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3生产结构、农业经营模式与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
在单一的以粮食为主的生产结构下，农户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比较低，面临的风险结构比较简单。遭受损失时，可以通过减少家庭消费、向亲友邻里求助或依靠政府救济渡过难关，不必求助于保险，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意愿也比较低。随着国家农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调整，国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结构将发生变化，由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向农、林、牧、渔综合协调发展，由消费型农业向经济型、特色型、精细型农业发展，形成多元化生产结构。在农业生产结构多元化，农业经营规模化发展趋势下，农业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面临的风险也由单一自然风险向自然风险、市场风险、技术风险、政策风险、贸易风险融合、交错的综合性风险转变，综合性风险的复杂性、严重性已经难以为单个农户家庭所能承受，亲戚朋友邻里等狭小社会关系网络也难以应对和处置这些风险，需要现代保险等社会化风险管理工具才能应对和处置。因此传统小农经济向现代农业转变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经营规模变化将影响着农户的风险认知和风险管理决策，影响着农业保险制度演化。
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之所以经营得比较成功，与农户经营规模化有关。黑龙江垦区农户的经营规模在106—110亩之间，远远高于全国农民2.5亩的人均耕地水平。也就是说，一个100亩地小麦火灾保险在黑龙江垦区只需一个保单，而在其他各地则需要40个左右的保单，规模化生产有效地降低了农业保险的经营成本。安盟中国成都公司2005年的经营状况也反映了纯市场运作下中国农业保险的小规模高成本。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在新疆开展的棉花保险则从另一个角度即区域规模化经营的优势，证明了种养殖区域化、规模化更有利于农业保险的发展。2001年以后新疆棉花种植面积接近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30%以上，区域化种植相当明显，区域化产生了规模化，棉花保险自然成为人保新疆分公司、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等保险公司最主要的农业保险险种。
虞锡君（2005）对浙江农业保险试点所进行的调查研究，也印证了上述关于农户经营规模、经营模式与农业保险制度需求的相关关系。
陈盛伟（2006）对山东农业保险进行实地调研后，认为农业生产规模对农户的农业保险投保决策有明显影响，生产规模越小，农户农业保险投保意愿越低，生产规模越大，农户农业保险投保意愿、投保能力越强。
6.3.4收入——支出结构与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
农户收入水平是影响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和投保能力的重要因素，笔者的调查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张跃华等（2007）在山西省和江西省做了农户灾害与事故保险行为的问卷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人均收入水平与农业保险需求存在正相关关系，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农民较多地考虑使用保险来分散家庭风险，随着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民使用保险来分散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收入——支出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农户的农业保险决策。农户收入——支出结构变化取决于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需求变化，总体而言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改革30多年来，农村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消费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从目前农户的收入——结构来看，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但仍是大部分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非农收入已占到相对比重，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非农收入比重已经超过了农业收入。收入来源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对农户的风险态度和农业保险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意味着，农户可获得性风险分散手段的多元化。当农业生产受损，可以通过非农收入来应对和分摊损失，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对家庭生产生活的影响，确保生产生活稳定，一定程度可能会对农业保险产生“挤出效应”，削弱农民的农业保险需求。庹国柱、杨翠迎、丁少群（2000）对陕西和福建六县农村保险市场所进行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论，他们发现乡镇工业比较发达、非农收入在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较大的地区的农民对农业保险需求意愿低，农业收入比重大的地区的农民的农业保险需求愿望较高。陈盛伟等（2006）对山东农业保险进行实地调研后，也认为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户收入结构对农户的农业保险投保决策有明显影响，生产结构越单一，农户农业保险投保意愿越低，农户收入结构越多样化、非农收入比重越大，农户农业保险投保能力越强。另一方面，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实行自收自支，在地方政府财政开支不断膨胀，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税源薄弱的情况下，农业和农民就成为地方政府征税的对象，在国家税收之外，向农户进行各种摊派、征收费用，加重农民负担，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户的农业保险需求。
从支出结构来看，食品支出和建房支出仍然是农户的两大支出，大部分农户处于解决温饱向小康发展的阶段，吃和住占了相当大的支出比重。消费性支出比重超过生产性开支比重，影响了农户生产投入，制约了农户对风险规避、风险管理技术等选择和应用。消费性支出与农业保险需求的关联性低，生产性支出与农业保险需求关联性高，当吃和住等消费性支出占去了相当大的比重后，农户可用于生产的投入就减少了，也降低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购买能力和投保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农民的医疗费用开支和养老负担沉重，占据了农户收入和开支相当大的比重，减少了农户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技术性、生产性投入，导致农户用于采用新技术、投保农业保险的资金减少，抑制了农户的农业保险投保能力。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农民还处于温饱阶段，农业收入还是主要收入来源，收入结构开始多样化，非农收入比重不断上升，但支出还属于解决喂饱的消费型阶段，而非扩大再生产的阶段。因此，现阶段农户的收入——支出结构和收入水平对农户的生产投入和农业保险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
6.3.5土地制度安排与农户农业保险行为决策
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改革后，农民成为了土地经营者，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极大提高，使人民公社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被抑制的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推动了农村改革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土地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制度能量得到完全释放后，农村改革的动力减弱了，农村的发展放缓了，农业和农民收入增长放慢了。由于缺乏新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政策支持，整个90年代，农业和农业保险的发展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导致这一状况的一个原因在于土地制度产权安排的残缺。土地改革后，农民虽然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但土地所有权仍然归集体（国家）所有，农民的土地制度产权安排是不完整的，是残缺的。在家庭经营责任制刺激生产的同时，由于改革所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不稳定性，农场规模极小和信贷不足，妨碍了对农业的投资，并造成农户的非生产性资产（如住房）和非农活动方面的投资偏好增加。
30年承包期虽然很长，但在农民心目中仍存在不确定性，承包期满之前，由于政府政策变化可能导致承包的土地被重新分配。那么连同土地的长期投资和资本可能会遭受损失，此外政策变化带来的某种形式的合并经营或集体经营，又有可能带来农户对他们所拥有的生产资本的不确定性。上述不确定性和风险，将减少农户对生产设施、农机具等长期投资的投入激励，抑制农户对农业生产技术、农业产品、风险管理技术的选择和应用，可能对农业保险等非必需性、长期性、技术性投入产生抑制。
6.3.6农户信贷——储蓄倾向与农户农业保险决策
农民的风险决策常常具有多时期性质，农户的生产-消费决策属于跨期决策。由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波动性、季节性等特征，农户的产出结果和收入将面临生产波动和周期带来的不确定性，为降低这种不确定性，实现家庭消费效用最大化，农民一般将消费在各个时期进行重新配置，或者说进行平滑，即当期产量短缺时进行借贷，当期产量过高时则进行储蓄，即中国古代的“积谷防荒”的思想。这种平滑手段是现代金融和农业实践中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农户的这种信贷-储蓄决策实际上体现了弗里德曼（M.Friedman，1957）的持久收入伦理和莫迪利安尼（F.Modigliani，1944）的生命周期理论所阐释的个体长期（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思想。农户的这种借贷——储蓄决策实际就是应对农业生产不确定性、规避农业生产风险的一种有效工具和风险管理机制，这种机制替代了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风险管理中的作用。Patrick（1985）等学者曾经以澳大利亚生产小麦的60个农场为样本进行农户风险管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在面对生产风险时更倾向于使用财务手段，他们通常都会在年景好的时候进行储备或者减少家庭债务，而不是求助保险等风险管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