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空中打击中国目标，一是基础设施，主要是对交通系统的公路、高速公路、铁路和高速铁路等等的重要桥梁和涵洞，航空设施飞机场，内河航运和海运的港口；通信网络系统的卫星导航定位及移动通讯基站，以及光缆线路；水利系统的水库，水电站，特别是如三峡大坝等，很可能是其重点攻击点；能源系统的火力和核发电站，以及油气管道等等。二是工业体系，除了对一些大型军工厂实施攻击外，可能对重要的冶金、炼油、化工、机床、车辆、飞机等工厂进行轰炸。三是城市体系，可能一些重要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中心和沿海城市，遭受轰炸，摧毁城市中的军事、行政、金融、供水、供电、通信等系统，甚至对整个城市进行核打击。重创，或者摧毁中国的交通、水利、能源、工业和城市体系。
因此，美国对中国发动闪战，将给中国带来1.8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的战争成本，加上各种损失，造成的总代价是10.8万亿；如果对中国发动短期战争，中方的战争总成本近4万亿元，造成的总代价为20万亿元；而发动中长期战争，则中方的战争总成本分别为10万亿和接近25万亿元，而战争总代价则高达40万亿元和接近100万亿元之巨。
然而，如此惨烈的战争，即使美国对中国形成重创和摧毁型的打击，美国也将付出极高的战争成本，从经济实力上讲，可以说是耗尽体力，与中国同归于尽。
3.经济和社会后果
首先，美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中国方面的战争成本和代价，不仅是军事开支，军人和平民的伤亡，还将给中方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动荡。首先，从财政赤字率和负债率来看，由于中国长期实行保守和稳健的财政平衡政策，加上中国居民有储蓄的习惯，国民经济总体的负债率要比美国低得多。2011年，中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只有1.4%。穆迪2012年3月19日发布的一个报告认为，中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债务为GDP的33%。国内也有研究认为，中国中央政府显性和隐性债务2010年底为10.94万亿元，地方为10.7万亿元，即使这样，总和起来，也只为当年GDP的54.1%，在债务GDP比的安全线之内。因此，对人民币稳定的冲击要比美国小得多。然而，战争也将带来以下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用工业在战时受到影响，其银行坏账可能增加，特别是战时如果财政紧张，可能还需要增加向银行发行国债，甚至战时紧急透支，来保持政府的支付力，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
其次，由于战时一些民用生产转向军事装备生产，消费品资料将发生供应短缺，对一些国计民生的产品，包括中间物资和最终消费品，可能实行定量和计划分配。中断市场经济改革，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国家集中的计划经济。而工业体系为战争服务，一些能源、冶金、机械装备、交通运输、电信有可能提高国有化的比例，以便政府随时集中、掌握和动员资源。其弊病是，整个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和高比重的国有制回归和倒退。
再次，可能实行战时价格和工资管制，以防止战争造成的消费品供应不足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减轻工资上涨推动对物价的压力。战争时期，除了一部分消费品工业向军事生产倾斜外，还遇到战时农业生产歉收，美国及相关国对中国的经济封锁等，包括还有战争导致一些国际大宗物资价格上涨因素，因此而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概率非常高。政府经常运用的一个办法就是，价格和工资管制，其结果是定量供应，票证增多，黑市猖獗，出现大量的排队状况，供应短缺严重。实际上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在战争期间，由于一部分民用生产让位于战争，加上农业生产和进口受到影响，一定会程度不同地下降。
第四，战争将会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战争初，由于军事工业扩张，增加参军就业，失业率可能降低。但是，一部分消费工业的萎缩，可能形成原在民用工业中就业的劳动者的结构性失业；战争可能使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波及农业领域的就业；而战争中服务业将处于萧条局面，旅游、娱乐、住宿餐饮等服务业领域就业将萎缩。而且，战争结束初，复员军人的就业压力，也将形成一个高峰。
第五，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其他社会问题有：（1）在实行长达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中国，将形成大量的失独家庭。目前，由于疾病、意外伤害等，据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推断：中国现有的2.18亿独生子女，会有1009万人在或将在25岁之前离世。这意味着不用太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而战争，根据惨烈程度不同，更是集中和大规模减少独生子女的灾难。（2）按照战争伤亡的一定比例，加上伤员中有一部分医治后不能康复而残疾，由此而形成战争残疾人群体。（3）形成严重的养老问题。包括失独家庭老人的扶养，战争残疾人的年老后生活费用和人员照顾等，既需要支出大量的战后成本，又要消耗大量的人力资源。（4）房屋毁坏，包括教育、医疗、养老和其他城乡服务设施遭到摧毁，在战争和战后一定的恢复期内，居民将发生就学、就医、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困难。（5）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将给居民心理，以及身体造成巨大的影响，还将涉及核辐射对子女的遗传。
总之，如果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发生战争，对中国一方来讲，造成的损害也将是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
（三）中国战后的恢复和成长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美国对中国发动最惨烈的战争，包括核战争，将13亿多中华民族从人种上消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与苏联不同的是，由于中国人口和经济集中在东部、中部和东北部，中国的人口和GDP仍然会成为世界规模第一。战后的结果，从国民经济来看，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上行国家，战后恢复将更加强劲地推动成长；而美国则是一个下行的国家，战后消耗体力，将使其衰退加速。从人心的凝聚力讲，美国政府发动与美国居民根本毫无关系的对中战争，造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人民生活下降、经济陷入低迷，会使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要运用这样的多的国力远渡太平洋，去打一场与我们无关的战争呢？战后未必如亨廷顿预料的，会振奋美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提高美国民族的凝聚力；相反可能如同越南战争一样，民众怨声载道，社会爆发反战运动。中国人民则从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心存友好感，而由于美国对中国本土发动战争，如日侵华造成的实际抹不去的中日世代入侵心结和交恶一样，形成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对美国的仇恨，大大提高中华民族抗美的凝聚力，从而事与美愿违，远隔重洋的美利坚民族和国家，培育了一个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世代将与之为敌的民族和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国。而最与美发动战争的初衷相反的是，即使遭受最严重的损毁，中国在战后还是将快速恢复和崛起。
1.德日二战后的经济快速成长
美国对中国围堵，甚至发动战争，就是保证美国在世界上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领导地位，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用战争的办法，是不是能真正打击中国经济，使其一蹶不振，永远衰落下去呢？从历史的案例看，结果并不一定。
从德国看，战后重建加速了德国的复兴和增长。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西德经济在1959年和1960年先后超过法国和英国。但随即德国快速重建所缔造的“经济奇迹”让世界震惊。西德战后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在通货膨胀不太严重的情况下，实现较为迅速和稳定的增长。在1951—1960年、1961—1970年、1971—1980年和1951—1981年各个阶段中，西德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6%、4.7%、2.6%和5.2%。到1981年，西德的工业生产比1950年增长了4.07倍，30年的年均增长率达5.4%。
而从日本的战后发展看，二战基本上摧毁了日本的能源、交通、通讯、工业和城市系统，东京等城市是一片盟军轰炸后的断墙破瓦，特别是美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使日本成为人类发明核武器以来，遭受核打击的第一个国家，广岛和长崎成为废墟。二战后期，日本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巨大损失。战争消耗了日本大量的人、财、物力，加上轰炸损失，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日本国民财富的45%以上都被耗费和破坏掉了。战后第一年即1946年，日本的主要生产指标均大大低于战前水平，工业技术水平比美国落后了30年，劳动生产率比英、法等国也低得多。
然而，二战以后，日本经济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发展速度。1956—1973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13.6%，国民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从第6位跃升到第2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因此被西方学者认为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日德战后发展加快，并且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学界有多种解释。许多学者也认为，战后日本和德国的复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支持，包括朝鲜战争的机遇等。然而，我认为内因是其复兴的主要方面，外因只是条件。其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应当来自于被摧毁地区的重建动力机制，特殊的民族和地区国情，以及对体制和发展道路的选择。
首先，战争失败，家园被毁坏，反面提高了民族的凝聚力，给人们一种求生和求发展，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动力。国家和民众，都有一种尽快疗好战争创伤，恢复自己家园，过上幸福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战争刚结束，人民都希望政府发挥作用，支持政府领导人民挺过困难时期，政府也具有较强的号召力；战争使人们之间，相互帮助，相互理解，同心协力，建设国家。战后，日德民族都有一种不甘屈辱、互助包容、齐心协力、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的激情，这是战后死而后生、重建家园和发展经济的强大精神动力。
其次，被摧毁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一种加速机制：一是传统的经济体系被破坏，在似乎空白的基础上，重新建设。可以重新规划，重新设计，没有固有结构的束缚，交通、工业和城市等，按照最新和节约合理的原则进行建设。二是重建需要大规模投资和建设，带动能源、钢铁、水泥和其他建材工业，以及建筑安装工业的发展；人们安居，则需要装修、家具、耐用消费品等，进而带动这些工业的扩张。从日本、德国，包括中国唐山、汶川、玉树等战后，或者地震后恢复重建的情况看，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且重建的交通、工业和城市体系更加先进。
第三，当然，不是每一个二战后国家，都发展得很快，都能创造增长的奇迹。日本和德国的成功，在于其战争只是摧毁了经济发展的交通、能源、工业和城市体系等硬条件，但并没有摧毁其人才和人力资本体系。日德民族有着尊重知识、崇尚科技、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战后，人们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下一代，使其劳动力的智能和技能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大。而日德民族的勤劳而不懒惰，认真而不马虎，精英加团队合作，科学中求效率，以企为家，以工作为本的精神，更是战后复兴的强大动力。
再次，日德民族，在战后没有选择当时盛行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的体制，没有选择内向的所谓自力更生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而选择了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日本用发展中小企业、降低失业率、税收调节和社会福利等措施，重视了社会的公平，而德国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第三条”道路。市场资源和产权明晰的财产制度，使竞争加快了技术的进步，提高了经济效率，加强了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则用外部需求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提高了国内制造工业的技术和质量水平；而使社会公平的各种措施，则缓解了国内分配和财富不公的社会矛盾，避免使发展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仅仅有战后重生的民族精神，勤劳好学的民族传统，战后重建的动力机制，而没有选择正确的体制模式和发展道路，日本和德国战后也不可能强劲复兴。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缺一不可。
2.中国战后更快速增长的因素分析
战争，特别是大规模的战争，能使中国经济衰落吗？回答是否定的，并且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一方面，战争会给中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战后，重建会加快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会与日本和德国一样，创造战后经济成长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