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小社会、大政府”，政府的作用特别关键。解决中国婚恋危机的过程，也是一个转变中国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国要从婚恋危机中走出来，中国的婚恋事业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建设“婚恋服务型政府”，简称为“婚恋政府”。
一、建设“婚恋政府”，是人民政府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提出“婚恋政府”，是创造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建设婚恋政府，是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对人民政府提出的新要求。婚恋政府，代表和体现了人民政府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新阶段。
“婚恋政府”——六个含义
所谓婚恋政府，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物质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关系上，以人类自身再生产为中心；在推进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中高度重视婚恋事业，优先发展和服务婚恋事业；坚持以家兴国，以创造健全、稳定、幸福、可持续发展的家庭为基础，实现发展一地、振兴一方、和谐社会、建设国家的目标。提出建设“婚恋政府”，是一种“执政理念”和“施政方针”的重大转变。
“婚恋政府”的具体含义有以下六个方面：
（1）在处理物质再生产和人类再生产的关系上，把人类再生产放在第一位，从“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到“人的建设为中心”，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要求，努力实现人的再生产与物的再生产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把“家庭建设”，放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其他一切建设的基础性位置上。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核心是婚恋，婚恋的载体是家庭。
在各项社会建设中，要坚持以“家”的建设为中心，通过积极推进中国婚姻家庭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从而实现中国家庭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3）把解决民众婚恋、帮助公民成家，作为重大民生问题，作为核心施政内容，进入“衣、食、住、行、婚”系列。实现娶者有其妻，嫁者有其夫，老者有所养，家家有婚庆，代代有后人。
（4）把结婚谈恋爱，由民间的事情，变成政府的责任，由公民个人和家庭以及亲友操办的事情，变成各级政府积极参与和有效操作的事情，形成公民自主，家庭和家族合力，政府宏观主导、积极引导、大力参与和支援的国家婚恋大格局。
（5）把提高民众“婚恋率”、提升地区“婚恋GDP”、增强婚姻稳定、保证婚姻安全，作为评价政府施政、考评领导干部政绩的核心内容，像计划生育一样，实行一票否决。要解决政府在施政问题上只抓GDP的“单纯经济观点”，解决政府在婚恋问题上的不作为。
（6）在人口政策和工作重点上，要从“限制人口生育”、“控制人口数量”，转变到“调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上来，着眼实现婚恋公平，保护弱势人口的婚恋权利，鼓励科学生育，帮助婚恋困难家庭等。各级政府要像抓计划生育一样抓婚恋问题。既要当生育警察，更要当婚恋红娘。
婚恋出盛世——中国有“官府抓婚恋”优良传统婚恋问题，不仅是个人和家庭行为，而且是国家行为。因为男婚女嫁，关系社会稳定，关系民族兴旺，关系国家强盛。早在现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就已经实行“计划婚恋”了。中国自古就有官府直接抓婚恋的优良传统和成功实践。
男孩可以延续家族，女孩可以延续民族。在中国古代，由于男人决定家族，所以，父母催着儿子娶妻；由于女人决定民族，所以，政府催着女子嫁人。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曾令国人“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墨子说：“昔者圣王为法日：丈夫年二十，不敢毋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越王勾践鼓励及时结婚成家，规定男子二十必须娶妻、女子十七必须嫁人，女子年龄十七不嫁人，其父母有罪；男子二十不娶妻，其父母有罪。这就是国家要直接干预婚嫁。
西汉时期，汉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有诏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在汉代人口税中有一种算赋，这是15~56岁的男女成年人交纳的。每人一算，120钱。汉惠帝这个法令迫使15~30岁的未婚女子要交的算赋数量是常人的5倍。其实质就是，你不及时出嫁，那么应该生育的子女的人头税，就要你来负担。
西晋时期，政府法律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
也就是说，女儿到了十七岁，父母没有能力把孩子嫁出去的，由国家负责给嫁出去。
唐太宗奖励婚配，释放僧尼，健全户口制度，增加社会劳动力，也是创造“贞观盛世”的重要举措。朝廷以户口是否增加、婚配是否及时、鳏寡是否减少，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标准，并且一次释放僧尼10万人。
现在一些西方国家，通过税收手段，对那些“丁克家庭”和单身者，进行一定的惩罚，但是与中国古代在这方面的法律和制度比较，其程度和力度，还是不够的。而现代中国，目前还没有使用和发挥这一经济手段的作用。
仿照“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提法，推进中国婚恋事业，也要坚持“计划婚嫁”与“市场婚嫁”的结合。个人努力、亲朋帮助、社会团体关心，是属于“市场婚恋”行为，而政府列入施政计划、成为工作单位责任，则是属于“国家行为”。
阶级斗争政府——GDP政府——婚恋政府
提出“婚恋政府”，人们会感到诧异。实际上，建设婚恋政府，是推进和实现政府科学转型的必然要求。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的政府实现了几次历史性转型。首先，人民政权的建立，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政府由“统治型政府”转型为“解放型政府”，是消灭压迫和剥削、解放人民的政府，这是政府根本性质的转变。
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身职能的转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突出政治”，重点是抓阶级斗争，是“政治型政府”；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抓经济建设，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提升GDP进行，是“经济型政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又提出了由“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服务型政府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政府职能的转型。而服务型政府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服务内容，是婚恋服务。我们的政府在抓经济建设上政绩突出，在改进民生、服务民生上也是积极进取的。但是，在婚恋服务上做得很不够，重视抓“计划生育”，而忽视抓“计划婚恋”；抓限制“生育”成绩斐然，而抓成功“婚恋”则乏善可陈。
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而婚恋是人类再生产的基本途径和方式。
婚恋危机，在本质上是人类再生产的危机。经济危机，在本质上是物质再生产的危机。比较起来，婚恋危机这个反映人类再生产的危机，是比经济危机这个物质再生产危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府，既要抓好社会物质再生产，更要抓好人类自身再生产，而且必须要把人类自身再生产放在首位。这就决定了婚恋建设要放在经济建设的前面，决定了建设“婚恋政府”比建设“经济政府”更为重要。建设婚恋政府，就是要把婚恋服务纳入政府职能，而且要作为政府的第一职能。
中国革命在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府。新中国建立的人民政府，有三个发展阶段，也有三种政府形态：
第一阶段、第一形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府，是一个阶级斗争政府，是一个“政治政府”。
第二阶段、第二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是一个崇尚GDP的政府，是一个“经济政府”。
第三阶段、第三形态，是“以人为本”的政府，是坚持人类自身再生产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协调和统一的政府。
所以，建设婚恋政府，是科学发展观在政府职能与使命上的新要求。
“婚恋政府”，是人民政府与时俱进的新阶段、新形态、新模式。
“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大发展——“婚恋建设为中心”续写新传奇建设婚恋政府，必然实现“经济建设为中心”到“婚恋建设为中心”的职能转变。把政府职能，由“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婚恋建设为中心”，是以人为本的时代要求。以婚恋建设为中心，就是以人的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婚恋建设为中心”，就是实现从“物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变，把以物的生产为牵引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转变到以人的生产、家的建设为牵引，带动社会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提升GDP为中心，这在中国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在中国经济落后的情况下更是十分迫切的，也是中国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大的时候，为了迅速扭转被动局面而采取的战略举措。改革开放30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奇迹。但是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以人为本。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婚恋建设为中心，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在一段时间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从根本来说，从社会全面建设和长远发展的需要来说，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婚恋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人口的节制生育，也是服务于GDP，是以GDP为纲。而坚持“婚恋建设为中心”，就是GDP服务于“人”的建设和发展，GDP保障“家”的稳定和健全。
以婚恋建设为中心，最能够体现“以人为本、以家为基”的科学理念。
只有婚恋建设实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建设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才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进步。
一个国家，要想从一次“经济危机”中走出来，没有几年的工夫，是不行的。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从一场“婚恋危机”中走出来，就不是几年、几十年的事情，而是几代人的事情。
二、创造“婚恋政绩”，是领导干部必须履行的新使命
婚恋政府的职能，是通过领导干部的职责来体现和实现的。与建设“婚恋政府”相适应，要求领导干部成为“婚恋干部”，履行“婚恋职责”，创造“婚恋政绩”，不仅要创造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新局面，而且要创造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人丁兴旺的新局面。
“婚恋政绩”上不去——不能提拔重用
中国古代治国理政，就有规定官员婚恋职责、考核官员“婚恋政绩”的传统。例如，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下诏：“其庶人男女，无室家者，并仰洲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需申以婚媾，令其好合”，“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导劝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驸殿夫。”唐太宗是将一个地方的婚嫁情况，作为考核官吏、确定奖惩升降的标准之一。
现在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资讯越来越发达，但是婚恋反而越来越难。
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人，只抓经济GDP，不抓婚恋GDP，结果物质生活水平越高，婚恋成功率越低，有了好的物质生活，反而失去了好的婚恋生活、家庭生活。物质丰收，带来的反而是精神生活、感情生活、家庭生活的贫困。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地方政府普遍轻视婚恋问题，漠视婚恋危机。
由于中国婚恋危机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不像自然灾害、矿难、急性传染病那么明显，也不像GDP指标容易衡量，一些地方领导人忙于政绩工程，对婚恋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认识和重视不够。必须尽快确定各级政府的婚恋职责，把婚恋政绩考评纳入干部人事工作轨道。
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婚配问题，只是依靠当事人“自力更生”，依靠家庭、家族“联产承包”，依靠“朋友亲戚”学雷锋、做好事，已经远远不够了。即使拓展到群众团体、民间组织也不够了。解决中国公民婚恋问题，提高年轻一代的成家率，必须使公民婚恋成为国家行为，纳入政府职能，定为干部职责，摆在战略位置，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行市场婚姻与计划婚姻相结合。要树立“为政必须抓婚恋”的理念，像抓经济增长率、抓计划生育率、抓就业率一样，抓婚恋成功率，抓婚姻稳定率，抓家庭安全率。党政一把手，要把婚恋问题摆上位置亲自抓，负起总责持久抓，形成合力系统抓，加强婚恋机构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手段方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婚恋指数上不去的、孤男寡女数量大的，要追究领导责任。婚恋是核心产业，是基础产业，既是攸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更是影响千秋万代的战略事业，各级政府和官员，要创造婚恋业绩，体现事业心和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