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腐而固执是文官的特点，谢迁等人教条地认为君子小人誓不两立，坚持要将他们处死。八虎转而求诸正德，并极力挑拨。当时，正德还是十多岁的小青年，逆反心理十分严重。次日早朝，朝臣们都以为八虎将人头落地，不料，圣旨却宣布把谢迁和刘健撤职。
刘瑾在引导正德冶游玩乐上颇有一套，因此深为他喜欢。他每当有要事请示时，故意选在正德正玩得高兴的时候，正德总是不耐烦地说：我拿你来干什么的，你不会处理？这样，刘瑾成了大明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他用皇帝的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将那些反对过或有可能反对他的人尽数列入其中，然后令全体朝臣跪在金水桥边等候宣读。不久，有人将一封匿名的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信塞在大殿上，正德看了后，竟然在上面批示：你所说的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揭发的人，我偏要用。
对此，刘瑾下令追查到底是谁写的信，他将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三百多名官员集中跪在奉天门前的烈日下，这些高级官员从早晨一直跪到傍晚，包括顺天府推官和兵部主事在内的一批官员竟然焦渴而死。天黑以后，没死的官员们被抓进了锦衣卫的牢房。
魏忠贤：宦官为恶的集大成者
魏忠贤称得上古往今来宦官为恶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握有重权的大太监。
史称，魏忠贤少年时即是一街头混混，在一次与其他混混的斗殴中，被人家打了个半死。躺在吱吱作响的木床上，魏忠贤觉得要想出人头地，必须想一个能走捷径的办法。于是，他“愤而自宫”，并把姓名改为李进忠，直到有了一定权势后，才恢复了本姓，皇帝认为他是既忠且贤，因而赐名魏忠贤。
对魏忠贤的发迹经过，《明史》介绍说：“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结为对食，不久，熹宗继位，两人并有宠。帝性机巧，好亲斧锯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姿恣威福惟已意。岁数出，坐文轩，羽幢青盖，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裤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警卫相随以万计。百司章奏，置急足驰乃下。所过，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客氏居宫中，胁持皇后，残害宫嫔。”
魏忠贤领导的是一个阉党集团，其成员不仅包括太监，几乎接纳了来自当时各个层次的各怀鬼胎的机会主义者们。这个集团最核心的部分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是核心的核心，由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主谋议；五彪由武将组成，包括锦衣卫都督田尔耕，镇抚司许显纯；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为十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植死党”。
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东林党与魏忠贤势同水火，魏忠贤当然容不下他们的存在。他最先开刀的是名将熊廷弼，并以熊为索引，将东林党诸多重要人物一网打尽。他指使手下指控熊贪污，当一些东林党或其他有正义感的官员为熊辩护时，魏忠贤称这些人全都接受了熊的重贿。于是，包括左都御史杨涟，都给事中魏大中等在内的大批东林党在京官员，纷纷被捕入狱。
在酷刑下，这些人全都按审讯者的意图招了。他们之所以自证其罪，一则受不过刑，二则是希望按明朝惯例，犯人一旦招供后，就应由暗无天日的锦衣卫送到国家正式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
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在他们招认了各种罪证之后，并没有如愿得到转移，而是继续三天一次的严刑拷打追索莫须有的赃款。结果，在严刑拷打下，这些可怜的官员们全部死在锦衣卫的大牢里。杨涟的尸体被抬出来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的装有泥土的口袋，耳朵里有一根横穿脑部的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蜷在牢里，直到生蛆以后才让家人认领。
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李承恩，家里藏有他的母亲，也就是公主从宫中陪嫁的器具，魏忠贤诬以“盗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到杨涟的奏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杀而没其家。”在魏忠贤倒台之前两三年，全国性的恐怖政治已然形成，“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一面血腥镇压，一面歌功颂德。浙江巡抚潘汝祯第一个发明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独特的歌颂形式，魏大喜。于是“海内争望风献谄，诸督抚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建祠。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诉。而监生陆万龄至请以忠贤配孔子，以忠贤父配启圣公”。
魏忠贤的得势就像整个宦官集团的最后疯狂，以至于素以见惯不惊著称的史家们在《明史》中也令来者震惊地写道：“蓟州道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狱论死。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宗室楚王、中书朱慎鉴，勋戚丰城侯李永祚，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及孙国桢、杨维和等，佞词累牍，不顾羞耻。所有疏，咸称厂臣而不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山东产麒麟，巡抚李精白图像以闻，立极等票旨：厂臣修道，故仁兽至。”
意即蓟州知州胡士容因为不为魏忠贤的生神祠写颂词，遵化知州职如杞因为进魏忠贤的生祠时没有下拜，都被下狱处死。这样一来，天下人都异口同声地赞颂魏忠贤。大臣们的奏章，事无巨细，动不动就歌颂他。明王朝宗室、楚王、中书朱慎鉴，以及皇亲、丰城侯李永祚，尚书邵辅忠、李养德、曹思诚，总督张我续和孙国桢、杨维和等人，都不顾郑地连篇累牍地以不实之词赞颂魏忠贤。他们的所有奏章，在提到魏忠贤的时候，都只称“厂臣”而从不提其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代为皇帝拟的圣旨中，都称“朕与厂臣”，从来不敢直书魏忠贤的名字。山东捕获了一只麒麟，省长李精白画了它的像上报中央报喜，黄立极等人批示说：“厂臣有道，所以仁兽才出现。”
扬州知府刘铎说：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有什么相干？晚明士大夫的集体无耻竟到了如此地步，这已经超过了魏忠贤作为权宦而作恶的恶果本身，上升到了知识分子人格这些形而上的层次了。那时，欧洲人正向亚洲美洲侵略扩张，后金汗国拼命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起云涌，而明政府的几乎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变态地摇尾谄媚。
凝视怪胎
宦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可怕的怪胎，孕育怪胎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一点还是在于君主****这一罪恶的第一推动力。所有开明君主执政时期，宦官们就像太阳下的蜡烛一样，丝毫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他们只能守在后宫充当皇家的奴才；而一旦君主昏庸，大权要么旁落到重臣手里，要么就落到宦官手里，而即使是最****的权臣统治，也要比最开明的宦官统治好得多。
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由一群素质低下，心理不健全的宦官治理一个国家，比让一个孩子手里捏着核按钮又正常得了多少。偏偏这种可怕的结局在据说善于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的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同一事件出现一次是喜剧，出现两次则是悲剧，而出现第三次则是闹剧。
在宦官们导演的闹剧里，中国人的精神也像这群宦官的身体一样被阉割了。当这些宦官的统治已经过去时，中国人精神的集体阉割恶果却依然存在，成为这个民族命运里抹不掉的灰色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