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根据《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规则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
“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一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即“可兑换黄金的美元本位制”，又可称黄金/美元本位制（Gold/Dollar Standard）。具体体现无所谓的“双挂钩”：
“挂钩”之一，是指美元与黄金挂钩。协议规定，IMF各会员国承认美国1934年1月货币改革所规定的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并将此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美国财政部有义务随时按官价为各会员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兑换黄金。为了维持黄金官价的稳定，当国际金融市场的金价波动严重冲击这一官价时，各会员国政府有义务协助美国政府进行干预，以平抑黄金的市场价格。
“挂钩”之二，是指其他会员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即与美元建立固定的汇率。各会员国货币平价一经规定便不得轻易变动。各国政府在进行即期外汇交易和黄金买卖时，其汇率和金价的波动幅度也不得超过法定汇率和金价的上下各l％。此外，各会员国政府有义务干预金融市场的外汇行市，以保持汇率的稳定。
“双挂钩”确立了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美元等同于黄金并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充当黄金的代表或等价物。由于协定规定会员国为解决对外支付的暂时性困难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申请购买外汇，“双挂钩”体制无疑有助于战后初期黄金储备严重短缺的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战后资本主义各国普遍使用美元作为清偿对外贸易逆差和外债的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世界贸易的很大一部分也用美元估算。这些国家都用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储备，有些甚至用美元及美国政府债券作为本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因此，美元的这种中心货币作用，对战后初期国际金融与贸易的恢复和发展，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稳定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双挂钩”的实质是整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与美国经济实力挂钩。这种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世界货币体系，是在战后初期美国拥有绝对经济优势，尤其是美国拥有巨额黄金储备的前提下建立并运转的；一旦这一前提条件消失，这种体系便会陷入困境。
同时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并列为世界两大主要金融机构，总部都设在华盛顿，后来都归属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但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这两个机构的区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汇率稳定及有秩序的汇兑安排，并在足够的保障下，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临时财政资助，协助其纾解国际收支失衡的短期困难，而世界银行则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和技术协助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它们的反贫穷政策，还在所有的经济发展方面提供顾问和技术协助。
“二战”后，美国曾试图建立与苏联保持合作的世界性国际货币体系。在1943年10月举行的美、英、苏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向苏方提出了有关货币合作事宜的备忘录，怀特于1944年3月建议提供苏联50亿美元优惠贷款，以利加强两国战后经济合作的基础。
苏联政府曾对美国方案表示赞赏。苏联代表团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同意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发起国，并承担“基金会”和世界银行中认缴资本份额，美国则支持提高苏联在“基金会”中的投票权份额，以体现苏联的经济实力。
苏联出于政治安全和维护主权的考虑，最后没有批准《布雷顿森林协议》，并拒绝参加“基金”和世界银行。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有效范围基本上限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整个世界经济中，苏联对外经济活动占比很小，“布雷顿森林体系”缺了苏联，仍不失其为支配性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国际货币合作的产物，它消除了战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货币秩序的混乱，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战后百废待兴的严峻形势下，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得以维持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一度顺利运行。
这段时期，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鼓励投机，而是支持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银行管制严格，汇率波动受到约束，币值保持相对稳定，促进了国际商品流通和资本有序流动。美国通过援助、信贷以及购买外国商品和劳务等形式，向世界发行了大量美元，客观上起到扩大世界购买力的作用。1948—1971年，世界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8.4%，而战前的1913—1938年仅为0.7%。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配合，美国在1947—1951年实行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在支持欧洲经济迅速恢复，重建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马歇尔计划帮助下，到1950年，西欧各国生产已经达到了战前水平，到1952年，英国、法国、意大利工业生产分别比战前增长13%、29%和48%。同时，又在日本推行了马歇尔计划的翻版“道奇计划”，加快了日本的经济复兴。当然，防止苏联势力的渗透，也是美国如此慷慨的重要原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经济表现非常出色，有人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是美元的桎梏。1盎司35美元是根据1934年的平价确立的，金价明显被人为压低。因此抑制了黄金的生产，鼓励了黄金的商业用途，相应淡化了黄金的货币作用，强化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但是，美元高估的平价迟早会有一天要纠正，终将损害美元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出现衰退，利率相对于欧洲下降，导致连续三年出现逆差和黄金外流，金融市场开始动荡不安，纷纷猜测美元疲软甚至可能贬值。1960年10月30日，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伦敦交易所的黄金价格突然突破35美元左右的正常范围，一度达到40美元，爆发了第一次黄金危机。
为了“找出调动其他货币的力量从外围支持美元的途径”，美国试图构建保卫美元体系的内外防御圈。1960年11月，比利时、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和美国等八国在伦敦市场上卖出黄金以平抑金价，一年后成立黄金总库，以防止黄金价格上升。1962年1月，基金组织的借款总安排生效，由10国提供资金来源，以备美国从基金组织借款。
美国为了阻止美元贬值，采取一连串的单方面行动。1963年7月，肯尼迪政府实施利息平衡税，对在美国资本市场筹资的外国借款人加征约1％的利息负担，并在1965年扩大到银行贷款。这些措施暂时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但美国的国际收支账户，自1967年以来仍然加速恶化。
20世纪60年代之后，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庞大的社会发展规划，全球驻军、尤其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滚越大，发生了一系列经济危机。美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超量发行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加剧，导致美元兑换黄金的基础不断削弱，美元与黄金比价难以维持。
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宏观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法国总统戴高乐等，很早就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尖锐批评。欧洲与美国之间的货币战渐趋激烈，气氛相当紧张。戴高乐痛斥“美国用美元来获取其他民族的土地和工厂”；“美国没有特权”把世界贸易实际上变成了美国的仓库，因为一旦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它只需要多印些美元就可以无偿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后来戴高乐更号召世界各国回归19世纪的金本位制。
对美国来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总是利大于弊，对世界其他国家则是弊大于利。戴高乐形容为“不流眼泪的赤字”。美方反唇相讥，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甚至有点儿幸灾乐祸：“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麻烦！”当然，他讲的是事实。
1964年，美国对外国官方债务超过黄金储备的价值。欧洲各国成为新的顺差国，开始对美国逆差表示出不满。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制约手段就是动用“黄金杠杆”，即用盈余的美元兑换美国的黄金，直击美国的致命弱点。法国首先发难，1965年1月4日宣布一个月内将3500万美元兑换成黄金，并准备把来自国际收支顺差的新美元全部兑换成黄金，引发各国竞相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市场金价暴涨，美国黄金储备急剧减少，美元信誉受到极大的冲击。
1968年再次爆发了国际黄金危机。黄金抢购风潮愈演愈烈。3月，黄金总库停止向私人市场出售黄金。此时1盎司黄金35美元的价格仍用于官方清算，但允许黄金的市场价格超出官定价格，形成双重黄金市场。
美国黄金储备从1937年的127.6亿美元增加到了1948年的244亿美元，增幅90％以上，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比重从50.5％上升到71.5％，但到1968年3月时，美国官方黄金储备下降到了100亿美元。
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很多美国经济学家开始鼓吹浮动汇率，《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支持扩大汇率弹性，财政部和美联储也着手检讨现行汇率制度问题，1969年1月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第一次论述了美国官方改变汇率制度的可能性。
各国为了摆脱疲弱美元带来的困境，争取扩大国际储备手段，经多年折冲，1969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会修正案生效，创立了第一期“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
“特别提款权”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电脑里的一种记账单位，用于政府间清算支付，既不是纸，也不是黄金，但被称为“纸黄金”。创立“特别提款权”的方案是美国不得已而接受的权宜之计，美国历来反对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和发行规模。至今“特别提款权”还处于婴儿时期，远未实现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