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对历史的新发展，在承认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同时，仍坚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他们在理论上考察了社会发展与生态问题的内在联系，提出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内涵，走向社会主义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的选择。这一点，显然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人民来说，也会具有启示作用，并会给予莫大的信心和鼓舞。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最后诉诸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来解决生态问题应当说是顺理成章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透过人与自然间的冲突揭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而他们反对生态中心主义者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相应地，在如何消除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反对像生态中心主义者那样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通过改进技术、实行分散经济等措施来消除生态危机，而是强调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废除由这一制度带来的贫困和不公正，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同样，在消除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后应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上，“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反对生态中心主义者崇尚“回到丛林去”的浪漫主义，以建立“生态乌托邦”为社会政治理想，而是立足于社会主义，以实现生态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主义为理想目标。下面也通过剖析若干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来加以说明。
高兹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要有效地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必须具备这样的社会环境：生产实用的不易损坏的物品，生产易于修理可长时期使用的机器，生产较长时间不会过时的服饰；中央计划的主要工业仅仅为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而生产，各个城镇都有用完整的工具系列、机器和原料装备起来的工场，在那里市民们为自己而生产，依照他们的情趣从事生产；人们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仅有读和写，而且包括各种手工艺，即所有那些被商业从人们身上剥夺并且只有通过买卖才能重新获得的各种专业技术。高兹指出，这样的社会环境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环境，认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实施生态保护等于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施生态保护。他说道：“生产力的经济规则与资源保护的生态规则截然有别。生态理性旨在用这样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尽可能提供最低限度的、具有最大使用价值和最耐用的东西，而花费少量的劳动、资本和资源就能生产出这些东西。与此相反，对最大量的经济生产力的追求，则旨在能卖出用最好的效率生产出来的最大量的东西，以获取最丰厚的利润，而所有这些建立在最大量的消费和需求的基础之上。”高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Verso出版社，伦敦，1994年版，第32—33页。高兹在这里清楚地向人们描述了两种理性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要实施生态理性，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而这就意味着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而且应该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
高兹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但他同时又指出，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苏联模式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不能有效地实施生态保护这一点上，几乎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在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奉行的也是经济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也就是说，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和人的行为同样受制于经济的理性。只要是受制于经济理性，那不管是用计划还是用市场进行调节，都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强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向人们提供了一幅资本主义基础特征的滑稽的放大画，因为它把追求积累和经济增长作为其主要目的。唯一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实施这种积累和增长的方式，即它试图用精心规划的、中心化的、外在的整体经济控制的市场取代了自发的外在机制，在一切行为领域中，它使得体系的全面合理性所要求的功能行为与个体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方式的合理性相互分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曾实施过种种改革，但由于这些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建立在消费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即这种改革并没有对追求的目标作丝毫的改变，而只是对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进行了调整，所以这种改革的结果是越来越与西方资本主义靠拢，而远离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使经济行为服从于社会的目的和价值，如果不朝这一方向努力，那现存的和传统的社会主义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
佩珀指出，既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这一制度不可改变的利润挂帅的经营战略，那么，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就是对这一制度实施变革，即变资本主义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当然，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生态社会主义。佩珀特地向人们指出，生态社会主义并不是以生态为中心，不能像一些生态中心主义者那样，认定生态问题主要出在人对生态环境的支配上，从而又认定只要放弃这种对生态环境的支配，把生态置于中心的地位就把问题解决了，认定理想的社会必须以生态为中心。佩珀强调，由于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问题的根源是不把生态环境放到中心的位置，所以他当然并不把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理想社会的主要特征归结为以生态为中心。佩珀指出，作为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社会，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实施人类中心主义。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现行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目前一些人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是技术中心主义，即名义上是把人而实际上是把技术置于中心的位置。这里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同义。他这样说道：“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不过不是资本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由它们所导致的任何各种可能的反人道主义的体制。它强调人类精神的重要性，强调这种人类精神的满足有赖于与其他自然物的非物质性的交往。人并不是一种污染源，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傲慢、贪婪、好斗、富有侵略性，也不生来就具有其他的种种野蛮性。假如人沾染了这些的话，那也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遗传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原罪所致，而是流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使然。虽然不能把人与其他动物同日而语，但人也是自然存在物。我们所设想的自然是社会地被设想的和社会地形成的。而人所做的也是自然的。”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层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伦敦洛特雷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3页。佩珀的这段话比较明确地阐述了他把生态社会主义理解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缘由：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自然置于中心地位，颠倒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真正的主人是自然，而人仅仅是自然的奴仆，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神秘化，那么必然带来各种反人道主义的体制，结果是自然主人没有当上，而大部分人却成了一小部分人的奴隶。人按照本性是理性的，人目前在面对自然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贪婪性、疯狂性是由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带来的，人按其本性与自然并不冲突。因此只要改变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人的种种贪婪性、疯狂性就会相继消失，而恢复其理性。这样人就会按照理性的方式合理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物质上有限而又丰富多彩的需求。在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模式中，人居于中心地位，自然是人的可亲可爱的家园，人与自然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真正实现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福斯特认为，由于在维护生态平衡和维护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快速与无限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冲突，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通过“自然资本化”的路径来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还认为，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新技术的运用必须服从于“资本的逻辑”，也就是服从于追求利润，让自身增值的资本的本性，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技术进步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和生态革命才能解决所有面临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他这样说道，假如想要拯救地球，就必须与那种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社会秩序一刀两断，转而去构建具有更能代表人的价值追求的新的社会体制。他提出新的社会体制“必须以人为本，特别是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的生产，必须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J.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他提出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的社会理想。在他看来，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不是建立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积累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公正与可持续的基础上”J.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在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中，当然也有支配的力量，但这种支配的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J.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实现生态化战略的过程也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过程，在这转变过程中，一方面需要工人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的结盟，消除工人与环保主义者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层面上的协作行动，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同时就建立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规划，大力削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消除国家作为资本的代理人的角色。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对实施生态战略转化确实至关重要。他说：“在社会主义体制中，最大规模和最严重地破坏环境的根源，将以一种自身显示出超越资本能力而不仅仅是反对其利益的方式被直接加以铲除。”J.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他甚至提出，环境革命就是作为第三次人类革命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结合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史及环境运动发展和现状，提出了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基本策略——实现以“社会生态正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参见陈食霖：《人与自然的矛盾及其化解——评福斯特的生态危机论》，载《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9—20页。。
上述三位学者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决生态问题的论述在整个“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具有代表性。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庞大的理论体系中最值得人们深思之处。必须指出，他们是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批判来论证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他们在生态运动中高高地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这更显得难能可贵。他们围绕着生态文明的建设这一目标，为人们从整体的角度解释社会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生态社会主义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中异军突起绝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转折。我们目前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生态文明的建设，我们基本上完成了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要求的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因此，我们必须万分珍惜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建设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在前面我们论述了实施“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所面临的若干难题，我们完全可以说，这些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有信心地去探讨解决这些难题的途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支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即使有个别企业也企图实施生态转型，但由于整个制度是资本主义的，从而这种转型必然会中途夭折。我们知道，各个不同的企业中，由遵循生态文明规律所形成的价值无疑属于个别价值，而马克思这样指出：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不能为企业走生态文明道路提供良好的大环境的话，那么这些个别企业即使想实现生态转型也是难以为继的，因为由于规模、技术、设备、市场等原因，它们实在不可能做到使其个别价值等于或小于社会价值参见贾华强：《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载《文汇报》，2007年10月30日。。这说明，只有从整体上实现社会主义才有可能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环顾今日之世界，建设生态文明的呐喊响彻云霄，我们这里在下决心建设生态文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士也提出要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了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我们知道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有条件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正因为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们应当承担起在中华大地上率先建成生态文明的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像“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的那样充分认识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优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