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驯服、文雅而又礼仪。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无可比拟。只有在国耻日重的非常年代，它才产生义和团那样的爱国团体，那是迫不得已。非洲丛林中的剽悍勇士、西班牙的斗牛士、英伦三岛以及伦敦全力支持贩毒的上下院议员、日本残暴的政客、美国西部的冒险家、巴黎的情场嫖客，那些披着文明的外衣的杀人放火强行通商的侵略军，那是一种号称文明的假货，他们无法与儒雅的北京人相比。北京人，与人为善，以谦逊为美德，以过于驯顺的服从为人生教条。他们也没有山东汉子的剽悍、没有关东汉子的雄武、没有江浙男子的刁滑、湘西汉子的忠勇。“造反”一词，在北京人看来，在近千年来的历史上不知为何物。虽然商贾如云，同样有破产，有险恶的恶斗，但那都是在儒风的外衣下进行。这里住过铁马金戈的忽必烈，住过反叛成功的燕王朱棣，出过昏庸的刚愎自用的嘉靖与万历、雄图大略的康熙与乾隆皇帝、阴狠毒辣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也同样出过掌管朝廷命运的刘瑾、严嵩、和砷那样的巨奸，当然更多的是像张居正、于谦、左宗棠那样的雄才大略的英才。
但那是帝王、诸侯、将相，与北京的平民百姓无关。北京人始终是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最富有绵羊性格，对于任何牧人来说，他们毫无威胁。
只有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五四运动的展开，那时候，北京人觉醒了！亡国的危机，大中华帝国的顺民与亡国奴，离亡国只有一步之遥，北京怒吼了！于是有了这新文化运动，西方列强的枪炮确实惊醒了这些顺民。北京大学人才济济，俨然成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新文学的中心，这里成了中国现代科学、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的摇篮，成为中国的最高等的学府。在它的周围还有清华、辅仁、美专、女师大等林立的高校。它是五四新文化的策源地，郁达夫多少是抱着一点朝圣的心情来到这北大的。
郁达夫只是位于北大北河沿分部一个卑微的统计学讲师，职位低档，可薪水却有好听的名声，月薪一百大洋，一百块钱其实是虚无缥缈的数字，教育部一向欠薪，每月仅发薪水二成或三成，这与达夫的期望大相径庭。他从贫困进入新的贫困。十月的北京已是秋风萧瑟，郁达夫还只穿着件夹衣，连一件棉袍也没有！现在的确有点像两百多年前的黄仲则的诗“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了。
北京的秋天短暂极了。西山的红叶早已红成一片。西北风早已吹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吹得四合院的窗户纸哗哗作响。郁达夫的心情也像这初冬的天气一样冷冰冰的，心绪坏到极点。低落的心潮，就像北京郊外的甸子里的积水，没有半点涟漪。他曾经兴冲冲地挟着备课本去和学校的学生见面，也想拿着纸笔开始写作。但倍觉慵懒，又产生了无穷的苦闷。那是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或者说不太清楚。又如失业，又如失恋。是失业么？他名义上有了这个北大讲师的职业，如果安于工作，几个钟点的讲义完全可以度过一个人生，慢慢地从讲师成为教授。是恋爱么？郁达夫不知恋爱为何物！夫妻在他看来还不如说是金钱的契约，他对妻子产生过又恋又爱的感觉，但那短暂极了，他与女人、孩子的交往并不多，他只觉得苦闷。他一拿到薪水就满街跑，跑琉璃厂，跑天桥，跑宣武门内头发胡同的小市，跑东安市场的旧书肆。他的潜意识并没有改变，他要创作。他是文学艺术的忠实儿子，这种职业——教书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对他毫无吸引力。这也是一种漂泊，一种歧路，一种苦难。他也是受难的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可他现在却产生了一种反动——蜕变时期，他不想去创作不想去看书，把过去自己的创作毁坏，他把过去的一切都当做一场梦！他早已把创作、校对、排字的工作都丢到九天之外去了，他只想安静。尽管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来北京一个月，他有意避开了朋友，他没有去见徐志摩——他已回到北京，并且正在编辑《晨报副镌》；他也有意地暂时不去看望他所尊敬的鲁迅兄弟，他只想安安静静地避开这一尘世。他曾经想起年轻时好笑的想法，离开这喧闹的城市到寺院里了此残生。创作是什么？是一座空中的楼阁，他觉得自己苦闷，有时甚至心如死灰，他已不想谈文学上的事情。
郁达夫却实在增加了不少青年朋友，而这些朋友多半是以文学为生命的人，来拜访这位来自南国都市的“文豪”。事实上，他们也是未来的作家。郁达夫一见到他们就宣布了自己的规约：请他的朋友们不谈文学。可三言两语之下，他又情不自禁地首先采摘生命之树上的禁果，讲到文学，增加了苦闷。这些朋友中，有后起的作家冯至、孙席珍、陈翔鹤等等。
郁达夫最喜欢的是与他的长兄曼陀在一起。当他回到四合院的那个大房子里时，曼兄常常慢慢地踱了过来，兄弟之间常常拿出一瓶酒，相对斟酌，谈着律诗，也谈绘画的艺术，郁曼陀是个有成就的画家与诗人．这两项几乎构成他生命的业余全部。画画山水，写写诗歌，陶情冶性，充实富有，这与郁达夫的毛躁的性格，适成鲜明的对照。郁达夫现在不做诗了，他有了工作，他需要休整，好几年来他未做过一首诗，他的全部心力献给了新文学，小说与散文的创作，新诗他是不屑写的，旧诗又与新文学有冲突。他也想绘画，向长兄学一点画道，可他注定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画匠。他向长兄提起得到的是长兄善意的嗤笑。他I总是得到长嫂的关心，他的长嫂还是把他当做在日本留学时的毛孩子，关心着这个不懂得生活的小叔子。郁达夫更喜欢带着他的小侄女郁风，那年幼的小侄女无忧无虑，郁达夫深受感染。他们一起去看嘎嘎作响的大木轮马车，吱扭扭的独车水车、毛驴车、黄包车，慢悠悠的骆驼队伍。带她到河沿上去，喊着她的小名，他自己也似乎恢复到二十年前的孩提时代，一直玩到夕阳挂上柳梢，晚霞染红了护城河，才牵着侄女慢悠悠地回家。有时他干脆一个人跑上古老的戏院，听听梅兰芳氏的京戏，也学着些老生的腔调，那唱歌有如悲凉的秋风，有时他只想哭。
他太苦闷了！这种苦闷比起上海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上海他还有三个同道的兄弟，还可以发泄，而现在他只觉得孤独，无穷无限的无聊和无穷无限的苦闷，他觉得自己是半空中的雨滴。浮游不定，有时瞬间他会产生不可名状的孤独感，沉人数小时的苦痛中。而且他还得装假。在学校里同事、兄长面前，他尽可能地心平气和，像没事发生一样。
这里不比上海，在上海是可以自我发泄的，在这里则不能。
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的一名编辑向郁达夫要稿，面对这瘦削的郁达夫，他有自己的优越感，富态的脸上泛满红光。他对达夫说：
“达夫，你近来发表的东西，何以总是颓丧得很。使你颓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哦，我自己也不知道，并且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态度是不是世俗说的消沉和颓丧。这是自然的，如果我知道自己的病状与病因，我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你近来读书么？”
“什么也不读。”
“做东西么？”
“什么也不做。”
“你大约是一个厌世家罢！”
“哦，”郁达夫反感地说，“这话不通。我生在世，是我投身于世界中来，又不是世界闯入我的生命中，只有世界可以厌我，我有什么厌世的权利？”
“你大约对于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有所不满罢？”客人单刀直入。
“中国的政治弄得好弄不好，社会进步退步，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要是大家都采取这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中国岂不是要亡了么？”
“现在中国谁不采取这一种态度呢？”
“那么现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那些外交家、理财家，难道都是取这一种态度么？”客人动容地说。
“哦，那些东西！他们是猴子！”郁达夫笑笑说。
“这是什么话？”
“他们因为吃得太饱，消化不了，所以爬上秋千去耍。而站在圈外的人看了，以为是玩把戏给他们看，并且有的孩子贪得无厌，于饱暖之余，更要窃取圈外人的财物。被窃的那些可怜的人类，还在喜乐，说猴子好玩。”
“猴子的贪得无厌，都是由我们旁观者的不闻不问的态度养成的。”
“你难道说我有杀猴子的利器么？”
“你虽然没有利器，但愿尽可以宣传他们的罪状。”
“宣传得厉害的时候，却好了一批新起的猴子，去代替旧的，法国的革命也是如此而已。中国的革命也是如此而已。”
“这么讲来，中国是完全绝望了么？”
“我也不能预言，不过最近三十年内，怕没有大的变革罢！”
“何以见得？”
“中国的中产阶级，太安乐了。改进的大障碍，不是几个有兵力的人，却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猴子，就是那些替那几个有兵力的吮痈的人，其次是那些替吮痈者吮痈的人，最后是物质生活安定的人。中国之大，有兵力者能有几个？我们若有一个拼一个的决心，那么斩草除根灭尽军阀是很容易的。而中产阶级则不然，他们寄住在军阀的翼下，为类颇多，偷安苟活，情愿将家里的金钱妻女，献给彼人，他们心里只欲呼一时之安乐。听到‘变革’二字，就惶恐不安，就竭力出来阻止。这些人若是一个个的除了，那些军阀就失其依据，不倒而自倒。但是要杀尽这一阶级，却非容易，因为你我或者多数是这一阶级的人啊！哈……哈……哈！”
“那么我们就去宣传覆灭中产阶级罢！”客人笑笑说。
“你又来了！我不是刚和你说过，宣传是没有用的么？”
“那么现在干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干，什么也不要做，他只要懒惰过去，就是第一个社会改革家。”
“你的话愈来愈奇怪了！”
“不奇怪，这理由极简单。你要造成大变革，你就要有大多数的贫民。你懒惰一天，社会就会贫弱一天，大抵一个中产者，当他的财产没有荡尽的时候，决不会对贫民表示一点同情，也决不会起一点希图变革的意思。非但如此，若有了一点财产，他必要欺压贫民，阻止革命。所以我说，你若是中产者，你必要先懒惰过去，把你的财产荡尽，然后去和贫民协力合作，你若已经是贫民了，那么你第一应该是去研究如何能使那些有产者也得马上变成贫民的法子，这个法子，也只有懒惰二字可以当之。”
“为什么呢？”
“因为贫民勤劳一天，所得的大半，不得不被有钱的人贪去。”
“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不，不是，这是拉法格的主张。”
“那么我们来宣传懒惰就对了？何以用不着宣传呢？”
“不对不对，因为这一次你教他懒惰以后，下次就不能教他制作炸弹了！所以宣传是无用的。”
“中国于最近三十年内，没有大变革，你是根据什么而讲的？”
“我根据自己的生活而言，中国地大物博，人民的生计，总还容易谋得，像我这样的懒惰无为，每天尚有饭吃，何况那些猴子呢？衣食不空的人，你无论如何诱他请他，要他加入变革运动，他一定不肯的。所以现在的中国，决不会起绝大的变动。三十年后，怕生计的艰难要与今天不同了，以我个人的推算，大约大变动总在三十年以后，六十年以内。”
“你希望这样大的变动么？”
“希望也是徒劳的，所以我并不希望……”
客人像做梦似的，什么也捉摸不到。郁达夫那时的心情混乱到极点，可他心目中盼望着这变革的到来，他盼望着这中产阶级政权的垮台。那时他觉得自己懒惰，他正在调整自己。他基本上没有写作。他当然不知道，南方的郭沫若、成仿吾正在口出怨言，日日夜夜盼望着他将稿件寄去上海支持创造社。知道也没有用，他的心在苦痛，他甚至很少到熟人家里去，尽管有几个记者闻讯而来，希望能得到他的小说稿件。郁达夫都一一回绝。这位一度多产的作家，情绪低落，一字不名。
他有时觉得自己就是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他连一封信都懒得写。
有一天，徐志摩却与他碰个正着。那时他一方面在北大任文科教授，一方面是《晨报副镌》的主要撰稿人。他那时正是意气风发。新月社在聚餐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徐志摩更是这新月社的主干。他写诗、交往，是名副其实的社会宠儿，生活的理想主义者，他就是《快乐的雪花》：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地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自己的方向——
飞，飞，飞——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寂静的幽谷，
不去那凄冷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上去惆怅——
飞，飞，飞——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