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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现代散文语体的交流属性与对话方式(3)

3.浓重的主观色彩

“倾诉体”散文的宣泄式情感结构决定了它在抒写上的浓重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在情感抒发的直接性和景物描写的情感性。情感抒发的直接性在前文已有所述,这里不再赘述。景物描写的情感性,是散文情景交融的主要手段,“倾诉体”散文并不排斥景物描写,但它在摹写景物时,重主观,轻客观,注重情感的自我表现,轻客观描摹。景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抒发情感的一个载体,一个触动点,一个情感宣泄的激发物,它始终涌流着作者浪漫激情的浪花。郁达夫的散文就是如此,往往触景生情,而后一发不可收拾;而前文所举倪贻德和庐隐两例也是如此,所有的景物都化成了一腔情思,令人长叹。又如郭沫若的《路畔的蔷薇》,清晨散步在林荫路畔发见的一束被人遗弃了的蔷薇,触动了作者的情思,蔷薇在他的心目中幻化成了“可怜的少女”和“不幸的青年”,于是才有了下面的一段感叹:

蔷薇哟,我虽然不能供养你以春酒,但我要供养你以清洁的流泉,清洁的素心。你在这破土瓶中虽然不免要凄凄寂寂地飘零,但比遗弃在路旁被人践踏了的好吧?

必须指出的是,“倾诉体”散文强烈的主观色彩,在情调上常常笼罩着极为浓郁的感伤气息和幽怨氛围。在五四时期,感伤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尤其是对一些具有浪漫理想的青年,新思潮唤醒了他们,而觉醒后又一时找不到出路,他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街头,苦闷甚至彷徨。一方面理想在召唤着他们,另一方面现实的黑暗和自身的脆弱又使他们迷失自我,于是他们在激烈的内心矛盾中要么选择“独语”,要么选择“倾诉”,而“倾诉”的方式是缓释痛苦,求得心理平衡的最好宣泄方式。具有浪漫激情的创造社作家,其散文所诉说的感伤溢于言表。郁达夫在《茑萝集·自序》中说:“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两字。”他的散文就是他的痛苦、忧伤和愤懑的真实宣泄。又如成仿吾在《太湖游记》中,面对眼前的美景,仍无法排遣心中的苦闷,联想的是悲伤的往事,“隐忧一来,我眼前的世界忽然杳无痕迹了。一片荒漠的‘虚无’逼近我来,我如一只小鸟在昏暗之中升沉,又如一片孤帆在荒海之中漂泊”。眼前有景道不得,触目是美景,感怀的是伤悲,笔触所指是对现实的诅咒。

而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等女性作家,由于人生的坎坷和情感的挫折,在她们的散文中,更是呈现出一种如泣如诉的艺术氛围。庐隐的“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石评梅的“我黩无一语,总是背着行囊,整天整夜的向前走,也不知何处是我的归处?”(《访庐隐》),陆晶清的“教我们向哪里去找归宿,向哪里去驻足?”(《绿屋》)弥漫着一股忧伤和哀怨之气。由于女性纤细敏感的气质,她们更善于体察微妙的内心世界,而女性与生俱来的脆弱又容易滋生种种郁结,她们更需要有一个对象能倾听她们的倾诉。因而,她们的散文在语体上就很容易选择“倾诉”的方式。

(二)郁达夫的倾诉体散文:零余者的感伤之歌

郁达夫的倾诉体散文,主要集中在早期,如《归航》、《还乡记》、《还乡后记》、《零余者》、《一个人在途上》等,他的抒写不只是个人感受和自我情感的表达,更多时候是一种灵魂的倾诉,他真诚地向爱人,向友人,或向读者倾诉着自己或苦闷,或挣扎,或感伤,或颓废,或激愤的情绪,倾诉着灵魂深处种种卑微的思想。有论者认为:“郁达夫的散文里有一个倾听者,话语的交流意向十分强烈。他总是在讲叙,讲事情的经过,讲他的思想和情感的波动。特别是在他的早期散文创作中,倾诉的欲望非常强烈。”【29】他的倾诉体散文“实在是最深切的、最哀婉的一个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他“有时高笑,有时痛哭”(《还乡记》),任凭一腔哀情怨气倾泻而出。

论才论貌,在中国的二万万男子中间,我也不一定说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会变成这样的孤苦的呢!我前世犯了什么罪来?我生在什么星的底下的?我难道真没有享受快乐的资格的么?我不能信,我怎么也不能信。

——《还乡记》

——啊啊,就是这几块钱,还是昨天从母亲那里寄出来的,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我的女人,我不去娶她,总有人会去娶她的;我的小孩,我不生他,也有人会生他的,我完全是一个无用之人吓,我依旧是一个无用之人吓!

——《零余者》

读郁达夫的散文,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他那种发自肺腑的声音。他总是在说,在不停地说,说他的故事,说他的经历,说他的生的苦闷,说他的灵魂忏悔。渴望交流,渴望分享,这就是郁达夫倾诉体散文的语体交际本质。他在《还乡记》中这样写道:“像这样的毫无系统,漫无头绪的谈话,我们不谈则已,一谈起头,非要谈到傀儡消尽,悲愤泄完的时候不止。”这段话我们可以将之视为郁达夫对自己散文的“倾诉”特性的极好自白。

所以,他的倾诉往往汪洋恣肆,一泻千里,有一种不荡尽胸中郁气不罢休的气势。《北国的微音》、《一封信》、《给沫若》、《海上通信》等,以滔滔不绝的充沛文气,抒写自己的生活境遇和失意处境,诅咒现实世界的不公与黑暗,有时伴随着强烈的呼号式语气。

欺人的“无望之望”哟,我诅咒你,我诅咒你!……拿起笔来,顺了我苦闷的心状,写了这么半天,我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像这样的写下去,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把我胸中压住的一块铅铁吐露和出来。啊啊,M,F,我还是不写了罢,我还是不写的好……不过……不过这样的沉默过去,我怕今晚上就要发狂,睡是横竖睡不着了,难道竟这样呆呆的坐到天明么?这绵绵的长夜,又如何减缩得来呢?

——《一封信》

甚至于在他的日记中,我们竟也可以看到这种激荡的呼号:啊啊!以后我不知道自家更是没有什么作为了,我很想振作。我因为胆小,有许多牢骚不敢发。可怜我也老了,胆量缩小了。

——《劳生日记》1926年11月11日

这样的文字,虽显得过于直露,会让人感觉缺乏艺术的蕴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唯其热情坦白,才让我们有可能以更近的距离倾听作者的诉说,聆听作者赤子之心的跳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也时常会出现一些倾诉式的话语,如《感伤的行旅》、《扬州旧梦寄语堂》等,在自然风物的描绘中,融进了对现实与人生的思考,渗透着自己痛苦的感受和抑郁的情怀。《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巡游》,面对阳山碣石的青峰,滦河蜿蜒的美景,他时而感慨:“何尝没有明媚的山川?但大好的河山,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时而愤懑:“教我们小百姓又有什么法子呢?”倾诉着河山破碎、家国维艰的忧国忧民之心。这一倾诉,已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叹,而已成为民族的苦难倾诉。

郁达夫的倾诉是率直的、坦诚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

郁达夫十分看重艺术的“真”,认为“文学作品是作家的自叙传”,一再宣称,“艺术的理想,是赤裸裸的天真”,“艺术的价值完全在一真字上”,“把握自然将自然再现出来,是艺术家的本分。把握得牢,再现得切,将天真赤裸裸地提示到我们的五官前头来的,便是最好的艺术品”。【30】他对日记文学的提倡,也就是因为日记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无论什么话,什么幻想,什么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地记叙下来,人家不会说你在说谎,不会说你在做小说”。“可以使真实性确立,使读者于不知不觉的中间受催眠暗示”。【31】他的散文,正是他的这种艺术观的最好的注脚。他以惊人的坦率,以自剖式的文字,将自我的灵魂****裸地暴露在我们面前。他在倾诉的同时,又在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既剖析自己受压抑的生的苦闷,也剖析自己被扭曲的消极与颓废。

《归航》、《还乡记》、《还乡后记》、《零余者》、《一封信》、《立秋之夜》、《北国的微音》、《小春天气》、《一个人在途上》等,真实地记录了郁达夫“零余者”式的自伤自悼与颓废的精神倾向。

《归航》和《还乡记》是两个在时间上有着明显连续性的作品,前者记述了离日归国的复杂情绪,在岛国漂泊十年,“同玫瑰似的青春”消磨在异乡,也受了不少的凌辱,甚至再也不愿踏上这里半步,作者将“十年中积下来的对日本的愤恨与悲哀”,一览无遗地倾吐在对日本的诅咒中。但真的“到了将离的时候,我倒反而生起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而当想起归国后前途时,一种无法把握的迷惘紧紧地揪住了他敏感而脆弱的心:“我在那无情的岛国上,受了十几年的苦,若回到故国之后,仍不得不受社会的虐待,教我如何是好呢?”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心的痛楚与矛盾。

后者是记叙归国后回故里的遭际与心境,通过“还乡”窘境的描述,倾诉着一个零余者的不幸与悲愁。行囊羞涩,一事无成,连乘船的钱都不够,只好走一段路,再乘一段船。到了家怕见家人,要等到天黑才敢从后门摸进屋里。“你回来了么?你在外国住了几十年,学了些什么回来?你的能力怎么不拿些出来让我们看看?现在你有养老婆儿子的本领了么?哈哈!你读出学术,到头来还是归到乡间去啮你祖宗的积蓄?”这样的自责在文中随处可见,将一个在国外备受歧视,还乡时又悔对江东父老的“零余者”的心态暴露无遗。

他的倾诉有时很软弱,动不动就流下两行清泪,自伤之情溢于言表。如《小春天气》竭力渲染自己的衰老,“牙齿也掉了,记忆力也消退了”,即使在城外和煦的阳光中,也“觉得总有一种寂寥的感觉,浮在水面”,不管是什么景致,总是触目伤情,总有“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还乡后记》中设想在秋风凉冷中伴送棺木孤舟,禁不住黯然神伤,眼泪滂沱。他的倾诉有时很嫉恨,对反衬自己的孤独的人或事,常常报以恶毒的诅咒。如《归航》中见到一个西洋人和一个杂种的少女在一起,居然“恨不得拿出一把枪来,把那同禽兽似的西洋人击杀了”。《还乡记》中看到国人车夫拉着少女跑过,“却用了憎恶的眼睛,狠狠地对那些威胁我的人力车夫看了几眼”,并对之进行了咒骂。他看不得一点点其他男人与少女在一起的情景,他嫉恨这些男人,因为这常常会勾起他在异乡得不到爱欲满足的痛苦的回忆。这种诅咒其实也是他自伤自悼的另一形态的体现,是对自卑心理的剖析,也是他被扭曲的性心理的反映。

郁达夫大胆地倾诉着自己对于爱欲的渴望,倾诉自己灵与肉的冲突。当这种渴望不能实现时,再加上事业的多艰,于是产生了一种扭曲的性爱心理。《还乡记》中的性错觉、性幻想,《归航》中袒露自己和女人的关系,毫无顾忌地写出自己想逛妓院的念头,《雪夜》中去逛妓馆等,他拼命地发泄着一个人的本能,竭力地想在病态中寻求自我的满足。这种种变态行为是由于爱的渴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心理扭曲,更是由于现实社会的压迫而造成的颓废表现。但不管怎么说,能这样袒露地写“尽我所有的金钱,上妓院去瞎闯一场”,“雪样的洁白,风样的柔嫩的身体”之类的文字,正是郁达夫所追求的“真”的表现,也是他对性的苦闷以至于人生的苦闷的倾诉;是对自我颓废与消极面的深刻解剖,也是对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和虚伪道德的大胆挑战和反叛。

作为一个受着传统道德律浸渍的文人,郁达夫也时刻备受着心灵的折磨与煎熬,他在颓废之后又常常被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问题所折磨,于是,他的倾诉往往包含了深切的忏悔:

我也该觉悟了,是resignion确定的时候了,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寻她回来,紧紧地抱着了痛苦一阵,我要向她confess,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切时候我纯洁的真情。

想来想去,终觉得我这一回的爱情是不纯洁的,被映霞一逼,我的抛离妻子,抛离社会的心思,又动摇起来了……一想起荃君的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眼泪。

正是由于这种“零余者”的矛盾,他的倾诉又时刻笼罩在忧郁感伤的氛围中。

《零余者》中,是一个残冬的黄昏,是日影“在那里伴人的孤独”,是一派“伤惨的寒意”,一个“袋里无钱,心头多恨”的人,哀叹着“人生实在不知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对于母亲有什么用处呢?我对于家庭有什么用处呢?”他觉得自己饱受压迫,又无法报复,变成了一个“对于家庭还是一个完全无用之人”,成了一个“对于社会人世完全没有用的零余者”。

在《还乡记》中,当“我”看到投林的倦鸟,返壑的衰狐时,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啊啊!浪子的还家,只求老父慈兄,不责备我就对了,哪里还有批评故乡,憎嫌故乡的心思。我一想到这一次的卑微的心境,竟又不觉泫泫地落下泪来。”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的游子,只有回到故乡,才觉得故乡之可恋,才觉得故乡才是游子的生命的根和精神的归宿地。但是,故乡能接纳“我”吗?

唉,良辰美景奈何天,我在这样的大自然里怕已没有生存的资格了吧?因为我的腕力,我的精神,都被现代的文明撒下了毒药,恶化成零。我哪里还有执了锄耜,去和农夫耕作的能力呢!

正直的农夫吓,你们是世界的养育者,是世界的主人公,我情愿为你们做牛做马,代你们的劳,你们能分一杯麦饭给我么?

在《一个人在途上》一文中,叙述着龙儿悲惨的死,通过诸如“门上的白纸条儿”、“苍茫的暮色”、“衰病的她”、“龙儿之墓”等的描述,把游子的漂泊、丧子的悲凄和对亡儿的至情表达得感人肺腑,从而激起人们对作者和那些困厄的岁月中挣扎谋生的人们的同情。郁达夫的散文就是这样以极其坦率、自然的方式,纵情宣泄了自己生活中的遭遇与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心情,呼喊出愤世嫉俗的心声。这位被伤感折磨得无处解脱的人,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有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这个不人道的社会发出了有力的诅咒与控诉,从而使他的倾诉染上了一层积极的社会色彩。

作为一个具有忧郁气质的作家,郁达夫在个人生活情感遭遇挫折时,也同样表现出了这种伤感与愁怨。他给王映霞的信中这样写道:

映霞,我不晓得你今天何以会发这样大的脾气。我们的事情,像这样下去,我想终究是不能解决的,我第一就要疑到你的爱。你若真在爱我,你就不该这样的苦我。

这种倾诉完全是个人的,生活化的,其凄情与苦涩,令人扼腕长叹。

(三)庐隐、石评梅等的散文:时代女性的凄婉悲鸣

在倾诉体散文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创作群体,那就是20世纪20—30年代的女性散文。在女性的生命权和人生权还没有得到承认的社会语境下,女性中如冰心那样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女性在人生的旅途中举步维艰,遭际十分坎坷。作为觉醒的女性的一分子,她们一方面与男性一样,经历着时代的洗礼,而且比男性多了一重任务,她们担负着女性解放的时代重任;另一方面,由于女性自身的敏感与脆弱,她们的散文就不可避免地奏鸣着一支凄苦哀怨之曲。庐隐、石评梅、陆晶清、冯沅君、陈学昭是为代表。与郁达夫等男性作家的倾诉体散文相比,她们的散文,以女性的灵敏和纤细的艺术触角,开掘出女性极其微妙的情感世界和审美境界,她们的倾诉,透着一种柔婉娟秀之气,呈现出极富女性质感的话语形态。

如同样是漂泊,在郁达夫等男性作家笔下,多少还带有一点“男儿志在四方”的洒脱与豪壮。郁达夫的漂泊感伤,主要是基于一事无成的“零余者”式的愧疚与不平;而庐隐、石评梅等则是从本质上难以摆脱传统女性的柔弱性格和善感气质,五四落潮后普遍弥漫在知识青年中的彷徨、失望情绪,深深地感染了她们,漂泊对于她们更呈现为一种彻心彻肺的孤独和感伤。“只剩我这漂泊的生命,尚在扎挣颠沛之中。”(石评梅《我只合独葬荒丘》)“人生已是这么浮萍浪花一样的漂泊着。”(陈学昭《倦旅》)“原是命运为我注定了应该永远的漂泊永远的流浪。”(陆晶清《海上日记》)这既是自我生活状态的写照,也是对女性命运的与前途的追问和质询。一方面旧的价值体系开始解体,陈腐的观念开始崩溃,新女性开始了自我追寻;另一方面,新的价值体系还为完全确立,女性追寻的目标仍是朦胧的,一旦遭受挫折,她们漂泊的心灵就发出了凄戚的悲音。

她们的倾诉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

由于她们的人生遭受着更多的苦难与不幸,如庐隐、石评梅、陆晶清等人均是生活与爱情中的不幸者;再加上五四落潮后苦闷的时代郁积,她们原本敏感、纤弱的灵魂,在漂泊的孤独感中,很容易染上悲苦感伤的色彩。冯沅君说自己“伤感的皮气很重”(《春痕》),即使做着甜美之梦的苏雪林也感染上了一层微微的愁云。她在《小小银翅蝴蝶的故事》中,以蝴蝶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审美旨趣:“我们蝴蝶的生命,全部都是美妙轻婉的诗,便是遇到痛苦,也应当由哀艳的文字。”悲哀是悲剧情感的基调,在散文创作中,她们有意识地强化这种悲剧性体验,有意识地追求悲剧的美感,这构成了她们散文的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而其中又以石评梅与庐隐最为典型。石评梅宣称“我是崇拜悲剧的”。(《再谈(兰生弟的日记)》),并希望自己“做一个悲剧的主人”(《爆竹声中的除夕》),“投自己于悲剧中而体验人生”(《缄情寄向黄泉》)。庐隐在《寄燕北故人》中说:

悲哀才是一种美妙的快感,因为悲哀的纤维,是特别的精细。它……比起那近于欲的快乐的享受,真是要耐人寻味多了。并且只有悲哀,能于超乎一切的神灵接近。当你用怜悯而伤感的泪眼,去认识神灵的所在,比较你用浮夸的享乐的欲眼时,要高明得多,悲哀诚然是伟大的!

这种对悲的有意识追求,对哀的偏爱,使她们的散文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愁云惨雾中,构成了一种凄迷的艺术境界。庐隐的《寄天涯一孤鸿》、《寄梅窠旧主人》、《愁情一缕付征鸿》、《寄燕北故人》等,满怀的忧郁悲愁在笔端在纸笺浓浓地铺泄开来。而石评梅更以缺陷为美,“我想这样美妙的缺陷,未尝不是宇宙间一种艺术”(《寄海滨故人》)。她的人生,她的情感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无法完美的缺陷,一种哀到极点,也美到极致的缺陷。她的散文,常常在孤寂凄苦中,独自咀嚼那种美丽而痛苦,不堪回首而又永生难忘的尘梦。《最后的一幕》、《我只合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墓畔哀歌》,等等,仅看篇名,我们就已知道作者的那一腔哀伤与愁苦、悲愤与自责。如《梦回寂寂残灯后》,面对深爱自己又是自己至爱之人的遗容,面对着一棺横陈、摇摇神灯,她为自己的逃避爱情追愧莫及,“数年来冰雪友谊,到如今只博得隐恨千古,抚棺哀哭!”“我不解你那时柔软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这一深深的自责让她痛苦一生,也铸成了她散文不绝如缕的艾怨之音。

她们的倾诉真切而强烈,日记体、书信体等形式是她们经常采用的语体抒写形式。

如庐隐《寄友人》、石评梅《涛语》、陆晶清《素笺》、苏雪林《鸽儿的通信》、陈学昭《家庭生活》等,将自身的生活经历融进散文创作,使散文成为个人自传的一部分,她们自己就是散文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石评梅就认为:“最率真坦白能表现自己的,还须在日记或尺牍中,比较能找到。”(《再读(兰生弟的日记)》)她们以贴近心灵的状态呈现自我真实,婉转缠绵,感人肺腑。在经历了太多的聚散离合之后,她们品味着人生的悲欢,沉醉在内心情感的咀嚼中。石评梅的爱而无处可说,陆晶清的哀而无处可诉,被压抑的情感在久积之后终于化为强烈的情感倾诉,她们不仅仅在诉说,也在谛听,是心灵述说与灵魂谛听之间的交流。读她们的散文,与其说是读,不如说在听,在倾听她们心灵诉说。

我愿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天呵!这蛇似的蜿蜒,蚕似的缠绵,就这样悄悄地偷去了我生命的青焰。

我爱,我吻遍了你墓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墓畔哀歌》

颦!你当然深切地记得陶然亭的景物,——万顷芦田,翠苇已有人高。我们下了车,慢慢踏着湿润的土道走着。从苇隙里已看见白玉石碑矗立,呵!颦!我的灵海颤动了,我想到千里外的你,更想到隔绝人天的涵和辛。

——庐隐《愁情一缕付征鸿》

梅姐呵,我怨天,天无情;我怨你,你真太忍心!

直到现时我都仿佛是浸沉在恶梦中!我不信,我真不信你就能这样的死去。你瞑目吗?在冷酷的世界上你扔下了年老病多的父母,在崎岖的旅途上,你呵抛弃了同命的孤苦朋友;今后,这人间只留下了永久的恨,一条不能弥补的伤痕!

——陆晶清《我哭你唤你都不应》

这样的倾诉如滔滔江水,漫涌而来,在直抒胸臆中又撷缀着情感的意象,使情感表达既率直又婉曲。因而,她们的倾诉具有一种凄清而柔婉的美学风格。

第一代现代女性作家是在五四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也是在古典文学的熏陶和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学积淀,传统的才女型文学以一种原型的方式潜流于她们的创作之中。柔婉,作为一种风格形态,以轻柔细腻婉曲娟秀为其基本特征,这也是传统才女型文学的主要特征。庐隐、石评梅们作为现代的才女,无疑会与这一传统发生血缘般的联系,一方面,她们与朱淑真、李清照们的凄清哀怨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她们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追寻着自由与个性,在追寻途中体会着各种艰辛与困惑,于是,她们的笔端就自然弥漫出了一股凄清哀婉之气。庐隐、石评梅在与友人、恋人的伤离远怀中营造着哀婉动人的意境,陆晶清的《素笺》委婉地拒绝着不期而遇的爱意,叙述着一个个“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故事。立志“毁旧建新”的石评梅在《缄情寄向黄泉》中婉劝恋人说:“能用善良的态度去感化而有效时,千万不要和家庭决裂。因为思想的冲突,是环境时代不同的差别之争,应该原谅老年人的陈腐思想,是一时代中的产物;并不是他对于子女有意识对垒似的向你宣战。”在与旧思想的决裂中,注意到人性及人际间的情感联系,这份难以割舍的传统情节,揭示了女性话语的同情倾向与柔和的质感,从而使它与男性话语的刚性有了本质的区别。

然而,这种凄清与柔婉更多的得益于意象的选择与意境的营造。庐隐、石评梅们深厚的古文学功底,加上女性特有的细腻,使她们对意象的感觉有一种天然的敏感;而她们的悲剧审美追求,也促使了她们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凄清孤冷的意象来营造感伤的氛围。落日、寒雪、残月、孤鸿、愁云、苦酒、霜露等,在她们的散文中反复地出现,与她们的忧伤、愁苦相融合,如诗如画,令人心醉。如石评梅的《墓畔哀歌》倾诉自己对已逝至爱的眷念:

我爱,这一杯苦酒细细斟,邀残月与孤星和泪共饮,不管黄昏,不论夜深,醉卧在你墓碑傍,任霜露侵凌吧!我再不醒。

苦酒、残月、孤星、泪、醉卧、墓碑、霜露等一系列凄清苍凉的意象组合在一起,丰富而和谐,原本直露而强烈的情感也因为这些意象的介入而变得柔和与婉曲。庐隐的《祭献之辞》为病逝的挚友石评梅而作,文章一开始写道:“月色是寒凉如冰,宇宙是深沉静默;你就在那时候悄悄地走了。”两个意象,就为全文奠定了凄婉哀伤的基调。而后在娓娓的追述中,写挚友临终的一刻,写挚友逝后小女孩的痛哭,写在白屋的相识相知,写自己的惨痛和清妹的凄苦,等等,以人事的行状营造了一个如泣如诉的哀伤意境。悼友伤怀,情真意切,“这几天秋风凄厉,万象萧森,也正如你可怜的朋友们的心情。评梅!你知道吗!”文后的这一笔,情景交融,直让人叹息不已。

注释:

【1】张瑜:《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2】戴维·伯姆:《论对话》,王松涛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3】王力:《汉语诗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页。

【4】王松涛:《对话·社会·教育译丛总序》,见戴维·伯姆:《论对话》,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5】胡梦华:《絮语散文》,见周红莉:《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6】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见周红莉:《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

【7】林语堂:《谈话的艺术》,见《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页。

【8】林语堂:《论小品文笔调》,见周红莉:《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9】胡梦华:《絮语散文》,见周红莉:《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10】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见周红莉:《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11】周作人:《风雨谈·本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7页。

【12】周作人:《燕知草·跋》,见周红莉:《中国现代散文理论经典》,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页。

【13】马云:《中国现代散文的情感与交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4】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15】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9—63页。

【16】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17】林语堂:《谈话的艺术》,《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16页。

【18】林语堂:《论幽默》,《林语堂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

【19】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2页。

【20】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谈〈画梦录〉和我的道路》,《文艺阵地》,1949年第4卷第7期。

【21】肖乾:《大公报文艺奖金》,《读书》,1979年第2期。

【22】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

【23】何其芳:《街》,《何其芳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2页。

【24】何其芳:《给艾青同志的一封信》,《何其芳文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72页。

【25】刘西渭:《读〈画梦录〉》,《文季月刊》,1936第1卷第4期。

【26】何其芳:《我和散文——〈还乡杂记〉代序》,《何其芳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27】刘西渭:《读〈画梦录〉》,《文季月刊》,1936第1卷第4期。

【28】俞元桂:《中国现代散文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29】马云:《中国现代散文的情感与交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30】郁达夫:《敝帚集·艺术与国家》,见《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61页。

【31】郁达夫:《日记文学》,《郁达夫文论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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