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陕西、河南……暴动成功的，暴动失败的，此起彼伏。当局屡次派兵弹压，可红色割据，不可遏止。当局内部屡屡争夺权势，中原各地屡起烽烟。大上海是中国第一的现代大都市，得风气之先，鱼龙混杂。共产党的机关、国民党的政客、商界的大亨、文化界的名人、党国的特务机关、自由派的报纸刊．物、革命派的刊物难以分清。大多报刊上大有同情农工，同情共产党人的舆论，这使当局怒气冲冲。当局在围剿江西、湖南、安徽诸地共产党人、红军的同时，在上海同样实行文化围剿。历史上把这一阶段叫做“白色恐怖”。******的政治控制和迫害愈来愈严厉，******政权的法西斯统治愈演愈烈。
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最现代的政府，在形式上它是因袭了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分立制度。可是同样的机构落在旧军人的手里，尤其是像******这样的恶魔手里，社会性质就起了质的不同。一反拥护农工为镇压农工，公然对群众集会、游行示威表示反对与镇压，国民政府完全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意志。
一九二八年八月后，当政的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五中全会，随着“全国的统一”，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一九二九年一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禁止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纲领政策及决议案者”，均为“反动宣传品”，应予“查禁、查封或究办之”。同月，国民党当局“令上海特别市政府，并令江苏省政府转饬上海临时法院，将印发共产党反动刊物之上海北四川路创造社即行查封，查禁《创造月刊》、《思想》、《白华》等十种刊物”。二月，上海当局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新的一个高压时期开始了。
郁达夫虽然近来与创造社大有分歧，可他对当局的这种高压做法大大反感。他知道这仅仅是一个信号，“白色恐怖”还在后头。郁达夫是共济会会员，亲眼目睹当局在镇压农工，逮捕流亡的革命青年。他曾设法多方援救，据他十年后的著述，为了援救这一类革命青年，不少于十次八次，使一部分青年得以减刑或无罪开释。国民党当局如今又在禁止言论，他想起了很多，是焚书坑儒？是文字狱？是中国统治者的传统？
他的心中有很大的刺激，那颗心完全乱了！他除了译著外，基本停笔。《大众文艺》的编辑半途而废，老板对此也担着心，不知不觉将节奏放慢了。他现在只有《奔流》，《语丝》也无疾而终，还有的是他只有在《北新》半月刊上发表《拜金主义》等译文。由于议论、出版不自由，许多杂志都停止了发行。
郁达夫心情紧张痛苦，他痛恨当局！言论出版自由，在这党国哪里能够有？他觉得政治已陷入前所未有的黑暗。他知道中国的统治者太会使用“文字狱”了。他是个正直、直言不讳的人，可是现在这哪里能做到？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文人们噤口无言！
他到鲁迅先生那里去，鲁迅先生的思想深邃，最有洞察力了，深得郁达夫的敬佩，推崇。他知道先生来上海之后很少出门，出门访友一概谢绝，也极少在家里招待客人，郁达夫是一个例外。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融洽。先生知道郁达夫是谦谦君子，好相与。而他们，对这社会的看法是那样相近。他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介绍外国文学为好。郁达夫极力怂恿先生“翻译苏俄小说”，以便在《大众文艺》上发表，早早约稿，亲自上门催逼；而鲁迅为了他们的《奔流》，不仅要郁_达夫翻译小说，并且要他翻译《托尔斯泰回忆录》，并且在《奔流》上公开催逼，这一段时间他们都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工作。
因为翻译工作太多，也因为老板不太满意，郁达夫有意辞掉《大众文艺》的编辑之责，老板让郁达夫推荐人选，那是创造社早期的同人陶晶孙，郁达夫还将陶晶孙介绍给鲁迅。陶晶孙政治活动不多，政治色彩不浓。郁达夫有意一心一意搞自己的创作与著译，在这种年月，像他这样的人抛头露面，容易招来不必要的麻烦。郁达夫的笔锋一向太露，他的思想太****，为当局所关注。四月里，他终于将他的《大众文艺》的编辑稿交出手，并专门着手他的《拜金艺术》的翻译，一直到了六月份，才把它翻译完毕。
夏天到了，王二南祖父因年事已高，辞去了群治大学的教职，要回到杭州去。郁达夫心里很是烦闷，他觉得这老先生的确是他一生中遇到最好的好人，是他促成答允了他与映霞的婚姻，常常与他一起对酒谈诗，说今道古，他有些依依不舍，王映霞更是不舍依依。他们对老祖父老有一种由衷的留恋。
叶落归根，老祖父太年老了。七十五高龄，那已是难得的古稀人生了。他们希望回到杭卅l去，那里有他们的亲戚，有他们的姐妹，还有他们的祖坟。杭州是中国最美的城市，那里还有他终生交好的朋友！岳母要照料老父亲，他们一同在五月里返回杭州，郁达夫夫妇怀着失意与失落，一直把他们送回杭州去。
嘉禾里的一四七六号太狭小，郁达夫，他的妻子、儿子和奶妈便移到他祖父居住过的一四四二号，那里有天井的石库门，又是单幢，安全，幽雅，那仅仅是上海的一只小角。
有一天，郁达夫到城中去。他接到现代书局老板洪雪帆的来信，有事相商，在街头下了电车，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郁达夫眼睛一亮，这不是徐志摩吗？他尚未开口，立即传来徐志摩那洪亮快活的声音：
“喂，达夫，你这几年躲在什么地方？”
的确，他们不通音讯已经两年了！两年的变化好大哟，一九二七年之后，徐志摩依然在北平教书，北京已改为北平。北平的那些中间阶级四散后，成了秋后的秋叶，有些人飞上天去了，成了部长、委员、要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有些人竞安然地到了牖下、九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旧在歧路上徘徊、苦闷，终于没有找到出路。而徐志摩是第三种人了。他们意想不到在这踽踽独行的上海街头突然相遇。
徐志摩曾在一九二八年出国游历了半年，回国还不久。这一次他是第三次出国，为了逃避，逃避现实，也逃避爱情。他去过苏俄，去过欧洲，去过英国与美国，也去过日本和印度。这一段时间，郁达夫没有固定的职业，而徐志摩为了他与陆小曼的婚姻，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的父亲大为反感，对他们实行了经济封锁，徐志摩依然在北大身兼教授，每星期往返于沪上与北平之间。他的家在上海，而他的职业却在北平。
徐志摩在路上与郁达夫寒暄了片刻，把郁达夫让到上海福熙路四明村的家里，只交谈了一会儿，他就把郁达夫带到大赉公司的轮船码头，原来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私下来沪，徐志摩接到他的电报，知道诗人准备在上海上岸。
老诗人泰戈尔这一次出行是去加拿大开会的。原打算到美国讲学，可不慎把到美国的护照丢了，受到美国地方官员的百般刁难，为了抗议美国对东方人的种族歧视，他放弃了美国之行，径到日本演讲。可到了日本，那日本的军国主义正煽动狭隘的民族爱国热情进行向外扩张。诗人在演讲中指出其后果，因而在日本他受到了一部分人的摈斥。
泰戈尔的心情极其沉重，极不愉快，又由于年老，在路上染了一场重病，他把电报拍给中国他最可信任的徐志摩。而徐志摩为此迎接，巧遇他的好朋友郁达夫。
轮船快要靠岸，即使是一向快活的徐志摩也是心情沉重，双眼呆看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显出满脸的悲哀，对郁达夫说：
“诗人老矣，又遭到新时代的排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当年的悲哀。”
这一次泰戈尔的来华，与四年前的北京之行适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是那样的清冷，孤寂。郁达夫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迎接泰戈尔的两人中，除了徐志摩，另一个竟是自己……
徐志摩与泰戈尔的感情使郁达夫十分感动，他对徐志摩待人的真诚，十分赞赏。郁达夫知道，他的朋友是“新月”中惟一的天真、无邪的君子。从那一天开始，他们恢复了交往，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他知道徐志摩的诗又大有进境。他对徐志摩恢复了友谊，他们是以前的同学，又是老朋友，又同样是作家，又是浙江老乡，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交往呢？
郁达夫早就想到普陀山去游览一趟，还在五月就写信给宁波的史济行，打算去游览闻名遐迩的海天佛国。那是因为宁波的这一个文学青年，颇有几次来信邀约。可郁达夫的普陀行颇有几分奇异，那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啊！
七月中的一天，郁达夫的二哥养吾从富阳来到上海，住在达夫嘉禾里家中。浩兄来访，郁达夫自然欢喜非常，分外高兴，何况自从那一次他们夫妻结婚之后，他们已经一年多没有见面了，他们的兄弟感情是那样深厚。浩兄为了娘亲牺牲了自己的前途甘愿在家侍奉母亲。他们自小诗词往还对酒当歌，郁达夫怎么能忘却？达夫的这位哥哥在他们的婚姻上是支持他们的。兄弟相见，那种同胞之情，喷薄而出！王映霞立即去买了酒菜，合家欢乐，招待这位善良的二哥。浩兄看着这个幸福的家庭，发出人生的感慨。他们慢慢地喝着酒，谈论着家乡，母亲，议论着儿时的快乐，也谈及达夫现在在家的儿女与娘亲，郁达夫很高兴，酒逢亲人千杯少。莫说是同胞兄弟，就是富阳乡下的同乡来沪，对他来说也是酒逢知己呀！
郁达夫的身体不太好。那时，为了他的身体，妻子常常劝告他少喝为佳。郁达夫常常是眉头一皱，又叹一口气，适可而止。可今天晚上，妻子来劝他，郁达夫不高兴了。在这个时候他实在愿意与浩兄多喝几杯，何况这时是在自己的家中。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在兄长面前挂不下脸。当他听到娇妻说“我们吃饭吧”的时候，他一把无名火起，怒气冲冲，他不高兴了。他着实觉得自己失去了面子。他一声不吭，穿着单衫单裤，一怒之下就走出家门。
王映霞与浩兄，摸不着头脑，以为郁达夫是随便出去走走，立即就回家来。他们匆匆吃了饭等待郁达夫，可他们没有见到郁达夫回来。
这使王映霞很气闷，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她先把浩兄安排到客堂间里，也把奶妈与儿子安排好了，一个人在楼上，家里空荡荡的。丈夫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她想不通，她担惊受怕，一夜不曾合眼。
第二天，养吾回到富阳去了，郁达夫还没有回来。上海这么大，郁达夫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到鲁迅家里？内山书店？亦或去了福熙路的徐志摩家里去？他近来是经常到那边去的。她很不放心，心里害怕。
她听达夫说过，当局对他很不放心。她胡思乱想，食不甘味，突然间似乎少了根主心骨，自己的依靠，她的心里一团乱麻……
那天傍晚，她收到一份电报，那是邮差直接送到家里来的。那电报来自宁波，王映霞吃了一惊，郁达夫怎样会到宁波去呢？她不得不相信电报所说的：他的钱与手表被窃，要她立即送钱一百块去宁波江北岸的青年会。她摸不着头脑，可忧心如焚。她不放心，他究竟怎么了？可一百块钱从哪里来呀？本月的开支用得差不多了，但她知道为了她丈夫，必须拿到这一百元。祖父、母亲回杭州去了，她人生地不熟，如何筹划这不少的一笔钱呢？她只有上当铺！嘉禾里的弄口就有一家当铺，而手头值钱的东西只有他们结合时娘亲陪嫁的金手镯、金项链。她想哭，可是她不能，当了一百块钱，她立即赶往十六铺码头，买了去宁波的船票。
第二天的大清早，轮船到达宁波港。王映霞好容易才在江北的青年会里找到了郁达夫，妻子见到了他，眼泪不知从哪里来，第一句话就是：
“达夫，我给你送了一百块钱来了。”
“哦！”郁达夫很高兴，“那么我们一起到普陀山去玩几天，再回上海去好不好？”
“看着他那没事人一样的神情，王映霞放下了一条心，反正来了，她想游一趟普陀山也好。普陀山可是具有山海之胜的海天佛国呀！听说普陀山的七月可是避暑的好去处呢！
那一天，郁达夫兴致很高，他们夫妻从宁波的青年会迁至新新旅馆。史济行在功德林招待了郁达夫、王映霞夫妇。郁达夫告诉了妻子来宁波的经过，真使王映霞哭笑不得。
原来郁达夫那天被王映霞劝说了两句，阻止他喝酒，脸上挂不住，负气而走，因身上带着新取的稿费，到一个酒馆里喝闷酒。酒醉之后，想到与史济行曾有同去普陀的前约，迷迷糊糊地在十六铺的码头上买了张到宁波的轮船船票。但他在码头上控制不住自己而睡在码头的水泥地板上，看来小偷也特别愿意光顾他。郁达夫的一生被小偷盗过多少次？恐怕他自己也算不清楚。这一次小偷毫不客气地偷走他的全部现金与那只手表。郁达夫在酒醉中甚至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糊里糊涂地上了去宁波的客轮。待到他知道一切的时候，他人已经到达宁波了。
看来郁达夫的运气不错，在宁波，他意外地碰到在创造社时期的老朋友楼适夷，邀他与史济行同到普陀山去观览山海之胜，楼适夷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夫妇在楼适夷、史济行的陪同下坐上快轮到普陀去。那轮船上尽是进香的香客，普陀山是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郁达夫在这里意外地碰到同是作家的王鲁彦夫妇，还有作家卢森堡，他们是去普陀山避暑并创作的。出乎意料之外，郁达夫游兴倍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