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音像专柜买不到童安格的光碟？
为什么古时候流行结拜兄弟？
“苹果四代”和“四袋苹果”有什么相同之处？
为什么火车的轨距都是一样宽？
为什么不同部位的猪肉价钱不一样？
如何让孔子更富裕一些？
为什么在音像专柜买不到童安格的光碟？
知识点·长尾理论（Long Tail Theory）
如果说80后、90后是听着流行歌曲长大的，我们70后这一代人则是听着流行歌曲明白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当家里买得起双卡录音机的时候，当从港台地区传来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曲的时候，70后已经是十几岁的半大孩子了。那么多的港台歌手，从最早的罗大佑、邓丽君，到后来的刘德华、周华健，我都很喜欢。但最喜欢的呢，应该说是童安格。这几年回国有时间经常去一些音像商店转转，想买几盘当年的老歌专辑怀怀旧。在摆满了周杰伦等后起之秀光碟的货架上，我几乎找不到那些老歌的光碟，颇为沮丧。最后，在朋友的指点下，我来到某网络商城，那里的老歌专辑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而且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个现象就是“长尾理论”的表现。中国人喜欢用尾巴来形容势低力弱，比如“兔子尾巴长不了”、“夹着尾巴做人”以及“尾大不掉”等。但“长尾理论”倒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提出的，其内涵和我们平时对尾巴的认知是有颠覆性的：尾巴不再是势低力弱的代名词，可有可无，而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绝不可忽略。也就是说，兔子尾巴可以长，也不用再夹着尾巴做人了，尾大不掉也不要害怕，这都是好事儿。
“长尾理论”是针对在商业界有深远影响力的“二八法则”而言的。“二八法则”又叫帕累托法则，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Pareto）最早在1906年提出的，其精髓是说80%的结果通常是从20%的原因中来。帕累托发现，意大利80%的土地被20%的人拥有；在他的菜地里，80%的豆子长在20%的豆荚里——其余80%的豆荚都是瘪的。虽然帕累托早在1906年就提出了“二八法则”，可能由于帕累托是一名理论工作者，他的这个理论并没有立刻得到广泛的应用。直到1941年，有一个叫朱然（Juran）的管理咨询顾问，偶尔翻到帕累托的“二八法则”，发现对他的管理咨询很有帮助，才得以推广。在现在的商界里，每一个经理人大概都明白“20%的顾客贡献了80%的消费额”或者“20%的产品贡献了80%的销售额”的道理，从而把这20%的顾客和产品确定为核心顾客和核心产品，在投资上大力倾斜，在管理上格外用心，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剩下的80%。
“长尾理论”则是要颠覆“二八法则”，现在是信息社会、电子商务时代，“二八法则”不适用了，我们现在讲究的是“长尾理论”。简而言之，不再是20%的顾客贡献了80%的消费额，而是很多的顾客（远远超过20%）集合到一起贡献了绝大部分的消费额。概括地说，“长尾理论”适用于电子商务公司，而“二八法则”适用于传统公司。根据不同公司的性质，这个“很多”可能是不同的百分数。有数据显示，在网络销售的龙头美国亚马逊网站，超过50%的顾客贡献了绝大部分的销售额，绝不再是20%那么集中的一些核心客户了。
音像市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港台地区、欧美流行歌曲的熏陶下，越来越多的流行歌手应运而生，每年推出的歌曲数量也非常大。但是，真正脍炙人口的上榜歌曲却没有几首，美国市场的统计数字显示，不到1%的歌曲最终会成为畅销歌曲，也就是说，100张专辑中会产生1张畅销专辑。但是，不要忘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人喜欢听流行金曲，就有人喜欢听冷门歌曲，旧金山一家数字唱片公司Ecast发现，在1万张专辑中，有98%的专辑每3个月就售出至少1张。那么，剩下的计算就很简单了：把畅销专辑卖给99个人岂不是和把剩下的99张冷门专辑分别卖给99个人赚的钱一样多（假设售价一样）？现实情况常常是畅销专辑卖不了99张，而冷门专辑的销量可能反而超过这个数，所以作为“长尾”部分的冷门专辑贡献的销售额不少于——甚至多于畅销专辑。
简单么？很简单。有问题么？有问题。哪里有问题呢？问题就在于卖1张专辑给1个顾客是有成本的！卖1张专辑给99个顾客和卖99张专辑给99个顾客的成本大不相同。就拿最显而易见的固定成本来举例子，很多音像商店都坐落在寸土寸金的商业区地带，比如北京王府井和上海福州路。把一盘光碟摆放到柜台上就会产生一项固定成本，如果这盘光碟卖不了一定的数量，就无法赢利。想象一下，某音像商店把99张垃圾光碟一字摆开，一共卖了99张，是这样合算呢，还是把1张光碟摆上架卖99张合算呢？因为有固定成本，显然是后者更合算，因为后者就是一项固定成本，而前者是后者的99倍。沃尔玛在美国是音乐专辑的销售大户，根据沃尔玛的估算，1张光碟1年必须要卖到10万张才能抵消把它摆放到架子上的固定成本，而又有几张光碟能达到这个销售量呢？30年前火遍中国内地的港台歌星大多已湮没无闻了，显然是不行，所以音像商店里的货架上很难找到他们的踪迹。
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本来就是颠覆性的，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是明显。在王府井音像商店的柜台上摆放一张光碟是有很高的固定成本的，而在网络商城上摆放的固定成本几乎没有。在网络商城上，只要对每一张光碟建立一个数据库的链接，就相当于把这张光碟摆放到了顾客面前，也就是“一闭眼一睁眼”的工夫，几乎没成本。网络商城肯定不会把仓库建在王府井、福州路这样寸土寸金的商业区，完全可以在成本很低的城市郊区建立自己的物流仓库，只要保证网络有订单能把光碟运出去就行。
这样的结果就是网络商城通常会有比商店里更多种类的商品。比如，一家普通的书店一般会存有约13万本书，也就是说，这13万本书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畅销书，至少能卖一定的数量以消化其摆放的固定成本。而亚马逊网站有多少本书呢？超过400万本！其中，有超过50%的销售额是来自排名13万以后的图书的销售，也就是“长尾”图书的销售。
不仅光碟和图书市场如此，很多其他的产品甚至服务也同样遵循“长尾理论”。比如广告业务，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的那些企业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因为总共也没有几家。对于电视台来说，每放一条广告，都有一个较高的固定成本，于是其收入就遵循“二八法则”。而谷歌和百度本质上也是卖广告的，只是投放平台不是电视而是网络。它们就和电视台不一样了，因为固定成本很低，所以它们可以给很多很小的企业——甚至个人——做广告。有的时候只收取几元钱甚至几角钱的广告费，但是这个“尾巴”很长，有千千万万的广告客户，把这些广告费汇总起来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左传·昭公十一年》里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可见我们的老祖宗比安德森聪明，几千年前就知道“尾巴大”是个事儿，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就看你怎么看了。
为什么古时候流行结拜兄弟？
知识点·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
电影、小说看多了，经常看到一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听这话就知道，这几个人结拜兄弟了。结拜就是志向、性格等相近，而且互相投缘的人，通过一定的仪式，结为兄弟般的关系，生活上互相关心、支持帮助，遇事互相照应。最著名的结拜要算三国时期的“桃园三结义”，讲的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结为生死与共的兄弟的故事。《水浒传》中叙述的北宋末年水泊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也是结拜的典型。不仅仅是历史小说，就是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结拜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拖雷和郭靖是结拜兄弟，令狐冲和田伯光是结拜兄弟，刘正风和曲洋也是结拜兄弟，数不胜数。
除了结拜兄弟，还有收徒弟、成立帮派，比如少林派、武当派、华山派等。无论是结拜兄弟还是收徒弟和建立帮派，都是一个建立人际网络的过程，从一个人到两个人、三个人甚至108个人或者更多，结拜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形成了一个网络。在古代，由于科技落后，人就是最重要的资源，有了足够的人力资源就能成大业、取天下、夺武林盟主的宝座。再不济，有两个结拜兄弟，也能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至少能少受些欺负。这就是网络效应：一个人的社会价值由于和另一个人的结盟而增加了，越多人结盟，社会价值就越增加，这个网络也越强大。比如刘备，如果没有“斩颜良、诛文丑”的关羽，或者没有“长坂坡喝退曹军”的张飞，他就没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也许就不会被曹操“青梅煮酒”论为英雄。
现代生活中，一个人拥有的一件产品会因为别人也拥有这件产品而更有价值，这就是网络效应，也叫做网络外部性。有的产品存在互联的内在需求，这种需求的满足程度与网络的规模密切相关。如果网络中只有少数用户，他们不仅要承担高昂的网络运营成本，而且只能与数量有限的人交流信息和使用经验。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这种不利于规模经济的情况将不断得到改善，所有用户都可能从网络规模的扩大中获得更大的价值。此时，网络的价值呈几何级数增长。
最简单的网络效应的例子就是电话。电话是美国人贝尔在1875年发明的，至今美国波士顿法院路109号的门口，仍钉着块镌有“1875年6月2日电话诞生在这里”的铜牌。有意思的是，贝尔发明电话是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一次实验中，一滴硫酸溅到贝尔的腿上，疼得他直叫喊：“华生先生，我需要你，请到我这里来！”这句话由电话机经电线传到隔壁的助手华生的耳朵里，于是，电话成功诞生了！但是，试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贝尔和他的助手华生有电话，而且只有十几米远的距离，这个电话有什么用？就好像电影《荒岛余生》（Cast Away）里面，汤姆·汉克斯饰演的角色由于飞机失事到了孤岛上，虽然他有手机，但是手机没有信号，其实就是一块带屏幕有按键的砖头，只能用来垫桌脚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商品”有着深入的解释：商品有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一切商品都具有的共同属性之一，任何物品要想成为商品都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反之，毫无使用价值的物品是不会成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物品的自然属性。那么，在没有形成网络的时候，早期的电话有价值，因为生产它需要成本，但是基本没有使用价值——如果垫桌脚不算的话。但是，随着使用的人越来越多，电话可以打给越来越多的人，电话的使用价值就越来越高。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比如电报、传真、电子邮件、微博等。在管理上，如何利用产品的网络效应来推广产品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情。传真机的雏形20世纪30年代就有了，但是技术不够成熟，传送1页纸几乎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以至于传真技术一直没有普及流行开来。直到1982年之后，传真机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传真速度提高到了传送1页纸只要3分钟，这样传真机就广泛地流行开来。这是技术上的原因，是必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利用网络效应的市场营销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技术问题解决以后，传真机制造商主攻那些对传真机有大量需求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可以用传真机打造一个内部通信网络，比如航空公司或报社，这些公司拥有多个办公地点，而且分散在各地。一旦这些公司开始使用传真机了，它们的供货商和客户为了和它们接轨做生意，也必须开始使用传真机，于是传真机就迅速流行开来。这就是所谓的以“中心开花”来带动网络成型的营销战略。
如果说利用产品的网络效应来推广产品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情，那么利用网络效应来和对手过招则是一件更有学问的事情。2010年，腾讯和奇虎360因为“扣扣保镖”大打出手，一时间网络烽烟四起，直到惊动了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腾讯QQ和360软件都是依靠网络效应才有使用价值的网络工具，用户人越多，广告商就越愿意出高价来它们这里投放广告，这些网络工具的市场价值就越高。2010年11月3日，腾讯被逼急了，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所有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因为360软件是依附在QQ上的，停止运行QQ就意味着360软件也会被停运，就意味着在这个网络里失去了一个用户。从网络效应上来讲，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这是一个断腕自救的措施，大量的用户流失在减少对手的市场价值的同时，也在减少自己的市场价值。
网络效应有“直接网络效应”和“间接网络效应”两种。直接网络效应是指同一市场内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即使用同一产品的消费者可以直接增加其他消费者的效用，如前面讲到的电话、传真以及互联网等。间接网络效应主要产生于基础产品和辅助产品之间技术上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导致了产品需求上的相互依赖性，即用户使用一种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的互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一种产品的互补性产品越多，那么该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就越大。比如，微软视窗系统形成了很大的网络效应，每增加一个微软视窗系统的用户，这个网络的使用价值就越高，这是直接网络效应；由于微软办公软件和微软视窗系统是互补产品，每增加一个微软办公软件的用户，微软视窗系统这个网络的使用价值也会越高，这就是间接网络效应。
我们这里说的都是正网络效应，也就是用户越多越好，更有意思的是，负网络效应也存在，也就是用户越多价值越低。金庸小说里华山派二弟子劳德诺给华山派带来的就是负网络效应，因为他实际上是嵩山派派来的卧底。结拜兄弟或拉帮结派本来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如果出了一个叛徒或奸细，反而减少了自己的实力，就变成了负网络效应。有正便有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耶稣好不容易收了几个徒弟，还是看走眼了犹大。
“苹果四代”和“四袋苹果”有什么相同之处？
知识点·双边市场（Two Sided Market）
中国的农贸市场很发达，每一个居民聚居区基本上都至少有一个，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农贸市场的建立其实很容易：在宽阔处盖一大棚，在棚里摆上一溜摊位，然后招各路商家、小贩进驻，再向老百姓开放就可以了。老百姓走在农贸市场里，可以货比三家，碰到便宜的、合适的就买点儿；没碰到，什么也不买就当遛弯儿了。而商家就略有不同了，不是每一个商家都可以随便进来卖东西的，要想进驻农贸市场，商家或小贩要交一定的租金租用一个摊位，还需要定期缴纳一定的管理费用。摊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它提供了一个让小贩和顾客进行交易的平台，把千百个顾客和小贩联系在一起。在农贸市场里，摊位的一边商家、小贩要交费才能使用，而摊位的另一边顾客不要交钱就能使用。摊位就是一个双边市场，农贸市场就是一个双边市场的集合。
不仅农贸市场，很多现代高科技公司的运营也都是靠提供这样一个双边市场，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要商业模型。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国苹果公司。网上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语，“人和人的差距就是你去买苹果四代，我去买四袋苹果”。这句流行语充分说明了苹果公司产品的品位和受喜爱程度。苹果四代指的是苹果手机，苹果手机就是一个提供双边市场的“摊位”，摊位的一边是用户，摊位的另一边是应用软件开发商，他们通过苹果手机这个摊位，相互联系在一起。用户可以通过苹果手机浏览、试用和购买喜欢的应用软件，而应用软件开发商站在摊位的后面，把自己最得意的产品摆出来供用户选购。这个例子里的苹果公司和农贸市场的赢利模式基本是一样的——苹果公司也是收取摊位费，应用软件开发商要想得到在苹果手机上的摊位，就要付费，比如他们必须花99美元购买苹果手机的软件开发工具。苹果公司的这个双边市场和农贸市场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农贸市场只单方面收费——不收顾客（用户）的钱——而苹果公司的用户则要花几百美元买一台苹果手机。可以说苹果公司是“双边通吃”，难怪它的利润特别高，也就不难理解其为何能如此迅速地成长为世界上市值前几名的大公司了。
当然，苹果公司也不总是这么风光，也有曾经败走麦城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管理上的原因导致苹果电脑差点被市场淘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苹果公司没有管理和利用好以苹果电脑操作系统为平台的双边市场。这个平台和苹果手机的平台很类似，一边是电脑用户，另一边是应用程序开发商。苹果电脑的操作系统当时是很先进的，说比微软先进应该是没有争议的。苹果公司当时的策略是第三方应用软件开发商必须花1万美元才能买到苹果电脑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的开发工具，要知道当时1万美元不是一笔小数目。这就好像苹果公司盖了一个华丽的农贸市场，搭好了漂亮的摊位，然后每个商家、小贩必须交1万美元才能进驻。如果这个农贸市场是附近唯一的一家也倒罢了，偏偏隔壁就是另一家，是一个叫微软的公司搞的。微软公司的农贸市场对商家、小贩不收费，免费入驻。如果你是小贩，面对这么两家农贸市场，你的选择也是显而易见的——进驻微软。这样一来，为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开发软件的公司就很多，导致微软视窗系统的应用软件就很多。而苹果电脑呢，由于开发门槛太高，苹果电脑系统的应用软件就很有限，主要是一些高端图像和录像处理软件，最终限制了苹果电脑的顾客群、销售量和市场份额。很显然，广大人民群众走进苹果公司的农贸市场，发现稀稀拉拉的就几家卖高档蔬菜的，而隔壁微软的农贸市场却是熙熙攘攘什么都有，于是大家就都去了隔壁。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苹果电脑也学乖了，尽管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开发工具还是收钱，但只是象征性地收99美元，比当年的1万美元低多了。
双边市场的核心还是前一小节讲过的网络效应。市场的一边有很多用户集中在一起，用户越多，这个市场的价值就越高，这就是网络效应。同时，双边市场还存在着跨边网络效应，一边的用户越多，另一边就越愿意参与到这个双边市场中来，哪怕花钱参与也愿意。比如上面说的苹果手机的例子，由于苹果手机的用户太多了，形成了很强的跨边网络效应，应用软件开发商愿意花钱参与这个双边市场，以便充分利用它的网络效应。同时，应用软件开发商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应用软件，最后吸引越多的终端用户，这都是跨边网络效应的体现。
双边市场的例子到处可见。一般来说，双边市场的赢利模式是开发者会让一边免费使用，这样就可以吸引大量的用户以达到网络效应，然后再向另一边收钱，因为另一边期望接触到广大的用户，会心甘情愿地掏钱。比如谷歌和百度等搜索引擎就是这样的商业模型，它们先是给广大用户免费使用它们的搜索引擎，慢慢地凝聚了很多固定的用户，就形成了双边市场的一边，然后再向另一边的广告商收钱，帮广告商打广告。再比如，我们常用的奥多比（Adobe）公司的PDF格式文件阅读器。PDF文件格式也是一个双边市场的平台，一边是读内容的用户，另一边是写内容的作者。读内容的用户可以免费下载Adobe Reader软件阅读PDF格式的文件，而写内容的作者呢，就必须花钱向奥多比公司购买专门的写PDF文件的软件。一收一放，多么简单的商业模式，成就多少知名企业。
最有意思的是，如果稍微对“一收一放”的对象作一些调整，马上就变成很不相同的商业模式了。比如，对读者收钱，但是对作者免费，马上就变成报纸的商业模式了。如果对两方都收钱呢？这就是拍卖行啊。卖方要出钱让拍卖行替自己卖东西，买方也要交钱参与竞标。如果对两方都不收钱呢？这个不太多，因为双边市场的所有者也要赢利才能支撑下去，不过现在的博客和微博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模式，作者和读者都不用付钱。那么双边市场的所有者如何支撑呢？这个双边市场还有第三方，即广告方。一方写得起劲，一方看得起劲，双边市场的所有者偷偷地植入第三方广告，皆大欢喜。
为什么火车的轨距都是一样宽？
知识点·行业标准之战（Standards War）
2003年奥斯卡获奖影片《迷失东京》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白，男主角鲍勃是一个演员，他在日本拍一个三得利威士忌的广告，因为导演是日本人而鲍勃是美国人，语言不通，必须通过翻译进行交流。
导演用日语对翻译说：“准确的翻译很重要，知道不知道？”
翻译用日语回答说：“是的，当然知道，我明白。”
然后导演用日语对鲍勃说：“鲍勃先生，你现在安静地坐在你的书房里，书房的桌子上放着一瓶三得利威士忌。你明白我的意思，是吧？你要用全身心去找那种感觉，然后慢慢地转过来看着镜头，温柔地，就好像和一个老朋友见面一样，把台词说出来。对了，就好像亨弗莱·鲍嘉在《卡萨布兰卡》里说经典台词‘就看你的了，孩子’那样说，‘三得利时光’。”
翻译转身对鲍勃用英语说：“导演让你转身，看着镜头，说台词，明白了吗？”
鲍勃一脸迷惑地问：“就这些？”
这个电影片段表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管理概念，就是行业标准。日语是一个标准，英语也是一个标准，两个标准不一样就没法交流，只能通过翻译，而翻译往往会造成信息的流失。
行业标准指的是一个行业及其相关行业的设备、产品制造商所普遍接受的一套技术语言、参数和规则。统一的行业标准，不仅可以为行业内厂商提供一种相互交流的“语言”，使各种产品、配件之间的替换、配套和升级成为可能，加速行业专业化、规模化进程，还能够为消费者带来便利。同时，行业标准也是行业中厂商竞争、博弈的“游戏规则”，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谁拥有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产业制胜的先机，就可以坐享滚滚而来的利润。如何在竞争中让消费者、上下游配套厂商甚至竞争对手接受自己的标准，即成功地制定、营销标准，是每一个想成为行业领先者的企业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为此，当一个新产品刚刚投入市场的时候，如果出现两个不同的行业标准，每一家公司都会为了让自己公司的标准成为行业标准不惜一战。
铁路就是行业标准之战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坐火车旅行，从乌鲁木齐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昆明，无论是动车、高铁，还是绿皮火车，都是一样的轨距。可是在铁路运输刚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修第一条铁轨的时候，没有前例可循，1.5米宽和1.4米宽没什么区别，所以到底选多宽有些随意性。19世纪初期，随着蒸汽机的发明，铁路运输也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到了1860年左右，美国出现了7种不同的轨距，有4尺8寸半的也有5尺的，要是用火车从东部运货到西部，就要把车皮折腾好几次，换到不同轨距的车厢上。这就好像出现了7种不同的语言，不同语言之间互相听不懂，翻译来翻译去，效率低下可想而知。显然，一个统一的轨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没有公司愿意改变，因为把自己所有的铁轨都改一遍耗资巨大。最后，还是美国内战帮忙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北方军队需要高速、有效地从东向西运输人员和物资，因为轨距不同，开一会儿就得换一列火车，全体指战员下火车上火车麻烦一点也就罢了，关键还得把粮草大炮等辎重搬来搬去，实在是受不了。于是北方的国会就把4尺8寸半制定为标准轨距，要求所有铁路运营公司限期整改。等内战结束了，北方已经都是标准轨距了，只有南方还沿用着5尺的轨距。由于南方铁路的里程数远少于北方，于是南方不得不向北方靠拢，先是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搞出一个三轨铁路可以同时跑两种轨距的火车，随着时间的推移，5尺轨距的铁路就慢慢地、彻底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无独有偶，中国也曾经存在着不同的轨距，但是情况和美国恰恰相反，不是因为战争而标准化，而是因为战争而存在不同的标准。1931年，阎锡山主政山西，决定修筑同蒲铁路，但在修筑宽、窄轨问题上，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南京方面以铁道部名义提出采用1.435米标准轨的建议，阎锡山则坚持采用窄轨，其目的之一便是为了闭关自守，抵制省外势力长驱直入，达到进可攻、退可守的目的？？等战争结束了，为了融入祖国大家庭，自然而然，山西的窄轨也逐步被标准化了。
那么，如何才能打赢一场行业标准之战呢？最重要的策略应该就是尽可能地建立产品的用户基础。一旦有很多用户开始使用你的产品，他们就被锁定了，因为如果他们要换产品就要产生不小的转换成本。当一家公司的客户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别的公司很难建立起一个成规模的客户群，也就没有能力在这个领域和这家公司的产品竞争行业标准了。如何才能让很多的客户使用你的产品呢？一个办法就是把你的产品免费给客户用，甚至付钱让他们用。比如，网景浏览器一开始是站在网络浏览器技术的最前沿的，它的策略就是把网景浏览器免费提供给所有用户。一旦用户用熟悉了，而且存储了很多书签，他们的转换成本就提高了，就不会轻易转到别的浏览器了。网景的想法是好的，策略也是对的，但我们都知道，它最终失败了。也不为什么，只是因为微软太强大了，把IE浏览器和视窗操作系统捆绑起来，这下网景傻眼了，没辙了。
微软公司在打赢行业标准的战争中确实是一个老练的对手。20世纪80年代，IBM推出了第一台个人电脑，当时的操作系统可谓是三国鼎立，包括IBM的OS/2操作系统，微软的DOS和视窗操作系统，还有苹果电脑的操作系统。IBM一开始只控制个人电脑的BIOS（Basic Input/Output System），把其他关键部件外包出去，其中操作系统外包给了微软公司。等IBM意识到BIOS可以被反向复制，使得IBM丧失了对个人电脑架构的控制，由此导致大量IBM兼容机制造厂商的进入，才开始试图通过OS/2操作系统恢复其技术领导力时，已经回天无术。微软公司利用DOS系统已经建立起优势，适时地推出视窗操作系统，没有给IBM留任何机会。
曾经有一个关于微软的传言，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比尔·盖茨说：“如果中国的客户使用盗版的操作系统，那么我们也应该让他们盗版微软的视窗系统。”在被盗版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一旦用上微软的操作系统，就不再容易使用别的系统。这就是前面说的免费给客户使用的策略，以便建立广大的客户群，一旦拥有了广大的客户群，也就拥有了制定行业标准的话语权。
为什么不同部位的猪肉价钱不一样？
知识点·版本管理（Versioning）
猪浑身都是宝，哪儿都可以吃。菜市场的猪肉分为很多种，价钱也不同，里脊肉25元一斤，五花肉20元一斤，小排骨17元一斤，猪头肉14元一斤，猪蹄9元一斤，一只猪被分成很多不同部位的肉，然后按不同的价钱卖，喜欢吃瘦肉的买里脊肉，喜欢啃骨头的买小排，喜欢吃红烧肉的买五花肉，买好肉多花钱，买差肉少花钱。这是在菜市场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但是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管理学原理——版本管理。同样是猪肉，把不同的部位分开来就是不同的版本，不同的部位按不同的价钱卖就是给不同的版本定不同的价钱，为的是利润最大化。显然，把一只猪分成不同的部位按不同的价钱卖要比把一只猪整体卖掉更赚钱。
版本管理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爱吸烟的朋友知道中华香烟分为软壳中华和硬壳中华；爱喝酒的朋友知道茅台有38、43和53三种不同的度数；经常坐飞机旅行的朋友可能坐过经济舱和商务舱；经常坐火车旅行的朋友可能坐过硬座、硬卧和软卧；就算是买房子也分毛坯房和精装修房，这都是版本管理的结果。信息产品更加适合版本管理，主要是由于其边际成本低和产品可拆分程度高。信息产品的主要成本都是在开发过程和生产第一份产品的时候，一旦第一份产品生产出来了，后面就是简单地拷贝，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至于可拆分程度，由于是信息产品，并不需要像实物那样拆成几大块，可以对信息产品进行不同的组合，所以可拆分程度高。比如，茅台酒也就有三个度数版本，要是想生产更多度数的版本，就要重建生产线，不符合规模经济的理论。而信息产品呢，看一看软件市场，微软公司这么多年的视窗操作系统出了多少不同的版本，从Windows1.0到今天的Windows7，从普通版到专业版，从英文版到中文版，很多很多。
版本控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时间先后上区分；另一类是在产品的功用上区分。先说一说在时间上区分的版本。在美国的图书市场，对一本新书上市，出版商一般都是先出版硬皮高质量的版本，卖得比较贵，过一段时间后推出普通版本，最后才会推出电子书。硬皮高质量版本的书是给那些等不及了并且愿意多花钱的真“书迷”看的，等他们的需求满足了，普通版本和电子版本是给那些可以为了价钱等一段时间的人看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同样，电影行业也是，一部电影刚推出的时候只能在电影院上映，等到半年以后，才可以出影碟版供广大消费者租借或购买在家看。在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的票比租一盘光碟贵多了。另外，在金融服务行业，股票市场信息也是一种商品，金融服务公司会把这些信息包装成两个版本，一个是即时股票信息，另一个是20分钟延时信息，显然第一种会比第二种贵很多。再说一说在功用上的版本管理，前面提到的烟酒、火车、飞机等实际上都是在功用上产生的不同版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各大网站提供的电子邮件服务，普通的电子邮件服务是免费的，邮箱容量比较小，服务商可能还要做广告，而它们也提供精英电子邮件服务（比如新浪的VIP邮箱），容量大而且没有广告，但是要收费，这就是一种基于功用的版本管理。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版本管理的现象，主要是因为顾客群对于产品有不同的偏爱和期待值，有人愿意多花钱抽硬壳的中华、喝高度数的茅台、坐火车软卧、享受飞机商务舱、用精英电子邮件、到电影院看电影、买精装图书，有人愿意少花钱抽软壳的中华、喝低度数的茅台、坐火车硬座、挤飞机经济舱、用免费电子邮件、买光碟看电影、买普通图书。正是因为顾客群体有不同的喜好，如果能把他们区分开来，投其所好地生产不同的产品，顾客满意、销售量多，就可以给生产厂家带来更多的利润，这显然是最佳的选择。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让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假设一个信息服务商可以提供两种版本的信息，一种是即时信息，另一种是延时信息。这个信息服务商有100个顾客，其中60个耐心顾客，40个着急顾客。这些着急顾客愿意花100元买即时信息，但是只愿意花40元买延时信息，也就是说“即时性”在他们心中值60元钱。对于耐心顾客，他们愿意花50元买即时信息，花30元买延时信息，也就是说“即时性”在他们心中值20元钱。那么，这个信息服务商应该如何对他提供的信息定价才能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呢？
第一个策略是只提供即时信息。如果定价超过50元，就会失去那些耐心顾客，因为他们最多愿意付50元钱。如果定价在50元，那么这个信息服务商可以赚50×100元，就是5000元钱；而如果定价在100元，那么这个信息服务商可以赚100×40元（40个着急顾客），即4000元钱。显然，定价在50元是相对更好的策略。
第二个策略是只提供延时信息。如果定价40元，只有40个着急顾客买，也就是可以赚1600元。如果定价30元，所有100个顾客都会买，可以赚3000元。两种情况都不如第一种战略的5000元钱多。所以，只卖延时信息不是一个好主意。
第三个策略还是只提供即时信息，但是收不同的钱。向着急的顾客收100元，向耐心的顾客收50元，这样，总收入就是100×40+50×60=7000元钱。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因为你无法区分谁是着急顾客谁是耐心顾客，他们的脑门上又没有写着自己是哪种顾客。在知道你要给他们定不同价的情况下，你要是去问他们是着急顾客还是耐心顾客的话，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我们都是耐心顾客！”所以，这是最佳方案，却是无法实施的方案，一点儿用都没有。
第四个策略是同时提供两种信息，形成不同的版本，收不同的钱。但是两个版本的定价是比较有艺术的，这两个版本的定价要刚好让着急顾客不愿意买延时信息但是愿意买即时信息，而耐心顾客不愿意买即时信息而愿意买延时信息，把他们用价格分开来。如果把即时信息的价钱定到100元，把延时信息的价格定到30元，那么，耐心顾客肯定只能买延时信息了，但是，着急顾客呢？也会去买延时信息的，因为买延时信息给他们省10元钱（愿意付40元，但只花了30元），而买即时信息一分都省不下来（愿意付100元，也要花100元）。所以，对于即时信息的定价必须要保证着急顾客能省10元钱，这样他们不会去买延时信息，也就是要定在90元钱。这样一来，总收入是90×40+30×60=5400元钱，比第一种方案的5000元还多出400元。这多出的400元钱就是利用版本管理后产生的额外收入，算是版本管理的价值所在。
如何让孔子更富裕一些？
知识点·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
《两小儿辩日》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一个小孩说因为早晨冷而中午热，所以认定太阳离我们早上远中午近；另外一个说早上的太阳大而中午的太阳小，所以太阳离我们早上近中午远。孔子听了双方的理由，也不能说出谁对谁错，结果被两个小孩嘲笑了一番。
在如今的信息社会，如果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可能是如下场景：
一晃2000多年过去了，孔子又下山开始东游，路上，看见两个小孩争辩不休，就停下来问什么原因。一个小孩说：“我买回的这张碟是正版的，他那张是盗版的，你看，我这张色彩鲜艳图像清晰。”另一个小孩说：“你的才是盗版的，我买回的这张碟绝对是正版的，你看，我这张包装精良做工精细。”孔子凑上去一看，正是电影《孔丘的一生》的碟片。两张碟片从包装到播放质量确实相近，孔子捋了捋胡子挠了挠头，也看不出来哪个是正版哪个是盗版。两个小孩笑着说：“你也不像电影里懂得那么多啊！”孔子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继续东行。
时代不同，知识的焦点也不同了。2000多年前，人们为了一些地理和天文知识而迷惑，今天，人们被信息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困扰着。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产品已经成了当今社会商品类别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产品和实物商品的区别主要在生产的边际成本上，多生产一个实物比如电视或者汽车的边际成本很高，因为要购买原材料，要雇人生产加工，这都是很高的成本，而多生产一份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基本上是零。就拿一个软件为例，软件的编写者在写第一份软件的时候要雇很多人，要花很长的时间，相对应也就有很高的成本。但是，一旦第一份软件写出来了，第二份软件只需要在计算机上拷贝一下就行了，和开发第一份软件的成本相比，花一张碟拷贝的成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信息产品的主要特点，同时也造成盗版太容易，就越发显得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从信息产品生产者的角度来讲，每一份盗版产品都会导致一份利润的流失。盗版多了，市场充斥着盗版货，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可能无法收回投入的成本，亏损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管理学院的几位教授曾经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收集了美国2006—2009年发行的所有电影（电影也是信息产品），然后研究这些电影发行前网上出现盗版对这些电影的票房收入有多大的影响。结果，他们发现如果一部电影在发行前就被盗版并在网上流传，平均就会减少15%的票房收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如果盗版电影的质量越高，票房减少得越少。这个似乎也好理解，质量好的盗版光碟可能会对不少为了先睹为快的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产生正面影响，然后通过口碑相传进而影响自己的亲戚朋友，从而减少电影的票房损失。
所以，如何保护信息产品的知识产权对于生产信息产品的公司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是一件攸关自身利益和生死存亡的事情。很显然，利用法律工具惩罚盗版是最常见的一种保护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翻看历史，就会发现简单地利用法律工具并不一定是种很有效的方式。四五十年前录像刚出来的时候，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商都给吓坏了，自己花那么多钱拍出来的电影，这么容易就可以被拷贝传播，谁还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怎么赚钱！不光是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商，电视节目制作商也深感忧虑，如果大家都把节目拷贝下来，就没有多少人看电视了（准确地说，是没有多少人看电视的广告了！）。当时，他们提出了很多强制的办法，比如不允许在家录制电视节目等。结果呢，都失败了。今天，在家录制电视节目过后再看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今天，不去电影院看电影，而是买一盘光碟在家看也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很显然，简单粗暴地禁止是屡禁不止的，因为它不符合潮流的发展，信息产品的消费可以、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最后呢，电影制作商自己授权发行录像光碟，让消费者可以在家看，电视节目也一样，现在的机顶盒已经自带将电视节目录制下来的功能，这都是信息产品制造商与时俱进的表现。那么，什么是信息产品制造商最好的保护自己知识产权的办法呢？就是自己生产可以和盗版产品竞争的正版产品，比如正版录像光碟，让盗版产品没有市场或者尽可能小。
音乐行业也是一样。互联网刚盛行的时候，把音乐行业吓了一跳，特别是1999年有代表性和革命性的Napster的出现。Napster是一家互联网服务公司，可以让每一个人把自己的音乐与在互联网另一端的任何一个人分享。因为另一方没有购买版权却可以获得并欣赏音乐，所以和盗版的行为差不多。Napster的出现把音乐行业人给气坏了，他们端起了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程序，2001年Napster败诉，关门大吉。但是，Napster的影响却深深地留下来了，它的商业运作模式给其他公司带来了思考，为什么音乐就不能在网上一首一首地卖，难道非要装到光碟里在商店一起卖？为什么音乐就不能直接从音乐生产商那里直接送到用户的“随身听”里，而一定要用户去零售店购买？一切皆有可能。苹果公司最先得到启示，看到了未来，与其让盗版在网上流行，不如让我们在网上卖正版的音乐。于是，苹果公司和音乐生产商密切合作，很快推出了在网上卖正版音乐的服务，这也是苹果公司迈出的从一家电脑公司向大众电子消费公司转型的第一步。不仅仅是音乐，苹果公司希望把所有的信息产品包括音乐、电影甚至软件都通过它的iTunes在网上销售。现在，在iTunes上买音乐，大概1美元一首，也可以买电影，大概10美元一部，不想买可以租，大概3美元一天，除了这些，还可以购买、更新和下载软件。
中国的图书行业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2011年3月，50位知名作家包括贾平凹、刘心武、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当年明月、方舟子等人联合署名写了一封******，严词声讨百度文库。百度文库和当年Napster的运作模式一样，集合了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由网友上传和其他网友分享的。百度文库的使用是对所有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任何出版商或者作者的授权。这件事情的发生和美国10年前音乐行业的制作商和音乐人对Napster的反应特别相似，拿起法律武器维权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想一想过去10年音乐行业的变化，看一看它们是如何对付盗版的，在拿起法律武器的同时，图书行业应该还有商业武器。可不可以把所有的图书都电子化，这样比纸质图书要便宜很多，而且更容易被广大网友消费？由此可见，电子书在未来10年的发展将不可限量。2011年5月，美国最大的网络图书销售商亚马逊网站宣布，电子书的销售量第一次超过纸质图书，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无独有偶，美国最大的传统书店之一Borders2011年宣布倒闭，可以预见的是，其他传统书店命运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