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忍辱负重忙碌于抗日战争宣传工作的重任，也由于他家事婚变无暇顾及，更卣于他是一个认真的翻译者，郁达夫倒居然把为林语堂翻译的工作放在一边了，心里十分愧疚。
与郁达夫抗战中奋起从事抗战实际工作相反，林语堂却在抗战前一年移居美国。林语堂的移居美国是因为受了著名作家赛珍珠的邀请，也因为他与鲁迅先生有了一定的隔膜。作为一名作家，林语堂没有像其他作家一样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但命运偏偏是这样的不公平，郁达夫奔波于大江南北、八闽南洋时，林语堂却在美国有了一个安静的环境。林语堂一方面用英文写作，他是留学过西洋的学者，他一方面搞他的中文打字机发明。他在一九三七年写了《吾国吾民》等畅销书，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干脆静下心来用英文写出了一部不朽的长篇小说《瞬息京华》，林语堂是郁达夫的好朋友，对郁达夫的性格、才华都佩服得了不得，尤其信服郁达夫的英文翻译。他已经不打算亲自将这大部头的英文书译成中文，他通过当时还在上海孤岛的陶亢德转邀郁达夫将这部大著译成中文。他相信郁达夫完全有能力译好他的文章，以郁达夫的才气，郁达夫的认真，这不过是举手之劳。经陶亢德介绍人手后，林语堂亲自写信给郁达夫，邀请他来翻译，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寄来一千美元，作为郁达夫译这本书的津贴……。在林语堂的心目中，郁达夫是他的著作翻译的最佳人选，郁达夫的英语水平，郁达夫的小说，散文，诗歌和古典文学的理解力，现在的中国作家中，无出其右。
《瞬息京华》是林语堂自定的汉语译名。如果一般的汉语翻译，可译成《北京一刹那》或者《北京一瞬间》，英文的原名是MomentPfking 。这书还未正式出版，他已准备让郁达夫来译，他自己是绝对没有功夫来重写的，他相信只有郁达夫的翻译才能忠实于他的原著。
《Moment in Peking》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在美国正式出版。林语堂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从美国写信到上海，再由上海的陶亢德转给新加坡的郁达夫，郁达夫与他们当年都是上海《人间世》的同人，彼此提倡小品文的。郁达夫接到林语堂的书信，虽然他忙于编辑，忙于宣传，忙于各式各样的工作，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认为如果每天译他三五千，他是很可以为林语堂做些事的。他转告陶亢德，同意林语堂的请求。
林语堂在美国接到陶亢德的书信，非常高兴，专门写了一信给郁达夫，他把《瞬息京华》的写作过程、情节、人物、事件演变，一古脑儿写给郁达夫，以使郁达夫有所裨益。这本小说从光绪二十五年写起，经历了辛亥革命，北洋政治、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及至七七抗战，以抗战归结，写到一九三九年的事。这自然是一部好书，林语堂自况可以与《红楼梦》比肩，而贯穿了现实……，长达三十六万字。他寄来一千美金发敷郁达夫的费用。林语堂还花了大力气，把原注补用的古典以及人名地名和中国成语都注解得详详细细，在林语堂看来，郁达夫是一定成功……
林语堂远在美国，当然不知道郁达夫的近况，在他的心目中，郁达夫与王映霞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这个方正的绅士，绝对料想不到，这对令人羡慕的夫妻已经走完了最后一段蜜月生活，即将分道扬镳。夫妻俩日日争吵，郁达夫除按日上班上报馆外，何尝有时间去翻译他的作品？正当在林语堂的那一本书出版的时候，日本却有了两本日译本，那译本自然进行了改篡，支离破碎，林语堂自然十分焦急，亲自从美国返回中国，没想到郁达夫在新加坡还是刚刚动手。
郁达夫太认真，他一向认为翻译比创作更难，他对林语堂寄来的著作，进行认真的推敲，在原书上写满无穷无尽的批注，他开始去译，以前他是由于妻子的争吵没有时间去译，现在王映霞离开了郁达夫，郁达夫可以慢慢地译这著作了，他在《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上刊载《谈翻译及其它》，论及他动手翻译的工作。
林语堂在一九四。年的五月廿一日，从美国乘飞机飞往渝州即重庆之前写信给郁达夫问候译书的进度，郁达夫告之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地在《宇宙风》上发表，而此时上海滩上已有人对林著实行翻译了，并于年底出书了，那书却叫《京华烟云》……。而郁达夫的译著进展也不乐观，直到四一年的八月，才有部分译著在《华侨周报》上发表。
郁达夫终于没有时间全力以赴去翻译林语堂的著作，风云突变，他心里很是觉得愧对老友的重托。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星洲日报》上。
这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全面吃紧，就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内部，也由于种种原因，主笔关楚璞辞职去了香港，而《星洲日报》的社长却把关主笔辞职后的主编由郁达夫代理，郁达夫重任在肩，他想谢绝，但社长云已着手物色新主笔，郁达夫勉为其难，只得代理……，而他的《晨星》暂由青年诗人冯蕉衣代理。
郁达夫代理主笔，正是中外形势十分复杂的时候。德意志法西斯军队已经攻克巴黎，法国政府投降，欧洲战场势如垒卵。在中国有战场上，形势已是处于胶着状态。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攻克武汉以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第二期，而在这个时候，汪精卫——国民党的最高级官员却公然卖国投敌，开始暗中进行秘密投降活动。他通过周佛海、高宗武之流，与日寇勾结，十一月，在上海与敌国签订了《日华协议纪录》、《谅解事项》，制定投降活动的一系列详细计划。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从山城重庆出发，逃到昆明，又逃到河内。在这前后，国民政府的一批高官陈公博、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诸民谊、陈璧君公然脱离重庆，投向日敌。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最大最卑鄙无耻的卖国集团，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中，破坏抗战，投向敌人的怀抱，沦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日本浪人的保护下，汪精卫等人逃出河内，五月六日逃到上海与日敌密谈，阴谋建立所谓“和平政府”。五月底，汪精卫、周佛海等到达日本，与日本平诏麒一郎内阁各要员会谈。应战时平诏内阁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汪精卫还在日本主子的授意下，与华北临时政府、华中伪维新政权、伪蒙古自治政府，密谈合流，建立伪中央政权，还要承认“满洲国”，承认割让东三省。在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在青岛召开了大大小小的傀儡会议，集合了现代史上的中国汉奸罪人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褚民谊、周佛海、王揖唐、齐燮元等，于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主席，还发表了《国民政府还都宣言》……，傀儡登场——
日本平诏政府立即宣布不以******为谈判对象，阴谋吞并整个中国。
战争是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野蛮、最残酷、最灭绝人性的军队，在日本史上乃至世界史上留下最不光彩、最无耻、最黑暗的一页。日本军队所过之处实行“三光政策”，对中国军民实行大扫荡，见屋就烧，见人就杀，就妇女就要强奸，歇斯底里！八年间，万恶的日本侵略者残杀了一千多万中华儿女。杀死杀伤善良的手无寸铁的中华儿女三千五百万之众！日军在一九三九年之后就急于解决中国问题，对国民党加紧分化诱降。一方面加紧对华南、华中的军事压力和军事进攻，一九三九年的二月十日，中国岭南日帝军队侵占海口，六月下旬突袭汕头，十一月二十四日攻陷广西南宁（后被国民党军队收复）。
在华中战区，一九三九年的二月中旬，日酋冈村宁茨率五师团之众进攻南昌，三月二十七日，南昌失守；五、六月下旬两军在南昌城郊一带战斗异常激烈，二十九军军长陈宝安亲临前线督战壮烈殉国；日军攻占南昌之后，旋即抽调六个师团十万之精良武装之兵力，会攻长沙，逼至长沙以北，在我军队、民众万众一心的猛烈围攻之下，日军败退，望风而遁……。在一九四。年的五月开始，日本侵略者为了保护其武汉阵地，扼入川之咽喉，向重庆政府施加压力，日军共七个师团发动对鄂西宜昌的进攻。五月中旬，日敌包围中国军队的计划落空，被中国守军反包围于襄阳以东的平原上。经过七昼夜的激战，敌人惨败。只可惜著名的抗日名将，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襄河张家集附近率敌截击南逃之敌时，不幸指挥部中敌炮弹，为国捐躯！五月底，日军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夜渡汉水，于六月一日攻占襄阳；敌人第十三师团、第六师团从沙洋渡汉水西进，向沙市、江陵、十里铺一带进攻，日军两路夹攻，中国守军节节败退，十四日弃守宜昌……
郁达夫从报纸与电台中屡屡获得我军失利的消息，但他作为一个代理主编，作为一个业余的军事分析家，作为一个时刻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文人，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是强弩之末，与抗战第一期相比，他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天壤之别。郁达夫屡屡告诫国人与华侨，日本平诏政府内部勾心斗角，战线太长，补给不继，日本侵略者的败局已定。他断定，不出三年，日伪心败，德意必败；他断定，日本政权与中国军民搏斗了三年整，在敌国最成问题的是人的资源与经济资源枯竭两点；郁达夫断定，敌人的人力不足，致使敌人在中国前线已经形成点线不能连络的凋落现象，而敌人内部，又发生了劳动力的不足，产业停滞不前的极度恐慌；连年的征战侵略，致使日本连年财政赤字，影响了民众生活，社会发生了不安。郁达夫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信心满怀地断定敌人眼前事实上已经走到崩溃的末路了，再过一年半载，我们就可以安稳地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他希望侨胞、祖国同胞齐心协力，迎接胜利的到来。
郁达夫虽然犯了速胜论的错误，但他的分析言之有据，对于那些亡国论者是很好的针砭。他写了一系列的时事评论、社论：《今后的世界战局》、《敌最后的侵略形势》、《敌人对安南所取的策略》、《敌人目前的致命伤》、《田中奏折与近卫国策》、《紧锣密鼓中的东西战局》、《八·一三抗战纪念前夕》、《敌寇南进的积极步骤》、《倭阁新体制和我们的反攻》、《华北捷报与敌寇的孤注》等等。郁达夫很忙很忙，他以他最大的热情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之中。他的文章立论充满鲜明的爱国心。这时候，当一个读者读着郁达夫的时事、社论、随笔、艺术评论，有谁能够指责郁达夫颓废与消极呢？有谁敢诋毁郁达夫是靡靡之音？郁达夫无疑是时代的歌手，也是时代的号角，不是浅吟低唱，而是黄钟大吕！郁达夫此时刚刚是与王映霞离异之后！郁达夫与那些下南洋的文人办宣传抗日的报纸是卓有成效的。在这些报人中有不少本来就是祖国左翼倾向进步的作家、编辑、新闻工作者。虽然在这里也存在着国民党右翼的文人，他们为国民党歌功颂德，但更多的是有血有肉的新闻工作者与文化人。郁达夫只是其中一个，他不但宣传，还培养了一大批南洋的青年作家，如冯蕉衣、温梓川等等。与郁达夫差不多同时到达南洋新加坡的还有胡愈之、沈慈九、王任叔、高云览、俞颂华等，他们对南洋的华侨与华侨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散居于海外的中国华侨总计有一千万人以上。他们密切注视着祖国的安危。战争一起始，他们便纷纷建立救亡团体，开展救亡活动，因为中国是他们的根，是他的故乡。自从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开始，陈嘉庚等人包括胡文虎他们发起组织了南洋地区第一个华侨救国救乡团体——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这还是因为殖民当局英国总督不允许他们用抗日的名义才用了这么一个名字。接着东南亚各地爱国救亡团体竞相成立。一九三八年十月，英属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巴达维亚、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越南）、暹罗（柬埔寨）等四十五个华侨社团联合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由陈嘉庚担任总会主席。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纷纷建立救国团体，到了一九四。年冬，共有六百四十九个。而新加坡是世界华侨的中心，这里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口是华人，而南洋一带的华人是以新加坡华侨为前瞻的，新加坡的陈嘉庚执救亡协会之牛耳，高举救亡协会的旗帜！团结广大华侨，积极参与祖国构抗日战争。一九四。年陈嘉庚视察祖国的抗日形势，不仅巡视了粤睦湘赣闽川陕等省区，并且冲破国民政府的阻拦，北赴延安，对这一支待廉、英勇善战的部队与政府大加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