亲戚家不方便，二则本班的同学都熟悉了，我没有毡褥的困难，同学们互相照顾，很容易就解决了。
一个能为别人排忧解难的人，哪怕是一丁点儿小事也能倾心相帮的人，肯定是一个胸怀博大、充满爱心的人。在高中上学阶段，我在班上人缘很好，同学们有啥难事，或者老师们有啥难办的事，都愿意给我说。高一时期，马昌铨和我走得很近，他有一次因偶然的过失，公安局要罚他40元，到哪里去找40元呢？我知道后，主动找其他人给他拼凑着借了20元（20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一年的学费），他的兄嫂们又周济了20元，才免受囹圄之苦。从此之后，他对我更加相信，更加感激，也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做客。尽管困难，我一到他家，他们有啥就叫我吃啥，甚至有些奇缺的东西，如果少就只留给我吃。他的母亲更重情谊，待我如待亲儿子一样。后来，我步入社会，常常挂念着这位老人，总想找机会报答报答，但是天不遂人愿，等到我的日子像样了，她老人家已经归天了，这是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后来，马昌铨由于多种原因辍学了（生活困难是主要原因），我就鼓励他学做木工，这个活儿比较稳定，又是技术活，总比跟着牲口屁股今天到这儿，明天到那儿任人摆布强些。我三哥给了他一些指教，又给他送了几件工具，后来他竟成了木工名师了，当然他本来就很聪明。这样，他能凭手艺吃饭，我为他而高兴。
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决定他一生的命运，一个人的心胸也能决定他的成败。勤奋求进是我性格的主流，乐于助人、善于交人是我的天赋。到了高中阶段，我的个性愈加成熟了。那时家里每月只能供给我30斤口粮，零花钱和买学习用品的钱家里很难供上，除了学校每月评发给些微薄的助学金外，其余的费用就得我想办法自己挣了。好在当时也提倡勤工俭学，我就利用寒暑假、星期天，找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力图自己挣点儿钱，以减轻家庭负担。一次偶然的交谈，我找到了一个挣点儿小钱的机会。这也许是缘分，或许是上天给我这苦命人的恩赐吧。但是最根本的是，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在兴泉学习画画的功底用上了。我在兴泉小学时认识的照相师傅刘长江，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刘长江是县照相馆的师傅，他每年都要到兴泉乡下照相一到两次，而他每次来由我帮他租住我们邻居李家的房子。他一到来，我就抽时间帮他清扫卫生、提水，帮他干一些杂活儿。他待我很好，有时他教我洗洗照片，有时我帮他抬抬机器什么的，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我上高中时，他常约我到照相馆去玩，在那里我有时也给他帮些忙。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流行彩照，可是景泰照相馆，馆小底薄，还没有推出这项业务。他和我谈了此事后，我主动提出给黑白照片上着色。他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我提出帮助他试试，成功就干，失败就算了，他同意了。我用小学时在连环画册上着色的技巧，试着干起来了，但是，相纸和画册的纸质有别，着色还不太容易。我反复试验，摸索着把照片用热水泡一会儿，再晾到近干，然后再把颜料轻轻地涂上去，就这样大胆地实验着，效果出来了，居然成功了。经我着色的照片，漂亮好看，还不易褪色。刘师傅很高兴，我也很兴奋，皆大欢喜。这样，我就和刘师傅合作，每张照片上我着了色，再打上蜡光，他加收5分钱，给我3分钱。现在看起来，3分钱微不足道，可是在当时，那可是我勤工俭学的可观的收入了，它解决了我的学习费用。如果不是这些办法，很难想像我能够高中毕业。
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年轻的姑娘小伙子们，谁不想有几张漂亮的着上色彩的照片呢？为了保证能把高中读完，除了给照相馆的照片着色外，我还和沈文栋结对，给县文化馆每月出一期墙报。沈文栋写得一手好字，我的画画手艺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两相结合，画画写写、写写画画，既展现了我们的才艺，我们每人又可每月得到5元的收入。这样，我们的学习费用就稍微宽余些了，尤其是我。这些都是我求学路上的主要的经济来源。我得感谢提供给我助学机会的这些好心人，我也感谢和我合作过且帮助过我的人。
勤工俭学的的确确助我读完了高中，更切切实实地锻炼了我走向社会的能力。勤工俭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使我从本质上理解了《国际歌》里的那两句唱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
1964年的夏天酷暑难熬，暴雨频泻、洪水猛冲，喜集水的铁路大桥也被冲出了险情。我们临近高中毕业了，同学们都在纷纷探讨报考什么大学，寻求自己步入社会和实现理想的路径，而这时候的我，心里像扎了根毛毛刺，瞻前顾后、焦虑不安。我多么渴望也能进一所大学，继续深造，学有所成。但是，家庭环境的现实使我太犯煎熬了。我那原本就在风雨中飘摇的破碎家庭，经过那3年天灾人祸的折腾，现在更加贫困不堪、朝不保夕了。大哥、二哥都已成了家，而且都有了嗷嗷待哺的孩子。由于家里没有房子住，二哥租借了别人家的一间小伙房暂住，而房主家还要同时在这间小伙房里做饭。尽管两位哥哥都很能干，也很勤俭，但只能眼巴巴地靠生产队的收入养家糊口。当时的生产队也已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了。社员的口粮，每年只能人均分得200来斤；干一天农活，年终所得的报酬也就是几分钱或一角多钱，许多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年终一结算，倒欠着生产队的。极“左”思潮阴魂不散，社员家庭一旦搞些鸡、猪、兔之类的养殖业，就被当作资本主义的私有尾巴，遭到批斗和没收。那个星期天我跑回家，本想和兄嫂商量报考大学，但一看到家里的惨景我就心灰意冷了。我进门第一眼就看到大哥、大嫂的两个孩子——小侄儿和小侄女，他们眼睛圆圆的转来转去，端详着我的上下和两手，渴望能从我的手中得到甜蜜和幸福。一瞬间，他们像小蝴蝶一样扑到了我的怀里，四爸四爸地叫个不停。他们渴望，他们企盼，他们亲昵的依偎在我的怀里，好像我是他们的大救星似的，我赶紧把口袋里装的几块糖塞在了他们的小手里。抚摸着他们黑黑的头顶，看着他们黄瘦的面容和身体，我的心中不禁泛起阵阵心酸。多么可爱的孩子啊！他们为啥也要跟着大人遭受这种苦难呢？就这样，我那本来就脆弱的心经受着残酷现实的一次又一次的撞击，产生着一次又一次的阵痛。我在思考着，我在等待着。天黑了，大哥、大嫂拖着疲惫的身子，有气无力地走进了院子。两个孩子立即扑进了妈妈的怀里，哭闹着要吃要喝。嫂子顾不上洗一把脸，又立即抱柴禾生灶火，赶紧给孩子做饭——拌糊糊。日头落尽了，夜幕扯下来了，白发苍苍的老父亲才步履蹒跚地背着一捆柴草回到了家。他虽然只有60多岁，那一刻却显得格外的苍老和憔悴，进门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蹲在炕沿上抽旱烟。大嫂做的饭熟了，我们每人端着一大碗糊糊在喝，两个可爱的孩子吃着碗里的，还伸长脖子看着锅里的。大人们都放下了碗，等孩子们吃饱了再说，如果还有就再吃一点，没了就算饱了。看到这些情景，我辛酸的泪水不断地往肚子里流。我想到在学校我每天吃到的一斤粮，都是家里人从牙缝里抠下来的，心里感到无比惭愧，我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小伙子，怎能再向兄嫂们伸手呢？我把要上大学的要求咽回了肚子，再也没有脸面提出来了。
面对现实，我痛下决心。人不能太自私，该自立的时候就要自立。我要自立自强，凭我的志气，凭我已有的知识和能力，走自己的路。记得有人说过，不是学好了再干，而要干起来了再学，边干边学。我把想法告诉给了家里人——我不上大学了，家里人都觉得很惋惜，但又无可奈何，只能“相顾两无言”。
有位哲人说过，人活在世上，只为自己幸福活着的人低劣；为别人幸福活着的人高尚。我将要步入社会了，我要以自己的能力，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要争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高尚的人。
注释：
【1】米星柴、烟葫芦柴均为西北特有的野生烧柴用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