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参观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故居，是在夏天。
不大的四合院，种有丁香。北面是两进的卧室，临门一间偏房大概8平方米左右，沿窗摆着张桌子，靠西墙设着张床，桌子上摆着一张介绍性质的小纸片，上书：鲁迅母亲和朱安的卧房。从1924年5月搬进小院，直到去世，朱安不曾离开过这里。
看过朱安的照片，知道她并不美丽。眼睛低低地望着，重重的单眼皮，有一种旧式媳妇的恭顺。高额头，扁鼻子，厚嘴唇，穿一件深色元宝领的旧式棉袄，那竖起的领子把脸庞遮盖了大半，人躲在衣服后面似的，更显得逼仄尖薄。
小脚、没读过书的朱安是旧中国的产物。留洋归来的鲁迅，从一开始便带着种抗拒式的负面情绪与她相对。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点，鲁迅何尝不知，可他毕竟是从旧时代的淤泥塘里走出，进而迈上新时代坦途的。旧时代的种种牵绊就像腿脚上沾染的淤泥，哪能轻易甩掉。母亲的“礼物”不能不收，孝敬母亲是应该的，更何况，母亲也需要人陪，那就先收下来吧。
鲁迅对朱安的不接纳，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思，是不可改变的刻板印象。朱安是“旧”了一点，可这“旧”，在现在看来，恰恰是标准家庭主妇的绝好质量。温良恭俭的朱安，最起码比胡适的那个欲操刀砍人的太太，要温婉得多。
遗憾的是，历史不曾给她证明自己的机会，作为一个女人，朱安留给我们的印象是：太过扁平，没什么生气，虽然“苦菜花”着实令人同情，可终究不是做人生伴侣的好对象。
于是乎，在新旧历史风云转变的夹缝里，朱安们只能是时代进步的牺牲品。她那三寸的小脚，颤颤巍巍，迈过了旧时代的门槛，站在了新时代的土地上，可接下来往哪里走，她不知道。她所能做的，只能是原地踏步。
新女性风风火火地上学去了，恋爱去了，革命去了，旧女性却没有朝前走的技能，洗衣做饭打扫卫生，这自小学会的一套，不能成为她们成长的依凭，反倒成为一种累赘和某种不为新一辈男性认同的口实，毫无竞争力可言。
女学生经过，抢尽了风头。“不学无术”的旧式妇女那套“无为而治”，再不能解决如何生活这个大问题，朱安们不能不迷惘了，宁愿转身回到旧时代。
1906年夏天，鲁迅从日本返归绍兴，奉母亲之命，与比自己大3岁的同乡朱安结婚。土语有云，女大三，抱金砖，言下之意，男人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女人结婚，会得到更好的照顾，是享福的美事。可鲁迅明显对这块“金砖”不满意。婚后4天，他便毅然东渡日本，朱安则顶着一个名不副实的媳妇头衔，伺候娘娘（绍兴话，即婆婆，指鲁迅的母亲鲁瑞），独守空房，一等13年。
13这个年数很有趣。江冬秀等胡适回安徽老家结婚，足等了13个春秋，终于守得云开月明；而朱安则是在婚后，枯等了鲁迅13载，可终究没换回鲁迅的心。
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薛平贵衣锦还乡，还她一个美满家庭；胡适给了江冬秀一个较美满的家庭，鲁迅为什么给不了朱安？在这里，不是说胡适近于人情，鲁迅心肠太硬，我反倒觉得朱安的等待无功，恰恰是因为鲁迅太是个性情中人（胡适很理性，善于调和矛盾）：爱，便是爱；不爱，便是不爱，鲁迅的感情世界，是清冽的。
1919年冬天，朱安在鲁迅的安排下，和婆婆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搬去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居住。在八道湾，周氏一家团圆的岁月里，或许是因为朱安没有读过什么书，或许是因为大先生鲁迅的“冷落”让朱安在这个家庭有点自卑，又或许是由于朱安天生就有种与世无争性格，总之，在周氏兄弟分家之前，朱安这个长嫂，没有顺理成章地当上家。家庭的财政大权，悄然旁落到了周作人的日本媳妇——羽太信子手里。
真替朱安不值！幻想着她当了家，手握财政大权，像王熙凤般撒豆成兵把整个大家庭调配得服服帖帖，那各路人马，恐怕就会对她另眼相看了吧。
事与愿违。
在旧时代，婚姻问题最容易成就一个女人，也最能让一个女人抬不起头。羽太信子是不把朱安放在眼里的吧。她们妯娌之间，朱安多数时候持失语状态，羽太则全然掌握了话语权。不然，当家的弟媳妇乱花钱，坐小汽车进进出出，挥霍无度，身为长嫂的朱安，怎么就不能站出来帮大先生帮娘娘批评她两句？按常理，这个家还轮不到二房媳妇嚣张。可朱安没这机会，或者说，她没准备好，也没法抓住机会。
就这么三年就过去了。三年后，因为某种至今不能确定的原因（羽太信子起了大作用），周氏兄弟失和。
1923年8月2日，鲁迅带着朱安，搬去砖塔胡同俞氏三姐妹处借住。介于担心流离失所的考虑，搬走之前，鲁迅曾询问过朱安，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愿意回绍兴，如果她愿意回绍兴，他会按月给她寄钱。朱安婉转地拒绝了，她想和鲁迅一起搬出去，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1924年5月，朱安和娘娘一起，搬进了位于阜成门内的这间小四合院。这一年，朱安46岁。这个如今只有一棵丁香点缀的四合院，就是朱安后半生全部的天地。
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广州、厦门，挣扎万分亦轰轰烈烈，同许广平女士结百年之好，后来便长期居住在上海。这其中，只有1929年和1932年回过北京两次。
作为新文化旗手的鲁迅，迈出这一步，很不容易，那种喊出“我可以爱”的悲壮，让人心痛。
在离婚潮汹涌流过，在走进新天地的男人们纷纷抛弃包办黄脸婆的时代，鲁迅没有离婚，对于朱安，他是放弃但不抛弃。他对朱安或许没有爱情，可一个“义”字，定还是有的。离婚，朱安何以承受？不离婚，自己又何尝不痛苦？一方面要忠诚于良心，一方面要忠诚于自己的感受，处于道德与爱情之间的鲁迅，恐怕也只能选择这个折中的办法。
鲁迅没有离婚，许广平的胸怀和大度让人钦佩（即便是在鲁迅去世三年后，编纂《鲁迅纪念集》时列鲁迅年谱，许广平亦敦促编辑不可不提鲁迅与朱女士结婚之事，而写到自己，她则径直拟写道“（民国）十六年，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朱安仍是鲁迅名义上的妻子，这件从母亲那里得来的“礼物”，将永远寄存在母亲那里。鲁迅对朱安不算坏，他所能做到的最好，大抵也只能如此，他和朱安有缘无分，各有各的人生。
那时的朱安，虽然顶着个原配夫人的名分，可已然像是个被供起来的偶人。朱安的内心，大概如一盆将熄的炭火，随着时光的流逝，只剩下一点对生的余温之恋。朱安以前觉得自己仿佛是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但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现在她没有办法了，她没有力气了。
周海婴的出世，对她未尝不是个震动。她只能以吃斋念佛遁入空门的心态度日，她的全部生趣，也只能是在照顾娘娘这件事上。大先生是新式的大先生，娘娘还是旧式的娘娘，有娘娘在，朱安可能还会觉得自己有点用处。
在这个略显阴沉的青灰色四合院里，两代旧式妇女相依为命。盛夏时节，丁香树枝繁叶茂，这里的天幕，有点像她在水乡绍兴的家。
寂寂流年也有突转。
1936年，鲁迅去世。北京方面的生活费，大部分是许广平在负担。
1943年，鲁瑞去世。临死前，她让朱安千万收下原周作人每月给她的15块钱（折合成当时的伪币150元），算是这么多年服侍她老人家的一个交代。是鲁瑞把朱安带到这个家来的。鲁瑞担心朱安的未来，想在生命的最后帮她安排安排，可这样的“安排”，显然是无力的，人走茶凉，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自身难保，哪里还能顾得上朱安？更何况朱安从心底里，大概也很抗拒收二弟的钱。大先生走了，如今娘娘也走了，朱安的人生走到这儿，真的是到了再无可恋的地步，人世间，仿佛也只剩下糊口这个本能，可供她去操劳。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朱安忍痛将鲁瑞喂养了十几年的黄黑色大花猫，蒙了双眼，让佣媪带到崇文门外放走了。
抗战后期，朱安生活困难，有出售鲁迅藏书的念头，唐弢恰于此时北上，便和友人前往劝阻。那时的朱安只是默默地喝着汤水似的稀粥，吃着几块酱萝卜。
宋紫佩说明了来意，唐弢将上海家属和友人对藏书的意见补说几句，朱安听了一言不发，过一会，却冲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当真凄凉入骨。她在黑暗里沉默太久了。
虽然有许广平的接济，但在心底里，朱安似乎依旧有着那种“拿人家手软”的客气和怯怯，尽量把生活需要降到最低，不给别人造成太大麻烦。
1947年6月29日，朱安因病去世，享年70岁。逝世前，她还将两块衣料送给许广平作纪念。她说：“许先生待我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
朱安的一生是悲哀的，在她的生命里，几乎没有飞扬的时刻。她仿佛是一颗锈了的图钉，最初被钉在哪里，一生就只能钉在哪里，无可奈何孤独老去。
她不过是想做一个孝敬婆婆、恪守三从四德的旧式妇女，她最大的愿望，也不外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如若锦上添花的话，得到丈夫一点爱肯定便更好）。只可惜，她是带着一双小脚被推进新时代的，她无力往前走。
时代的列车，轰隆隆朝前驶去，站在车上望着车尾那些渐渐远去的人影，不经意间依稀还能望见朱安那哀愁的眼神，在夕阳的余晖里，淡淡地闪出一线光，瞬间又暗下去。这眼神里，是一代旧式妇女的命运写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