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激增，往往依靠“政府融资平台”这一途径，而不是以足够的税收为基础，早被视为中国市场的一个薄弱环节。2013年7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发布一份报告，特别表示了对中国地方债务风险的担忧。报告认为由于地方融资的80%以上都来自银行贷款，一旦偿还发生困难，坏账最终将被转嫁到银行身上。因此警告，中国的银行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稳固：“根据汇总的数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很健康，贷款账户的资产质量只显示适度恶化……不过，企业部门不诚实的财务表现，可能将使银行的承受力变得脆弱。”
IMF对此警告：“进一步快速增长的债务，将提高地方政府支出调整无序的风险！”
中国国家审计署在2011年曾公布审计结果：2010年底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总水平约为10.7万亿，中央财政发行的国债余额约为6.8万亿，两者相加得出总体政府性债务约17.5万亿，占中国GDP比重的43.5%左右。
2012年地方政府须偿还债务1.3万亿元，预计2013年将偿还高达3万亿元的债务。
从2012年起，由于某些地方政府连归还银行的利息都出现了困难，情况恶化到了不卖地就发不出工资的地步，银监会不得不出台政策，对那些还不上债务的地方实行展期。尽管因此纾困一时，但不免迎来债务到期和融资艰难的更大困境。
2013年4月，惠誉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AA-（第4等级）”下调至“A+”；穆迪也将中国的国债评级展望从“正面”下调至“稳定”。两家公司都在评级报告中强调：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风险。
但是，惠誉也指出，截至2012年底，中国的政府总债务占GDP的49.2%，还低于“A”评级体系的中值51.2%。就全球公允经验来说，尚处于可控范围。
现下地方政府债务究竟发展到了多大规模？中国财政部原部长******在2013年4月6日博鳌论坛上称，地方政府债务或超过20万亿元。国外机构********报告，截至2012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略高于14万亿元；2013年9月9日高盛的报告估计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5万亿元；里昂证券在2013年5月13日发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估计则为18万亿元。
这些信息都只是反映了概况，并没有提供地方政府债务的分类构成，也未对偿债风险及债务治理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究。
随着财政收入和土地收益增长放缓，“地方融资平台”将很快迎来难于应付的偿债高峰期，人们担心中国地方政府会因债务危机破产，甚至酿成金融危机吗？
必须看到，中国地方融资平台的大部分资金大多用于生产性投资而非消费，比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领域的交通运输和保障性住房等，只要重视风险，控制得当，应该不易酿成类似美国的次贷危机。
如果考虑到中央政府的缓冲能力和救助力度，相信近期内不会发生硬着陆。但若救助规模过大，将严重限制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如果不能根本解决危机的成因，意味着只是压制和延缓更加深重的债务危机的爆发而已。
无论如何，目前地方债务已出现了“感冒”症状，如果听之任之不加以控制和管理，很可能出现“劳伦斯魔咒”，也就是所谓的“摩天大楼指数”（Skyscraper Index）的厄运。
“摩天大楼指数”这一概念，系由德意志银行证券的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于1999年提出。他发现，经济衰退或股市萧条通常发生在摩天大楼建成的前后，摩天大楼与经济有着惊人的正相关关系。
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07年大恐慌降临之际，纽约分别于1908年和1909年推出两座破纪录的摩天大楼——歌手大厦和大都会人寿保险大厦。1928年纽约开工的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打破大都会大厦的高度记录，随即爆发1929年华尔街股市大崩盘。1973和1974年，新的高度记录保持者，纽约的世贸中心和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相继落成，迎来了石油危机、股市大灾和连年滞涨。
尤为灵验的是1998年吉隆坡双子楼建成，取代芝加哥西尔斯大厦成为全球最高建筑物，同时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2010年1月，迪拜828米哈利法塔成为世界第一高楼，即时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难道这都是巧合，或是背后存在经济逻辑？
在中国，2012年底约有摩天大楼470座，2022年预计增至1318座，比2012年增长280%，是现在美国的6倍，其中80%将建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内陆地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对此劳伦斯表示，“过于乐观的开发商，建设‘标志性建筑’的政治愿望，以及非常乐于把钱借出去的银行”，这些失控的投资（多为地方政府投资）都会促成摩天大楼“魔咒”！
当然，不能简单化地把摩天大楼看成宏观经济的拐点。“魔咒”的实质不在楼高，而在于使用效率和负债率。如果为了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投资过热，政府负债过多，长期得不到适当控制和管理，不仅经济增速必然趋缓，终究非出大问题不可。
房价为什么升得这么快
新世纪以来，中国最大的通货膨胀，其实发生在消费者物价指数统计范围以外的房地产市场。这些年来，在缺乏成熟投资消化渠道的情况下，海量超发货币持续涌入房地产业。尽管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但在货币供给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投机热潮，不断推高房价，竞逐巨额利润，过度征地开发，以无与伦比的狂热驱动国民经济畸形增长，房价一路狂飙又进一步带动了货币增发，如此形成了一场“追尾”式循环发展的金融泡沫游戏。
房价上涨速度最快的几个时段，基本上就是外汇储备伴随M2激增的2002—2003年、2006—2007年、2009—2010年以及2012—2013年。
根据2012年11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对100个城市的样本调查数据，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791元/平方米。当下深圳、北京和上海等地每平方米房价均值超过居民平均月工资的5倍。
现在中国房价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可用房价收入比（Housing Price-to-Income Ratio）做一考察。
房价收入比=每户住房总价÷每户家庭年总收入世界银行提出发达国家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5.5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则在3～6之间。比值越大，说明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越低。美国1975年到2005年之间，房价收入比逐步从3上升到约4.7。其中1979年到2001年之间，房价收入比一直在3.5~4.0之间波动。2001年之后随着美联储执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房价的上升速度明显快于收入的上升的速度和租金上升速度。使得房价收入比最高达到5左右。随后发生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
对比中国的情况，截至2008年3月，平均房价收入比约为7.3，大城市中房价收入比最高的前三位分别是深圳（16）、北京（14.2）、杭州（12.4），已经远高于合理水平。考虑到居民其他消费支出和房地产贷款利息支出，在上述城市，一个普通家庭需要30多年的储蓄才能购买一套住宅。
2012年3月22日，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联合发布的《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调研结果推算，中国城镇房价收入比已进一步提高到了12.07，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高达25.25，意味着一个普通家庭平均需要七八十年的储蓄才能购买一套住宅。作为对照，伦敦房价收入比6.9，首尔为7.7，纽约为7.9，悉尼为8.5。可见相比其他国际大城市，中国房价高到离谱。
那么，是什么人能够承担越来越高昂的房价呢？通过不同收入人群的房价收入比的分类别分析，可以看出，贫富差距过大，富人集中了过多财富，可以不在乎房价，并且拉高房价从中得利。
中国第一波房贷高潮，大体上发生在20世纪开始到2003年前后，当时房价和租售比都相对合理，正常出租所得应能补偿月供，而且收入的持续上涨使得购房者压力不致过大。那时的住房贷款期限以10～15年居多，如今10年即将过去，“首代房奴”即将“翻身得解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提前还完贷款，进入无债一身轻的状态，也享受到了资产爆炸式增长带来的财富，无疑是中国最幸运的“房奴”。
2003年开始，房价加速上涨，此时先富起来的“高收入”和“最高收入”人群房价收入比分别约为4和6.8，他们比较宽松的房价收入比和充实的购买力，成为这此后快速推高商品房交易边际价格的主要人群。目前这部分人群的居住需求已经得到了基本满足，转化成了投机囤积房地产的主力。
此后中国各阶层收入差别不断扩大。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于2012年9月14日联合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了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称，中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为2007年的23倍。
同时，由于贫富差距过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购买力偏低，加之社会保障不足，更不敢放手消费，造成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和产业利润低下（除房地产外），致使富人或一切具有一定集资能力的投资人，在货币政策宽松，银行利息很低，股票、期货风险太大的情况下，不想投资实业，而城市化发展的机缘让房子具有很大的投资或投机价值，于是就集群地投资或者说投机房地产。
胡润研究院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的2011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千万富豪已达96万人，相比上年增长9.7%，其中包括6万多个亿万富豪，比上年增长9.1%。在富豪个人投资方向上，房地产占据主导地位。
近年来，城市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推高房价预期，提供了抬高房价的环境条件。中国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发展不足，基础设施特别是人文设施匮乏，经济要素集聚能力不强，而大城市集中了大量产业、就业岗位和个人发展机会，导致人口和经济主体过度向少数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地带集中。对房地产投机者来说，他们敢炒房子，特别是在大城市炒房子，因为他们相信有人会接手他们的房子。
那么，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结构究竟处于什么状况呢？
如今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拥有率（持有住房的当地户籍人口数/全部当地户籍人口数）表面上已经接近90%的高位。
2012年6月2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北京金融街发布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该报告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报告按照2011年采集的数据称，目前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其中城市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5.39%，农村为94.60%），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美国为65%，英国为70%，日本为60%），处于世界前列。
报告还指出，城市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占19.07%，其第一套房平均收益率在300%以上。
该报告还称：2010年中国全国家庭净总资产值69.1万亿美元，美国全国家庭净总资产值57.1万亿美元，中国城市户口家庭的平均资产达到247万元。
如此高的自有住房拥有率一旦被误读，被当作住房保障的指标来解读，将是件很可怕的事。
2011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亦即由父母及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占绝大多数。就是说，大批现在最热切于购房的年轻待婚人群是算在有房户口里的，这正是自有住房拥有率奇高的原因所在。而同样是2011年的数据，全美“核心家庭”所占比率为19%。因此，审视中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必须考虑家庭结构这一“核心”要素，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统观世界各国自有住房拥有率的水平，可见越发达的地方越低，越穷困的地方越高。究其原因，发达国家的住房供应充足，买房和租房都比较容易。社会迁徙自由，人才流动机制畅通。人们为了顺应不同的发展倾向，实现人生价值和享受生活，不愿意为一套固定的房子所累。不像国人多以拥有自有住房作为成婚必要条件，或宁可放弃生活质量为之奋斗终生。
政府在公租房建设和供应方面的缺陷也加剧了国人对自有住房的渴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城市在公租房建设和供应上能够做到有效满足、足量供应。甚至连生活在城市的常住人口，也很难得到一套可以替代自有住房的公租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