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一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一）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十大问题
第一，土地流转难。目前，在一些地方土地流转过程中，遇到了以下问题：一是土地流转一般依靠村干部的协调或血缘关系、邻里关系达成；二是土地流转的价格难以达成；三是土地流转范围只能局限在一个村里，无法跨界流转。
第二，农地征用冲突严重。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往往成为农地征用中引发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三方利益冲突的焦点。
第三，耕地质量堪忧。当前我国一些地方陷入对化肥的过度依赖。农民的化肥用量逐年增加，不仅造成了土壤土质的恶化，而且某些化肥所含有的重金属正在威胁人类的安全。国家虽有防范污染的一套法律法规，但真正实施起来很难，对经营分散的土地没法监管。
第四，土地规划问题较多。目前我国土地规划可分为国家、省、市、乡、县五个层次。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规划的制定与规划的实施往往脱节；动态的经济发展与静态的规划之间存在矛盾；方法滞后，无法有效保护耕地等。
第五，土地补偿制度滞后。现行农村土地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土地征收的“公共利益的范围”不明确；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主体地位缺失；农民对征地补偿的合理、合法使用及监督缺乏有效的制度和司法救济途径。
第六，土地产权不清晰。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存在着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土地承包不稳定、集体土地产权流转违法现象普遍、集体土地产权时常受到侵犯、农民的土地权利得不到保障等问题。
第七，违法用地。受区域发展规划实施、城市新区建设热、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和违法成本低等因素影响，土地供需矛盾加剧，违法违规反弹的压力很大，不少地方出现耕地流转“非农化”倾向，非法圈占土地开发房地产、违规建设高尔夫球场、“小产权房”、工业园等。
第八，土地供应双轨制。我国土地出让制度存在“非市场”和“市场”出让的“双轨制”。“市场”出让的方式就是通过买卖的招标、拍卖、挂牌制度；“非市场”出让方式则是政府部门通过划拨、协商等方式出让土地。
第九，土地利用粗放。我国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过多地占用了土地资源，而且土地利用十分粗放。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础性障碍。各地风起云涌的造城运动背后是大片大片的土地被粗放利用甚至被浪费。
第十，土地财政依赖。近些年，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不断推高的房价促使二级土地市场的土地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土地出让所得到的资金也开始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弥补财政缺口、发展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
因此，在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把土地财政当成了随意使用的重要财源，这也造成了经济增长对土地财政的过高依赖。
（二）未来土地改革的出路
关于农业土地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首先，土地不能私有化。土地私有化会造成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一部分农民卖掉土地后会沦为赤贫，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农业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的农民转移就业和居住条件有限、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会很快导致农民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大量增加，从而造成农民总体状况的恶化。解放初期，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土地改革都分到田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但在人多地少、农业落后的情况下，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劳力缺乏等原因使得不少农民不得不卖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又由于缺乏技能和就业机会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只有再次沦为无地雇农或等待国家救助的穷人。这正是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淡化所有权、强化使用权将是这一改革路径的方向。在集体建设土地使用权上，首先取得突破，模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些制度，实现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使用制度。简要地说，就是把现有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进一步细分设置为过渡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等。比如农村集体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用地，就可以划入土地使用权，乡镇企业用地类似的经营型建设用地，就可以设定为出让、出租土地使用权。对于划拨土地的使用权不能上市不能流转，对于经营性的可以流转。
再次，产权明晰、用途管制。明晰产权的核心其实就是给农民对征地说“不”的权利。政府只有在极为有限的情形下可以强制征地，且要进行市场价补偿、讲法律程序。要广泛地告诉农民，他们有权利拒绝政府的征地要求，且不用讲理由，除非法院强制执行。法院所依据的法律，需要做大规模修订，明确何为“公共利益”。用途管制的核心是规划的法制化、民主化。如果没有用途管制，仅仅靠产权改革，还不足以建立农地保护机制，因为农民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之下也愿意获得农地转用的巨大利益。除法治建设不完备这个明显缺陷之外，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运作也是不小的问题。另外，各级土地规划都必须成为法律，变更规划要有法律程序。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定相关法律时要有民主程序，让各利益相关方充分讨论。国家对限制开发地区要给予规范化的补贴，即所谓“购买开发权”。
三、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一）我国现存户籍制度及其弊端
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户口登记制度。规定城市和农村人口实行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变更等7项内容的户口登记制度。二是户口迁移制度。我国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在常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公民常住地发生变化后，应将户口迁移到现住地，即进行户口迁移。三是居民身份证制度。为16周岁以上的公民颁发身份证，16周岁以下的公民可自愿申领身份证。
我国现存户籍制度随着市场经济深化，诸多弊端不断体现出来。第一，户籍制度阻碍城市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现行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同时，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且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我国城市发展步伐缓慢，城市在户口管理制度保障下通过人口控制实现社会需求，使城市自我调节控制的功能弱化，市政及城市管理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第二，户口管理使中国公民具有不同身份。户口被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常住户口与暂住户口，不同的户口有不同的待遇。体现最为明显的是流动人口，他们外出谋生求发展，不仅需要勇气和技能，而且必须带齐或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如办理暂住证、交纳外来人口管理费等，即使如此，在诸多方面仍有别于常住人口。这也是当前户口管理所受非议最多的方面。第三，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保障城市常住人口就业，许多城市都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限制外来人口就业种类，出现“城市关门”现象，抑制了劳动力、人才的自由流动。第四，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启动。大量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机会及社会地位，甚至连基本的人身安全感都没有。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投身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五，现行户籍制度已不能对我国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流动人口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普查工作的质量、速度和准确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与实际的需求相差太远，我国的流动人口正高速增长，而管得太死的户籍制度是以不变应万变，这自然会引起管理与普查工作的混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为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奠定了基础。而允许城镇中一些具有合法固定住所、有谋生手段的公民在常住地落户，并不构成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冲击。产生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已经展露出种种弊端，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现实路径
户籍制度改革是历来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改革户籍制度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促进人才资源配置市场化，确保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等具有重大意义。《****中央关于************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首先，寻求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现在有一些地方得到城市或城镇户籍的方式是让农村人口用承包地换城市户口，用宅基地和房子换保障。这个方式在很多地方反响并不好，农民在农村有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些权利在农民进入城市之后却不好处理。此外，在转移支付上，我们的转移支付要按照常住人口进行，不管有没有户籍都有权接受转移支付，包括农民工进城之后交通、住房所需资金，通过财政金融的改革为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保障。同时，中国在逐步废除户籍制度的进程中，除了开放城市落户限制，也要注意农村户籍制度的调整。户籍制度的改革需要城市和农村同步进行。农民工的房子、子女教育和未来养老都跟家里的土地连着，所以我们在进行户籍改革时，农村和城市必须要同步，才能让农民真正流动起来。
其次，户籍制度改革一定要符合城市发展和市场竞争的规律。户籍改革的真正难点，是如何合理分配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权益。户籍改革的根本，就是要缩小乃至消除这种差别。哪里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人口就会向哪里流动。全面改革户籍制度，就需要从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格局入手。这种总体格局可以概括为：根据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城镇人口规模，分层分类，科学发展。对于小城镇和小城市的户籍要全面放开，但也要防止全面开花。全面放开，需要直接给已经进城的农民与户籍居民平等的待遇，尽量减少审批程序、降低甚至最好不要门槛。中等城市要有序放开，同时必须建好、管好。目前中等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建设、管理两个方面。城市建设问题，核心在于区域分布是否协调，主体功能是否突出，城市规模与市区布局是否科学，生产条件与生活设施是否配套。城市管理问题，主要是管理水平低下。目前中等城市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保各方面分而治之的管理模式亟须改变。大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速度决定放宽的幅度。在这些大城市中，户籍制度改革的“减法”“加法”要并存互动、相向而行。一方面，加速深化与户籍密切相关的教育、就业、住房、医疗等领域的各项改革，即所谓“减法”；另一方面，服从全国大局，及时推出居住证制度，基本根据入城年限分步骤赋予非户籍常住人口相应权益，尽快实现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即所谓“加法”。市区户籍人口数百万、市域常住人口上千万的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人口密度大、周遭城市环绕的广州，这些特大城市是中国城市化群落中的第一阵营。在未来较长时期中，它们的城市化进程要走内涵发展型道路，而不能超速吸纳人口继续做大。特大型城市的户籍制度变革要不设门槛、巧设阶梯、慎设条件，也同样要做“减法”和“加法”。总体来看，特大型城市户籍改革的重心，应当是居住证制度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