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有人在街上看到一向爱穿旗袍的苏青，也改换了人民装，不禁愕然。
苏青穿了人民装，这也没什么特别吧。当年上海滩头，时髦女子无数，一夜之间，不都换了灰布蓝布，短发齐耳，皮鞋改布鞋。
穿起人民装，她们就仿佛在演一出袖珍戏剧，可戏散了，人还是那个人，侬吃饭了哇——生活惰性往往能够拉住理想的腿。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苏青，反倒是代表了上海千千万万的小市民：穿了人民装，她们照样弯着腰在水门汀冲脚洗菜，照样一面嗑瓜子一面不忘探着头细听家长里短，人民装下包裹的，是一颗日日考虑柴米油盐的心。
苏青身上，尤其有一种市民阶层妇女的泼辣和变通，她仿佛是张爱玲眼中那生活在蛮荒世界里的女子，在任何时代都能怡然地活下去。
1951，张爱玲参加了上海文坛某大会，一身网眼衫罩旗袍，望着一片灰蓝之海，即便是悄然独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她还是感到悚然。次年，张爱玲便借完成学业之故，离开上海，南下香港，就此天涯两隔，再没回过大陆。
那苏青呢？职业女性苏青，不也爱穿旗袍，脚蹬皮鞋，手拎皮包，雄赳赳找书商要账？可到底时代是变了，苏青也改头换面，穿起了人民装，她和张爱玲一样，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
只是，张爱玲的不变，是精神世界的不流俗，从小的生长环境和接受的教育都使得张爱玲在性格上比较“独”，即便她有一双能够洞察人世纷扰的慧眼，可在现实生活层面，张给人的印象，更像是一个固执古怪的天才少女，她对于外界，始终抱着抵抗的姿态，她是远远地站在高处，奏出一曲凄艳的天上人间。
苏青则不同。苏青的不变，不是精神的抵抗，而是一种坚韧的日常心，她初登文坛，就是家庭主妇形象，少女的固执与她不相干，她怀抱着《结婚十年》走上街头，变成一尊铜像，屹立不倒。她不与生活作对，她只谋求生活，把劲使到点子上，为生活添砖加瓦。苏青对于生活的爱，是实打实的，像一块厚厚枣泥糕，甜蜜满满；而张爱玲对于生活的爱，则有点类似于落水人抓稻草，因为内心世界有着虚无的惶恐，所以不得不用这密匝的物质来抵挡，她仿佛是一堵空心墙，外面坚固，可拍一拍，里面却有回响，那是张爱玲复杂的内心世界。
因为有着对生活的热情，苏青反倒容易随波逐流。这种随波逐流，不是没立场，没主见，而是有点随遇而安的意思——在生命之河顺流而下，走到哪，她都想着采一把沿岸的吃食，填补体力，继续走下去。
苏青的政治敏感度显然没有张爱玲强，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嫁给胡兰成而为人诟病，张爱玲虽心中不满，却虚晃一枪，只对读者声明，并不强辩，那苏青呢，她也在有日伪背景的刊物发文章，又曾在汪伪政府里做过事，她自然也要被骂。听闻风声，苏青毫不含糊对骂过去，一点不避嫌，在那篇《关于我》的散文里给出的理由，未免有点诡辩，可苏青似乎总是相信，她的日常道理在任何时代都是讲得通的吧。
汪伪败退，跟着国民党败退，一夜之间，红旗插遍上海，改天换地，可这对于苏青来说，仿佛没分别，日子总还要过，她没有去像张爱玲一样出国，仓仓皇皇的，她不是没有机会，她本可以去香港，据说她前夫的弟弟也曾邀请她去美国，可她都拒绝了，不知是因所谓家累太重，还是对未来的生活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她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依旧同周佛海的妻子来往（在她困难的时候，周妻向她伸出过援手），保持着原有的性情，可是文章到底写不下去了。
1949年底，苏青在九三学社吴藻溪的介绍下，加入“妇女生产促进会”，她的目的很简单：为了养家糊口。她仿佛一株带着降落伞的蒲公英，落到哪，就能在哪存活。
苏青的坚韧，不是坚贞不屈，大的理想于她仿佛是不相干的，她的“理想”，都有点急迫，是眼前生活生发出来的一点两点必需。在新社会，苏青依旧兴兴头头，香港的《上海日报》可以发文章，她便当即写两篇过去，也不问环境允许不允许，这时的苏青，多少有点晕头转向，她仿佛是拿着菜篮子上街买菜的妇女不小心被路警盘查，一脸委屈无告，怯生生辩道：我要吃饭呀。可在新时代，吃饭也要看你到底吃哪口锅里的饭。
虽然苏青在沦陷区建立了声名，但以她的写作题材和整体格调，恐怕不至于震动高层，新中国成立后的苏青，作为一个讨生活的小市民，她愿意发光发热，为社会服务，便还是有她的位置。
1951年苏青参加了上海文化局举办的戏曲编导学习班，就此走上编剧道路，《卖油郎》、《屈原》都是极其卖座的作品。1955年胡风事件中，苏青因一封她写给贾植芳的信而获罪，过了一年铁窗生活，再出来时，人事全非，亲友都疏远了她，苏青的生活热情，仿佛是遭遇了瓢泼大雨，从头到脚，渐渐冷了下来，虽然她仍努力工作，编写了《雷锋》《王杰》《诗人李白》等戏，可终究因为对于生活的脱离，而没有显示出强大的感染力。
在惊惶的“**********”十年，苏青在世俗里扮演的，不过是个小角色，她的受难，在那个时代，亦没有特殊性，年华老去，健康走低，工资一度停发，苏青已经完全变成一个没有任何追求的老太太。看晚期苏青的照片：还是一身人民装，短发朝后梳，仅及颈项，两手交叠着，脸上有种淡淡的谦卑的笑，这哪里还是写《结婚十年》的那个苏青。褪去繁华与锋芒，苏青已筋疲力尽。
苏青当年穿起一身人民装，福焉？祸焉？它是融入新时代的隐身衣，还是降服旧时代“残余势力”的紧箍咒？无法言说。命运的蹊跷，我们只能放到大的生命线条里去解读，谁的人生不经历潮起潮落，张爱玲只身赴美，找到的日子，又何尝不是乐不抵苦？
一抹天青转灰蓝，苏青的褪色，最大的遗憾，是其女性锋芒的日渐消歇，那个大谈月事怀孕养孩子离婚的苏青，仿佛天幕间突现的一弯虹彩，耀眼一瞬，又渐渐隐没在白炽的男性天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