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领域，货币理论林林总总，众说纷纭，远欠成熟。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的话说：“货币理论还是待开垦的处女地，甚至还不能给学生一本系统的全面的著作。”
东方“以利为本”，西方“以钱为奴”
中国古代货币经济观念和早期“货币战争”
货币理论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货币经济形成的初期。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金属铸币广泛流通及货币经济确立的时期，那时，在货币思想领域中逐渐出现了一些较为系统的观念，产生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世界上最早见诸文字的货币论说，见于左丘明《国语·周语》的记载。中国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卿士单旗（单穆公）认为货币的作用在于“权轻重”，他指出货币在衡量价值尺度方面的作用，以为铸造的金属货币必须分量充足。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子母相权论”，主张国家既铸造重钱（大钱），也铸造轻钱（小钱），重钱和轻钱同时流通，相辅相成，以适应大宗商品交换和小额商品交换的不同需要。两种铸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按它们的轻重维持一定的比价，这就叫作“母权子”或“子权母”。后来人们把它归纳为“子母相权”这一货币术语，并且把它的含义，从流通中两种不同单位足值铜铸币并行的关系，推广于足值铜钱与不足值的虚价铜钱，以及铜钱与纸币、白银与铜钱等的关系上，成为中国古代长时期人们论述货币流通与货币制度时的一种实用理论。
管仲（约公元前723—前645）是春秋末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深得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之要领。管仲述而不作，后来战国时期学者编的汇集其言论集《管子》，是古籍中不多见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中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方面均有详细论述。
《管子》重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并发展为货币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工具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子》关于货币问题的重要论点包括：
1.“货币通施（通货）说”：认为货币乃“民之通施（通货）”，即把货币流通视为流水渠道，商品流通离开货币则无法进行。他以为古帝王为方便商品交换而设计了“三币”：“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币为下币。”
2.“人君铸钱立币说”，或称“货币国定说”：认为货币铸造权属于国家所有，强调国家要掌控货币，不可假于私人。
3.“工商业作用说”：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民。肯定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认为手工业可以提供生产工具、作战武器和生活用品，商业则可以沟通有无，打破生产和消费的界限，把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起来。
4.“货币工具说”：认为货币是国家手中的一个工具，货币本身不能吃也没有用，国家发行货币的目的是“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国家不但要垄断货币铸造权，而且要运用好手中的“货币工具”。具体做法是通过国家对货币的“敛”与“散”，即通过“回笼”与“投放”来调节以粮食价格为主的各类商品价格的高低。他认为“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敛万物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就是说流通中的货币太少，通货紧缩，物价就会走低；而流通中的货币太多，通货膨胀，物价就会走高。或者说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国家要随时通过货币的“敛”与“散”，来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使物价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浮动，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实现治国安邦。这个论断，后世称为“轻重论”。
《管子》的货币理论，特别是关于“敛、散”和国家责任的学说，已经把握了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旨。《管子》阐发的“轻重论”，后来成为人们讨论货币问题的专用范畴，如西汉的贾谊、桑弘羊，唐代的刘秩（？—756）、陆贽，北宋的周行己（1067—？）等，都曾应用“轻重”来阐述当时的货币流通现象。
《管子》载有管仲与国君齐桓公合谋，运用齐国经济实力优势，发动“货币战争”，实现争霸目的精彩故事。
公元前684年春，齐桓公欲图霸业，出兵讨伐鲁国。鲁国军事家曹刿谋划有方，在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大败齐师。
齐桓公不仅是著名的君主，而且风度翩翩、引领时尚潮流。当时齐纨、鲁缟是两种名贵的白色绢织品。管仲让齐桓公穿上鲁国制造的缟制成的衣服，命令官员也要穿缟，国人纷纷效仿，于是缟价猛涨；同时禁止齐国百姓织缟，为鲁缟出口大开绿灯。鲁国百姓见钱眼开，鲁庄公也贪图赋税，乃至家家纺机响，户户织缟忙，放弃了粮食种植。
两年后，管仲突然拒绝鲁缟。又让齐桓公和大臣们改穿纨。于是，齐国又流行纨，不再穿缟。鲁国的缟积压如山，这时鲁人才发现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荒废了粮食生产，顿时陷入饥饿危机。通过“齐纨鲁缟”这个外贸阴谋，管仲制服了鲁国。鲁庄公被迫屈服，签订了尊奉齐桓公称霸的协议。
管仲运用类似的办法，发动了多次“货币战争”，高价采购代国的狐皮、楚国的生鹿，造成农业荒废，粮食供应失衡，制伏了代国和偌大的楚国，为齐国成为春秋第一个霸权国家建立了实力地位。
其实，管仲发动的货币战争，何尝不也是粮食战争？
宋代产生了纸币，以“轻重论”为渊源，人们进而运用“虚实”和“称提”等概念解释货币流通现象。多以纸币为“虚”，尤其是贬值了的纸币。言“虚实相权”，皆为强调纸币应具有兑换性。“称提”亦有权衡之义，所谓“称提之术”“称提之策”可理解为纸币发行和管理的原则和方法，就其主要内容言，则为用金属货币或实物（钱、银、绢、茶盐钞引、官诰度牒等）收兑流通中过多发行的纸币，即设置纸币发行准备保证兑现，以维持币值的稳定。
真伪儒家经济观念
孔子倡导的儒家思想，何尝轻利，何尝反商？恰恰相反，真版儒家学说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绝非与七情六欲为敌。
儒家反对的绝不是求利。孔孟之道不仅“以人为本”，而且“以利为本”。
孔子曰：“仁者人也。”（《家语·哀公问政》）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学”当然“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首先要“以己为本”。孟子有道：“人有恒言，皆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下》）个人为家庭、国家、天下之根本；个人本位的重要性，这里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
“以己为本”必然要“以利为本”。孟子尝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原因）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章句下》）这是儒家关于利益驱动为人性之本的明澈表述。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期期不以为可者，求不义之利或“后义而先利（放弃正道原则急于图利）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说得透彻到家，“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讲仁义就是为了通过“仁者爱人”而“使人爱己”，进而实现“仁者爱己”的目的；追求的是更大更可靠更长久的利，换言之就是一种无比高明的求利之道。
至于货殖（易货赚钱，即商业），乃民之所利。如孟轲所言：“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孟子·公孙丑章句下》）这个“市”，发展到今天，就是所谓“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了，政府除了顺应“民之所利”扶植引导循正道以行，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端木赐）是当时有名的外交家，也是一个由贫致富出类拔萃的大商人。他言辞机灵，反应敏捷，闻一而能知其他，是观察、分析、把握市场动向的高手；又有“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相当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心正道儒商情怀（见《论语·公冶长》）。孔子称赞他“赐不受命，而货殖也，亿则屡中”（《论语·先进》）。意为此子不听天由命，善于经商增殖财货，测度市场的脉动──价钱低时买进，价钱好时卖出，准确率很高。
儒家不仅不反对发财致富，还赞成《管子》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把致富作为实现礼治的必要条件。离开了求富，空谈礼、义、荣、辱，还有什么意义，什么目的性呢？只要循正道以行，发财致富，多多益善也。
至于“轻利反商”，是御用伪儒逆乎人性、压抑、否定“人欲”，以维护****统治永世其昌的社会控制手段，与孔孟之道黑白颠倒，泾渭分明。
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采纳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等御用文人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为篡改真儒，草创“伪儒”，形成忠君唯上、扼杀自我意识的愚民政策，还引申产生所谓“崇本抑末”的轻视和限制民间商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故步自封的经济政策，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压抑民众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防范循此产生富裕的自由经济阶层，成为难于控制的离心以至抗衡君权的社会势力，并垄断大商业（如盐铁等）利益，成为特权统治阶层自私享乐的物质保障。
早期伪儒虽然“重义轻利”，还不否定“人欲”的一定合理性。宋朝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为避免陈桥兵变再演，置削弱国力于不顾，实行高度中央集权和空前严密的政治控制，于是充斥虚妄非人道愚民悖论的所谓“理学”，假借儒学道统名义应运而兴。
理学家从佛教吸收了禁欲主义思想，提倡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安于现状，专注于阉割自我意识的伪道德修养，对“人欲”采取背悖常识公理的严厉压抑立场，不仅讳言利，排斥利，进而将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发展成了“天理人欲之辨”。
集理学之大成的主流派大师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号召人们“革尽人性，复尽天理”（《朱子语类》卷十三），就是要彻底消灭“人欲”，心中唯有“天理”，如此纲常伦理才能无条件实现，****统治的地位才能绝对巩固，其结果必然进一步扼杀了中国人原已饱受摧残的天赋灵性创造性活力。
于是，中国社会发展渐趋滞缓，虽时有涉及货币理论，但不见其超越《管子》的总体水平。当然，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说，无稽之谈罢了。
明清而下，社会发展几近停顿，货币思想也罕有进步表现，大体上乏善可陈了。
古代西方经济观念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的门生、雅典的文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27—前355年）在《经济论》中首创经济一词，最早提出了“经济”概念，系由希腊文的“家庭”和“管理”派生而来。他强调经济应该成为一门学问，要研究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使财富不断增加。他拥护自然经济，反对雅典所采取的发展商业和货币经济的方针，但指出了货币所具有的两种基本职能，即“流通”与“贮藏”功能。
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认为货币是为交换服务的，意识到了货币可以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在他看来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给大家带来方便，才能促使市场繁荣，为此他反对把货币作为贮藏手段。他主张禁止放款收息和抵押放债，以防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自然经济的侵蚀和破坏，认为那是不道德的。
古希腊另一位著名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对货币起源更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和阐述，他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即等价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他的言论还涉及了对“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初步认识，实际上已区分了货币和资本，即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职能，而在货币增值过程中货币执行货币资本职能。他同老师柏拉图一样，承认小商业存在的必要性，但从公正原则出发对追求货币财富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持否定态度。
恩格斯对古希腊人在货币、金融领域里的贡献高度评价：“在这一领域，他们也和在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造。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理论的出发点。”
古罗马的兴盛时代，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罗马法学家研究了商品生产者的各种关系，诸如买卖、借贷、债务、契约和其他义务，承认个人地位，保障签订契约的自由，确认债权者有役使债务者的权利，对后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罗马法学家认为，货币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的，货币产生后，货币本身也成为具有价值的交换物品。古罗马初期法律禁止借贷取利。《十二铜表法》产生后才有利率的规定，但仍禁止重利。但随着借贷资本的发展，法律上规定的利率成为空文，利率完全取决于市场上借贷资本的供求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