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日本法西斯在战争进行中间，没有逮捕郁达夫，在战争结束之后。反而把他杀害了。这连达夫自己都不曾提防到的。
日本投降后，我们都从山上到了棉兰。九月初，有一位武吉丁宜的华侨商人来棉兰，报告我们一个坏消息，赵胡子失踪了。至于失踪的日期及经过详情报告人也不大清楚。
听到这消息，我发呆了。我从直觉判断达夫一定是被敌宪兵杀害了。因为达夫和华侨及印尼人没有半点仇恨；只有日本人才能把他绑去。日本人在战争时期没有逮捕达夫，现在已经投降了，为什么还要逮捕他呢？那只有一个动机，那就是为了要消灭日本宪兵残暴罪恶的见证。达夫是文学家，又在宪兵部眼见了日本宪兵的种种暴行，将来战事法庭中，达夫是一个最好的证人，为了卸脱宪兵的罪行，所以非消灭这个证人不可。因此我从直觉相信达夫完了，完了。
我们本来打算从棉兰出发，搭船回新加坡，为了达夫的失踪，才决定先去巴耶公务，再从逃难时的原路回新加坡。
九月中旬，我和沈兹九、刘武丹、连浦鸥先生等到了巴耶公务，访向侨长蔡承达先生，和当地的朋友，以及郁达夫的夫人孩子，我们才知道达夫失踪的经过情形了。
综合各方面的报道，是这样的：八月二十九日晚间，郁达夫和三四位客人，都是一些熟朋友，正在家中谈闲天。主要是讨论农场结束的事，那农场是巴耶公务许多侨领共同投资经营的，达夫是其中董事之一。八点钟以后，有一个人在叩门，达夫走到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达夫回到客厅里，向大家说，有点事情，要出去一趟就回来，他和那人出了门。从此达夫就不再回来。
包思井先生当时在达夫家中，参加闲谈，他至今还记得那个来人的面貌，是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像一个台湾人，也像一个印尼人，和达夫谈的是马来话。达夫出门时还着睡衣和拖鞋，可见并不预备走到远处去。可是等了好久不回来，家中的客人以为达夫另有事外面耽搁了，并不想到他会失踪，大家等得不耐烦，就各自散走了。
第二天清晨，达夫的夫人要分娩，邻近的朋友赶来帮助料理，达夫仍不回家。到了巴耶公务各处朋友家中都问过他没有下落，大家才着起急来了。后来据附近一家咖啡店的伙计说，当晚达夫从家中出来，和一个不相识的青年进了咖啡店，两人用马来话交谈，那人似乎托达夫帮忙一件事，达夫表示不答应，不久两人就出去了。在离开咖啡店不远是一条小路，十分荒凉，只有一家印尼农民的茅屋，那印尼农民曾看见当天晚上大约九点前后，有一辆小汽车驶到那路上，里面有两个日本人。
汽车停了许久，又有两人过来，上了汽车，就驶走了。那条小路晚间见不到光，所以不能分辨车上乘客的面貌。
以上是关于达夫失踪所能得到的惟一报告。这件事发生以后的一二天，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就派了许多侦探来巴耶公务，挨户查问赵廉的踪迹。宪兵队长有一次亲自到达夫家慰问他夫人。这显然是一种狐哭老鼠的做法。从我在巴耶公务调查所得的事实看来，我最初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巴耶公务是一个小市镇，没有人能够把达夫隐匿起来，而且在那里也只有日本人才有小汽车。当时日本虽投降了，而武吉丁宜与巴耶公务依然在日军和日宪兵的严密管治之下。要是说达夫不是被日本宪兵绑架失踪，是没有人能相信的。
被害的证实。
在巴耶公务停留期间，流亡当地的文化界同人，和当地侨领共同商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办理关于达夫的善后事宜。委员一共九人，巴耶公务侨长蔡承达先生是委员会主席，此外委员是蔡清竹、曾玉印、曾连发、许乃昌（以上都是当地侨领，蔡清竹、曾玉印先生是国民党分部负责人，也是达夫最好的朋友），刘武丹、方君壮、汪金丁和我。委员会负担的任务：（一）等联军接管公务时，办理鸣冤控诉，诉状是由当地全体华侨出面，请联军当局缉凶并追寻郁先生下落。（二）负责捐款救济抚育郁先生遗属。（三）在当地替郁先生留永久纪念，纪念办法日后定之，此外公决请蔡清竹先生担任遗属监护人。
九月二十日，我们离开巴耶公务，当晚到了卜于誊鲁，停留了两天，搭船回新加坡。卜干誊鲁当时已有联军办理救济战俘的机关。我们去见了主持救治工作的英国军官，把郁达夫的失踪这件事报告了，那位军官答应帮忙查究。
九月三十日，到新加坡以后，我把达夫失踪的消息，报告中央社记者，打电到国内。另拟了报告书，托咨询委员陈振传先生转达东南亚联军总部，请求查究郁达夫下落。
以后我又向英军政府华民事务顾问官巴素博士，报告了郁达夫失踪的情形，请他转达英政府协助查究。
本年四月间，我把事情经过写了一个书面报告，送给新加坡政治部丁尼少校。
我这些交涉，都没有得到一点结果。据说卜f各鲁英国军官，接到我们的报告，曾经到巴耶公务去调查了一次，结果也只是命令当地日军寻找郁达夫的下落，以后也就没有下文了。
联军方面没有办法来办理这件案子，主要是因为出事的地方，始终还没有被联军接管。就我所知，巴爷公务一直由武装的日本军队占领着。日本宪兵照旧在当地负着维持治安之责。最近一二个月，听说日军大部撤走了，但是行政权握在印尼共和国政府手中。联军所控制的范围仍不出巴东地区，因此对郁达夫案的法律控告，无从做起。不久以前，据巴东来的朋友说，巴东联军方面确实知道郁达夫为日本军部所杀害，尸体埋在杏素（Baco，在巴耶公务与武吉丁宜之间的一个小车站）附近的荒郊中。但因为那些地方在印尼人统治之下，联军不能前去侦查，发掘尸骸，所以暂时不发表这一案子。
到了八月八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来信报告一个消息，对于郁达夫的被害，才算有了正式的证实，这消息是从棉兰苏门答腊军总部的情报处得来的。据称，联军当局于审讯日本战犯的时，录取口供，证实郁达夫是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人数名，遗骸埋在丹戎革岱（T0ndiong Gedm），丹戎革岱离武吉丁宜七公里，和杏素车站相距二三公里，和巴东朋友传来的消息没有太大的出入。
这一消息，后来曾在棉兰《民主日报》与《巴城日报》发表。中央社记者也从巴城传出这一报道。虽然这个消息不够全面，而且郁先生的尸体至今依然无法发掘。不过无论如何，郁先生遭日本宪兵杀害这一件事是已经被证实了。郁先生已不在人世了！他成为千千万万的法西斯牺牲者之一了。
郁达夫究竟是怎样死的？仿佛已成定论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宪兵杀害了天才的诗人、伟大的爱国者郁达夫！
曾经是流亡者之一，郁达夫的另一好友，赵豫记酒厂的经理张楚琨在一九八二年，也就是郁达夫殉难三十多年之后写下了长达七十多页的《忆流亡中的郁达夫》，对郁达夫这一亡友在南洋的经历与失踪经过记忆犹新！他写道：
我与郁达夫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南太平洋侵略战争时，一道工作，一道流亡，瞬息四十年了，他离开我们也三十七年了！
日本人经过三年多的密查与侦察，从外围一步步进逼内圈，终于弄清楚核心人物和全数同志，这一点我们并不感到意外；奇怪的是，敌人对网中之鱼为什么不动手呢？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谜底终于揭开了。楠榜宪兵部有一个台湾通译，多次来过肥皂厂玩，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和我大攀‘乡亲’。八月底对我透露了惊人的内幕：
“乡亲，你拣了一条命！你与郁达夫数十人，都是新加坡逃出来的文化人！宪兵部一年前就查清了，打了一份电报请示东京帝国大本营，回电是‘严密戒视，一网打尽’。原定1945年9月1日在全苏岛肃清不稳分子；楠榜的埋人坑已经掘好，将被活埋的有数十人，除了你们以外，还有侨长、侨领、侨校校长、印尼人政治头目和社会名流。你们在巨港、巴东、棉兰、巴雅公务等地的人，也将在同一天做忌。现在好了，天皇投降了，你们可以干杯了。”
这一惊人的内幕，郁达夫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正要托人带口信到巴雅公务通通气，但是郁达夫殉难的噩耗传来了！八月廿九日晚．他正在家里与汪金丁、包思井、昊柳斯、杨嘉等闲谈的时候，突然被一个人叫出门去，从此再也不回来。日本宪兵怕他当审判战争罪犯的见证人，把他杀害了！
我精心泡制了几瓶“补元酒”，准备与诗人开怀痛饮，现在落空了！
我要求他实践以战争为题材的南洋文艺巨著计划的建议，将向谁说？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只是一个梦，一个梦！
我一想起这段往事，便久久不能平静。热情、善良、厚道、正直的诗人郁达夫烈士的形象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是的，如果郁达夫不死，以他的才情，以他的经历，以他的坚毅，何愁写不出震惊世界的鸿篇巨著？以他对日本人民的亲善，以及他对日本军部的厌恶，对祖国、印尼人、新加坡人的热爱，以及他对这场战争的两方的了解与悟力，以及他的年富力强，又何尝不能写出震撼于世的力作？只可惜，郁达夫英年早逝，悲歌一曲，竟然在胜利到来的时刻，死在日本宪兵的手里！而且是日本宪兵奉军部的命令杀害的！谁能想到呢？一条已经末日的恶犬，却吞噬了伟大诗人的生命…… ‘， 。
郁达夫的死是中国文坛的最大损失，也是世界文坛的损失！
不仅是中国人民在怀念着这个爱国的赤子，就是日本的朋友何尝忘记了他呢？在六七十年代，日本的许多友人时常记起这位多才而苦命的作家，如果天假以年，他该为中日友好做出多少贡献？他们最早都不太相信，是日本宪兵杀害了这位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中国的一代作．家郁达夫。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历史无法改写的……
可是郁达夫究意是怎样死的，他如何失踪，这还是一个谜，还有一个漏洞。既然郁达夫是八月廿九日被绑架的，何以迟到九月十七日才被杀害。何以八月廿九日被押送到武吉丁宜去，又要在九月十七日才被押回到武吉丁宜返回巴耶公务的路上被杀？这一些困惑的问题于情于理都讲不通……
在今天，这个千古奇冤终于露出一些真面目——冰山的一角。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道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能够解释郁达夫之死的真相的还是日本宪兵。但是杀死郁达夫和指使者的日本宪兵，有的在战后失踪了，有的却因残害郁达夫理不直、气不壮，即使到了四十多年后，还是保持着沉默，吞吞吐吐，支吾其辞。在郁达夫被害廿七周年之际的新加坡日本人俱乐部机关杂志、一九七二年五、六月号的《南十字星》上有一篇文章写到了郁达夫之死的朦胧真相：
消失于南洋的郁达夫
——一位中国作家的最后
[日]今西健夫
当停战的消息在班牙（巴耶）公务街头传开的时候，不用说，无论是印度尼西亚人，还是中国人的居民，都欢呼雀跃了。
另一方面，这个消息也自然而然地使日本人中间产生了一种恐慌的情绪。当时，驻守武吉丁宜的第二十五军参谋长，是曾在大本营任报导部长的谷荻那华雄少将，他率领部下一窝蜂地涌到武吉丁宜广播电台，用刺刀威胁工作人员，企图阻止广播停战的消息。这个谷获是个残暴的人，在路上遇到他素不相识的漂亮女人时，不容分说，就强迫对方陪他过夜。对这个残暴的家伙，血气方刚的年轻记者曾私下议论，恨不得拼力将他杀掉。而当日本战败的局势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就开始为掩盖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奔走了（谷荻最后被作为战犯判处死刑）。这样的态度并不仅仅局限于谷荻一人，就连因其超人的品格而受到部下敬仰的田边司令，也带着咖啡之类的简单礼品前去问候盟军的头目。以窥探动静。到昨天还是威风凛凛的日本人，终于落得看盟军眼色行事的下场。
此外，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军的崛起，接连对日军进行袭击，抢夺武器，再加印尼人与华侨间的冲突等等，使治安陷入极度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就传来许多谣言，说日本已经全部成为废墟了；对战犯要严格追究等等。因而在以大兵为主的日本人中间，发生了自暴自弃的行动，有自杀的，有开小差的，接连不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武吉丁宜的宪兵本部平野少将服毒自杀，还被日本人嘲笑：为什么不像军人那样切腹而死呢？
且说赵廉。在停战前几天（根据胡愈之的报告所说，是在八月二十九日）的夜里，他还和几们熟悉的客人为了整顿以前共同经营的农场，在一起谈话。突然来了一个青年，说是有一点事情找他，就带着他出去了。从此又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回来。客人们都认为他有什么急事了，就毫不怀疑地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他的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而赵廉依然没有回来，这时才深究到他是失踪了。
事件发生了几天以后，武吉丁宜宪兵队派了很多宪兵到巴耶公务挨门挨户打听赵廉的下落。这是因为武吉丁宜宪兵队一个宪兵，有广天在巴耶公务执行勤务（当时巴耶公务还在日军管制下），像往常那样造访赵廉的家，他见大门紧闭，感到奇怪，便走进去看，赵廉的妻哭着对他说：
“前天晚上，一个没见过面的印尼人来找他，说是有急事，就把赵廉叫走了，从那时直到今天还没有回来，正在担心，请设法探听一下。”
这宪兵便把情况如实报告了上级，结果便出动了大批宪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