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视率·炒作制胜·娱乐化
杨：我们的评价标准目前正在处于一个不断被量化的过程，数字说明一切。比如，票房的多少意味着影片地位的卑微和高贵，收视率的高低决定着栏目的生存状态，由此也部分地决定了创作人员的审美创造能力和美学品位，对于这样的评价标准，我一直很怀疑其适用性。
仲：电影的票房市场我们已经是有目共睹了，哪部电影卖的钱最多，票房最多，它的艺术价值就是最高的。同样在电视界，也出现了收视率决定生死的局面，末位淘汰把《读书时间》淘汰掉了，那么这个评价标准显然就存在问题，没有坚持党中央号召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两个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
更为严重的是，按照这样的评价标准，为了达到票房第一，收视率第一，一部艺术品的价值就不再认为取决于它的美学品格和历史品格，而误认为是通过商业的炒作手段就可以改变，这就把精神产品当成了同股票一样，认为在股市上经过炒作就可以升值，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所谓的炒作，不讲艺术品自身的内容和形式，不讲它的历史内涵和美学价值，而炒作某明星穿过的皮裤、某导演用过的什么玩意，我不好用严重两个字，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紧迫性。可是在他们看来，只要能逗乐，只要有人喜欢看，只要能给人快感，就达到目的了，至于作品的人文精神，审美地把握世界的高明之处都可以搁置了。
杨：像这样一种运作方式，背后体现的其实是一种经济哲学，当它逐渐成为艺术创作里一个大家默认的行规、游戏规则的时候，最终艺术创作也会受到一种很本质的伤害。
仲：你说得很对，那就是人文精神的滑坡，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落的开始。历史上有两种文化可以消解掉一个民族精神，一种文化就是所谓的监狱文化，或者称****文化，我们有过“**********”，****文化一来，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电影有三战——《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还有一种文化，就是娱乐至死的文化，就是一味地搞笑、媚俗，搞得一个民族只知道笑不知道为什么笑，用调侃的方式消减掉一个民族最宝贵的传统和最优秀的伦理观念，到了最后也就造成了这个民族精神的解体。
一个民族的发展，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比如说韩国人学好莱坞电影的形式，但他们没有忘记一个根本，就是用好莱坞的形式来包装高丽民族的魂，高丽民族的传统道德。日本人选贺岁片，选了我们中国拍摄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关注海尔的老总怎么创业，怎么走向世界，片子播放时打的广告词是：看中国人在怎样崛起！不论他出于什么目的，他在提醒他的国民，注意他自己国家和民族安全。我们怎么能够一窝蜂、一股脑儿地盯住一个搞笑呢？怎么能够这样呢？怎么能在各种浮浅庸俗的娱乐包装下消遣自己民族的根，消遣民族文化精神？我们当然需要喜剧，但是我们需要像卓别林那样的，更有内涵的喜剧精神，不仅让我们人民发笑，而且让我们懂得为什么笑，决不是误把快感当美感。
杨：这种对美感和快感的误解在娱乐化中慢慢演变成一种习惯，低俗的娱乐也就演化成甜蜜的“娱弄”，我们的受众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包括鉴赏能力都会在这种习惯性接受中慢慢被麻醉，而不自知。
仲：可怕的就是这样，就一个民族而言，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不能变，民族的基本思维方式不能变，民族的心理接受方式不能变，如果改变了这个民族就不复存在了，就可能被其他民族所消融掉。但是在今天娱乐化的喧嚣下，这些都有可能被改变了，它让人们浮躁起来，“有了快感你就喊”，这是脱离人类审美规律的。我大概十几年以前就说过，低俗的娱乐化容易使一个民族群体性的文化心理和鉴赏习惯变得浮躁而不沉稳，肤浅而不深刻，油滑而不幽默，这是危险的，意味着一个民族美学精神的丧失。
你看从所谓的“三性统一”对观赏性的不科学、片面的认识和盲目的追求，到提出“观众是上帝”，抹煞掉人类的物质消费同精神消费的界线，进而提出实际上的收视率第一和票房至上，抹煞掉了文化产品应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再到从宣传方式上面鼓吹“炒作制胜”，靠非艺术的炒作去欺骗受众，这就是当下电视艺术创作的生态环境。这样的生态环境，还不令人感到忧患吗？这样的生态环境能够为电视艺术全面持续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多少推动力呢？环境净化·哲学思维
杨：鲁迅先生曾说过：“揭露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您在表达了对电视艺术生态环境的种种忧思之后，可曾设想过对这些问题的纠偏和修复，对电视艺术生态环境的净化应从何处着手？
仲：我以为要力图从哲学思维上来考虑问题，因为哲学是观总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必然是缘于哲学层面上思维方式的创新；而艺术审美的实现，也是以哲学为最高境界，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艺术化、审美化的较高程度。一部艺术史和哲学史，证明了哲学对艺术所构成的一种更有力的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我认为在电视艺术的发展与创新中将继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必然对电视艺术所处的生态环境产生积极的修复和建设作用。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可能不学哲学，不可能不懂哲学，一个艺术家，一个大导演，他的艺术创作应该能够为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做出积极的促进作用，应该张扬一种现代的人文精神，体现一种人文关怀。如果他连这些都一无所知，那我只能认为，他根本不具备艺术家的基本条件，我这个话一点都不过分。
杨：哲学思维提升应该是艺术创作者主体健全的必然内涵，我觉得这是创作主体的文化哲学意识的形而上的阐释，可能我们更期待的是这种意识层面的上扬会对电视艺术的创新产生多大的推动力？
仲：推动力是与电视艺术所承担着历史的责任紧密相连的，我们民族个体的行为意识，心理素质，价值标准、伦理规范，需要我们的创作主体以独特的审美眼光和文化意识对它加以观照、发现和开掘；需要艺术家将他的笔触、视野、镜头穿透到人对历史及其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精神作用的层面上去。我历来反对审美创作思维和理论研究思维当中的机械唯物论，提倡重视审美创作主体和研究主体的主体性的健全。但是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机械唯物论的影响下，妨碍了主体性的健全和主体性的发挥，再加上二元对立的思维传统存在，我又很担心在强调主体性的时候又走向了另一面，就是滑向了主观唯心论，忽略了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民族文化是艺术创作的丰厚土壤。所以我认为把握好度，就是一种辩证思维。
21世纪的今天应该看到，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进一步泛滥，人文精神在滑坡，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形势，我非常赞成王元化先生的话，“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只有这样才可能发挥作用，使整个社会在转型期尽可能地少生产一点文化泡沫。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是人民养育的一批在专业领域里面较多地占有了文明成果的一个群体，他们的责任就是取之于民，还之与民，用他们的知识去对历史的，特别是现实的不合理现象，忠诚地提出他们的见地，希望得到求得发展的一种匡正。而不是站出来，去挖空心思地论证这些已经看见的不合理现象是如何合理，和造成这种现象的人是如何英明的。如果这样做，知识分子就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丧失了自己的学术情操。
学理·学科·学风
杨：学界我觉得也是责任在肩，对于电视艺术创作，理论研究和学术批评如果能够多一些建设、批判的目光，多一些富含哲理的思辨，少一些追捧和迎合，必然也会净化学术研究的生态环境。
仲：所以我认为艺术学或者艺术美学的建立，一定要有哲学功底，要学哲学通哲学，同时要学艺术通艺术，既要有善于思辨的哲学神经，也要有十分敏感的审美神经，要两方面都协调健全地发展，才有望培养出一批真正具有建立学科本事的研究人才，这是根本。认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没有搞学科建设的高级人才空谈学科建设，可能吗？要么就建立起一种不合格的学科体系，或者建立起一种泡沫的学科体系，这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的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艺术美学博士生培养，应该说任重道远，应该尽量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我认为要建立电视艺术美学、电影艺术美学，关键是人才，而这种人才希望能够像我们的前辈学者一样，通哲学通历史通艺术，通才才具有建立学科体系的能力。学科体系的建设，它的根基是科学，只有更加科学化、细密化，影视艺术美学才可能真正进行哲学领域里形而上的诗化。
杨：目前学术界不论是跑马圈地抢占领域，一哄而上炒作热点，还是急功近利的拼贴文本，都产生了不少学术泡沫，这种情形下学科的建设，尤其是学术品牌的树立就尤为重要。
仲：对于这一点，我就觉得专门院校要同综合性大学互补。综合性的一些名牌大学，他们具有深广的人文和自然科学背景，他们有他们的优势，而我们这种专门的院校里面，在本体研究上面，较为深入，这两者应该尽量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通才的培养也就常常要在结合点上做出文章。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传媒大学这几年来发展很快，特别注意了从外吸收人才，不仅从教师队伍里面，充实进了一批综合性大学培养的人才，从我们博士研究生里面，也从实践第一线和其他院校、学科里面招收了一批人才，这是很好的兆头。打个比喻，希望杂交而生产出优良品种，防止单科近亲繁殖带来的弊端，这是学科建设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杨：十几年来，西方诸多学派的观点、方法论在我们的学术舞台上快速地轮番上演，在各种学术著作中，西方理论词汇的刷新程度和出现频率至今仍然是学界判定理论水准的重要评估坐标。中国经典美学和马列文艺观的话语地位正在边缘化，您如何看待？
仲：我觉得只要大家都是继承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忠于人民、忠于历史、忠于现实这样一种优良传统，在研究方法上，不妨百花齐放，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咱们较量一番，看谁有生命力就行了。也许在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撞起火花，也许可以取长补短，也许可以促成中华民族在学术思维上的进一步发展，这有什么不好？但是不要你吃掉我，我吃掉你，更不要你排斥我，我排斥你。但是迄今为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历史观的指导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杨：这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范畴“和而不同”，正是这种多元共存学术景观，才能激发学术研究的勃勃生机，这是我的理解。
仲：不要忽略一点，真正能够春风润物的，是日积月累地培养造就一种校风和学风。在前辈的校长、教育家里面，我最佩服的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他提出的用美育代替宗教，以“兼容并包”的组织路线广纳人才，允许各种学术流派陈述自己的学术见解，来让相异的学术主张碰撞而生火花，照亮莘莘学子的前程，使学子们在比较中间，在鉴别中增长学识、增长才干，是非常有启示意义的。这种校风学风说到底，就是一种人格培养、学术操守的培养，潜心治学精神的培养。
前辈学者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语要》里面说：“知识之败在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洁之败在慕虚荣而不甘枯待”，这个可以当作我们的座右铭，我明知自己虽不能之，但心向往之，渴望我们的后学之辈们能够以此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