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资平是始终如一，‘一个模型倒出来的’，‘千篇一律’。怎么郁达夫的一套能引起同情。张资平却永远是失败呢？那因为是两种方向。一个表白自己，抓得着自己的心情上因时间空间而生的变化，那么读者也因为等同的距离，读郁达夫小说发生兴趣和感兴。张资平写的是恋爱，三角或四角，永远维持到一个通常的局面下，而其中纵不缺少引起挑逗抽象的****感应，在那里抓着年青人的心，但在技术的精神、思想、力、美，各方面是很少人承认那作品是好作品。”
沈从文是绝顶聪明的。他看到和了解这两个作家的相同与不同，他们同样源于创造社，却大相径庭！郁达夫与张资平所走的路也是大相径庭的！一个在社会上挣扎，有主观的感受，有强烈的正义感，引人注目与同情。而另一个却是安于现状，缺乏思想，写作是那样客观，连最起码的正义之心都泯灭了。郁达夫与沈从文之间，不愧为知己，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当然，郁达夫是一个复杂的人，人们对他的评价颇多，有作品的评价，也有人格的介绍，也有的是彻头彻尾的攻击。有人给他带上五色的帽子，攻击郁达夫沉沦悲观，消极与堕落、颓废与浪漫，是赤裸裸地反映了没落士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没落阶级的大胆代言人等等。
郁达夫的作品与人格，有多重性。有人理解，有人毁谤。对他的作品与人格，凡是自己的人格低下的人物，往往大力毁谤他的作品与人格，而那些真正的作家、思想家，也就真正能够理解他。茅盾、鲁迅、周作人、沈从文、成仿吾……他们都能够理解他。即使是文坛右翼，也不得不承认郁达夫作品的思想与成就。尽管不少人攻击郁达夫，但他还是我行我素。
从艺术、思想、人格上最了解郁达夫的是鲁迅。尽管郁达夫有那么多的朋友，左翼的，右翼的，上海的，北平的，只有鲁迅才能理解郁达夫的孤寂、烦恼，富于人情味。那是与郁达夫终生没有误会、龃龉、背叛过的良师益友。郁达夫对这个有丰富、深邃的思想感情，崇高的伟大的艺术情操的师友更是终生崇拜。他在任何人的面前毫不隐讳自己对鲁迅先生的真正崇拜，包括写在一篇篇的文章中，他认为先生是中国文坛的第一人，可与西方的文人作家相比肩。郁达夫早期的这种看法常常使同时代的许多同人嗤之以鼻，认为郁达夫未免太过分了。殊不知，郁达夫的审美力强如别人几百倍，有大大的先见之明。而鲁迅先生也在多方面关心着郁达夫，包括在他的书信、文章、诗歌、日记和与他人的交谈中，也在具体的行动上。
在自由大同盟成立之前，共产党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也就是后来的文化支部，正在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那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作家组织，意在国民党的文化统治下，把革命与进步的作家组织起来。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文艺战线与当局展开抵抗。这个组织与自由大同盟一样，同样属于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主要人员将是当前最活跃的左翼作家。****中央对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的指示是：解散创造社、太阳社，立即停止对鲁迅的论争，把鲁迅以及在他影响下的人们争取过来，希望以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文学团体。
太阳社、创造社内部的骨干大多是共产党员，并且就是属于闸北第三街支部，那工作自然是极好做的，因有党的党性原则，而对于论争了这么久的鲁迅先生行得通么？
其实，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停止对鲁迅论战的同时，也就传出创造社向鲁迅和解的信息，并且配合鲁迅反驳梁实秋，并发表了文章。后来在郁达夫的协助下，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有了交往。共产党人冯雪峰居然成了鲁迅的邻居，这不能不说郁达夫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通过工作，一个左联的筹备小组产生了。筹备小组成员共十二人：鲁迅、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彭康、钱杏邮、蒋光慈、夏衍、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其中只有鲁迅、郑伯奇不是共产党员。第一次筹备会议是一九二九年十月中旬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馆二楼，参加的人正是筹备小组的十个党员加上****江苏省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潘汉年。这次会议由潘汉年传达中央主张停止文艺界的内战，组成包括鲁迅等在内的“左联”的意义，并且也讲了一些反对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话，中央并指定这个小组的任务是，快快拟出两个文件：
一、拟出左联发起人名单；二、起草左联的纲领。会上决定，这两个文件拟出以后，就先送鲁迅审阅，得到他的同意后，再由潘汉年转送中央审定。潘汉年还传达中央领导面谈的话，与鲁迅谈话。鲁迅说明不一定参加筹备小组的工作，他可以挂名，不能每次都参加。有必要的，非他参加不可的，他可以参加。潘汉年并要求，筹备小组把每次会的情况向鲁迅报告，通过冯雪峰、夏衍、冯乃超经常向鲁迅汇报。筹备会大多在“公啡”咖啡馆二楼举行，郑伯奇也参加过好几次，而鲁迅参加过的次数并不多。汇报大多是筹备小组成员抱着真诚、谦虚的态度在鲁迅家里进行。实际上，党中央决定停止文艺论争之前的一九二八年冬到一九二九年冬，创造社、太阳社方面与鲁迅的沟通已经开始。我们社的共产党员李一氓、洪灵菲以及吴亮平等都与鲁迅有过直接的接触，由于有郁达夫的中介，相处都比较好。何况柔石本来就是鲁迅的朋友与学生呢？
郁达夫对创造社的人除对王独清深恶痛绝之外，通过交往，他们之间还是以朋友相见面的。创造社的同人现在对王独清已起了清算之心，提出从现在起对王独清是“不提，不提，再也不提”。郁达夫和郑伯奇、欧阳予倩他们的关系都还不错。随着交往，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的关系有了明显的变化。共产党人李一氓当年就说：“我们与鲁迅的关系，不仅政治上是一致的，感情上也是融洽的。那种双方关系闹得僵得不能再僵的说法，恐未必然。”其实鲁迅当时对郭沫若、成仿吾等几个作家看法较不好之外，对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作家看法已明显转变。
筹备会一般每周开一次，地点是固定的，在“公啡”，有时隔两三天就开一次。就在咖啡馆二楼的一个仅容十二三人的小房间里。筹备会的主要工作是起草“左联”纲领。因小组成员大多为日本留学生，参考的主要是“纳普”纲领，蒋光慈懂俄文，谈过苏联的“拉普”情况。蒋光慈因为写作太忙，参加“左联”筹备会较少。至于左联发起人的名单一般是较容易的，大部分是志同道合的进步和党员作家，也有的是搞戏剧、美术，音乐或社会科学的。“左联”发起人包含了党的文化工作者、创造社、太阳社、南国社、我们社、上海艺术剧社的主要成员，这两个文件是一九三。年一月定稿，由冯乃超、冯雪峰、夏衍、潘汉年先后向鲁迅介绍筹备情况。
上海所有的进步作家联合起来，组成“左联”，鲁迅是旗手，是盟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用什么名义呢？“委员长”？“书记长”？当把这些问题、方案向鲁迅汇报时，鲁迅坚决不同意。鲁迅表示，他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尽量都做，但他厌恶委员长之类的名义。******不是委员长么？鲁迅是实际上的盟主。但“左联”是集体领导。鲁迅事实上已经同意，左联的重要事情一定要征得他的同意。
两个文件草拟完毕，时间已是一月中。筹备小组决定由冯乃超和夏衍拿去征求鲁迅的意见，就在景云里鲁迅的家中，将两份文件交给了他。鲁迅很仔细地同时也很吃力地阅读了那份简直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文件，后来他慢慢地说：“我没有意见，同意这个纲领。”接着他又说，“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
接着他又看了发起人名单，有许多是鲁迅所不认识的人，两人作了一一介绍，鲁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最后他提出：
“为什么没有郁达夫参加发起？”
冯乃超说：“郁达夫最近情绪不好，也不经常和一些朋友来往，有些颓废。”
鲁迅听了很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一时的情况，我认为郁达夫应该参加，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他的颓废是可以原谅的。”
知道和了解郁达夫的是鲁迅！他是郁达夫的莫逆知己。
冯乃超、夏衍都表示同意，不过得征求他本人意见。郁达夫在那个时候也的确比较消沉，因为郁达夫与后期创造社有过激烈的论争，有很深的误会。鲁迅深深地知道这一点。鲁迅那一天还提出叶圣陶，但筹备小组几个成员都没有同意。那一天，鲁迅先生的兴致颇好，顺便说了家乡的几个笑话，他说有一个农民，每天都去挑水喝，一天他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喝呢？自己又接着说，一定是金扁担。他还说了一个笑话，一个农妇，一天清晨她醒过来，觉得肚子很饿，她想，皇后娘娘一觉醒过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他还说了另一个故事：有两个农民，一个说皇帝这么有钱，这么舒服，不知怎样过日子，另一个农民很有把握地说，“皇帝的生活么？一只手元宝捏捏，一只手人参嚼嚼。”
他对左联筹备组的关门主义颇有点善意的嘲笑。
筹备小组的一切都是保密的，在那个时代不这样做不行。一般说来，像左联这样一个以****党员作家为主的文学团体，非这样做不可。
征求郁达夫作为“左联”发起人之一的是共产党人冯雪峰。冯雪峰化名老王。他对郁达夫也十分相熟，成了郁达夫终生的好朋友。在郁达夫的身后，尽管他自己前途坎坷，他最早开始组织郁达夫的书目，他是真正了解左联时期的少数几个共产党员作家之一。冯雪峰前来征求意见，郁达夫很爽快就答应了。也就是那一段时间，他签名加入了自由大同盟。冯雪峰通知郁达夫，将在三月初成立“左联”。郁达夫在那一段时间后，去了一趟杭州，为了“左联”的事，他立马赶回了上海。
三月一日与二日，冯雪峰两次来赫德路郁达夫的家里来，通知他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郁达夫原拟参加那个大会，但的确因为私事，分不开身。郁达夫在三月一日，将妻子内弟送上去安庆的轮船，到安徽省立大学去算还一学期的薪金。郁达夫因工作繁忙，心烦意乱，不愿到安庆去，王映霞便自告奋勇去了，准备进行交涉，同去的是她的兄弟，为了旅途方便。也是那一天，郁达夫看到《申报》上有一则出版广告，上面赫然有《达夫散文选》的书名。那则广告登了一个小书铺的出版广告。郁达夫吃了一惊，他的身前身后，一直有人盗版他的著作。他立即托北新写信前去动问，以免被侵吞版权。三月二日那一天，他还得在家看家，等候北新书信等等事情，他事先向冯雪峰告了假，所以他并没有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
“左联”成立大会是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二时召开的。成立大会的时间与地点，都是筹备小组几个人商谈后由潘汉年决定的。地点就在中华艺术大学，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一个大教室里举行。三月二日是一个星期日，学生不在学校，当地学生全部走读，何况这个学校的校长已经是陈望道。这是一个由共产党人所创办的合法学校，学生几乎全是大革命失败后聚集上海求学的进步青年。开会的程序、主席团的组成与分工，都是由筹备小组除鲁迅之外的十一人加上潘汉年讨论决定的。
大会的程序是：首先推定鲁迅、钱杏邮、夏衍（沈端先）三人为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祝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讲话。大会选出了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邮、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左联”纲领与行动纲领要点。通过了成立一系列机构以及一些提案。因会议是在白色恐怖下秘密召开的，因保密的需要，报告演说都没有文字记录，后来仅留下一份冯雪峰记录的鲁迅讲演《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那些经过大多是郁达夫的知己鲁迅在第二天达夫来访时告知的。
两天后的三月五日一点多钟，郁达夫再次被邀请到“公啡”咖啡馆去开会。那是郁达夫正式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一直到傍晚的五时多。那一天鲁迅不在会场，一起的左联同人不少，大部分的面孔都是熟悉的，郁达夫知道，这些人中不少是共产党人，好在如今同为“左联”成员，他们之间的隔膜自然消失了。不过当他听到“左联”的纲领与行动纲领时，颇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演讲、游行示威，还有贴标语、撒传单等实际工作，怎么会是“左联”的行动纲领？“左联是作家的组织，与战士、党员应该是有区别的。”他口上不言，心里颇有点踌躇，这样的工作对他这样的人是不合适的。
一九三。年三月，对于郁达夫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月份，收获与损失并在。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文化界中国自由大同盟两大革命组织，这两个组织前面已经说过，是由共产党予以最大支持，他从孤独中脱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