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预叙问题，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尤其是预叙在古代小说中的表现方式及其产生的文化机制等问题。但正如大家所说，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预叙，成为区别于西方小说的显着民族特色之一，因而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预叙的形成及其形式
古代小说中的预叙，形式多样，功能丰富，其形成的原因，我们过去一般只关注宗教性的因素，而相对忽视民间说书的影响。因第二个问题与本论题无关，故本章拟再深入探讨古代占象信仰与小说中的预叙关系。
热奈特曾说：预言、启示录、神谕、占星术、手相术、纸牌占卜、占梦等各种形式的预叙，渊源于蒙昧时代的宗教思维。【1】相术、占梦、占星、占候、谶语等在中国古代社会广为流行，并大量出现在古代小说中。热奈特指出了预叙的形式与宗教思维的关联，但若进一层分析，宗教性的预知方式，又与中国古人的“象数”思维有关。所谓“象也者，像也”。古人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任何事物之间都有割不断的联系，可以以象观意，推此知彼，所谓“立象以尽意”。因为，客观事物的形神殊异，取决于其所禀赋阴阳之气的配合，但两者都在各自的循环运动之中，不断地解构、否定、改变着自己，所以，以抽象的概念、定义就无法准确、完整地揭示出客观事物的本质，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已知的此事物推知未知的彼事物，“见一以知万”。而神的意志，就是通过“象”表现出来的，所谓“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因此，可以根据天人所呈现出的种种“象”来辨别穷通寿夭、吉凶祸福。王充在《论衡·骨相篇》中说：“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2】《太平御览》卷三九七引《解梦书》云：“梦者象也，精气动也”。占星和占候则通过对天象、物象的观察发现吉凶祸福。《太平经》中说：
故古者圣贤以是深自占象，自知行之得失也，明以同类同事同气占象之也。得同气类之象，则改性易行，不敢为非也。天地之语言，以此为效，不与人交头言也。视象类所得，可自知矣。【3】
为论述方便，我们将受宗教影响而形成的预叙统称为“占象叙事”。占象叙事在古代小说中成为一种预叙文本。所谓预叙，就是事件还没有发生，预先对于事件的过程进行描述，事件时间早于叙述时间，是对时间限度的超越。
杨义先生认为殷墟甲骨卜辞是占象叙事的最早形态。【4】甲骨卜辞包括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四个部分（李学勤则分为署辞、兆辞、前辞、贞辞、占辞和验辞六个部分）。前辞：某时（于某地）占卜，某卜者问；命辞：某事是否（于某时、某地按某种预期）会发生；占辞：某卜者（或某王本人）占视兆象后的判语；验辞：某事发生的具体情况（事件经过以及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古代小说中的占象叙事一般就以这四个序列组成。
一般情况下，所有的叙述都应该是事后叙述，因为只有发生了的事件才适合叙述，未发生的事件则无法叙述。而占象叙事则不同，术士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目前还没有发生。因此，“命辞”就是提前叙述。占象叙事由预述开始，以验证结束，其叙事动力来自命定观念，故可称之为“宿命叙事”。
起初，占象活动只是作为现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在小说中，后来，随着占象活动与小说创作的联系日益密切，占象观念对小说家的创作思维进行渗透，进而内化为小说谋篇布局的艺术手段。
起预叙作用的“兆象”或“命辞”主要表现为下列几种形态：
1．明示性预叙，即直白预叙将要发生的事情。如《三国演义》第53回写孔明称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至105回，魏延果反。有的“兆象”或“命辞”虽含义隐晦，但术士（广义的）会当场解说清初。如《三国演义》开头描述的青蛇从梁上飞下、雌鸡化雄等怪象，议郎蔡邕指出“乃妇寺干政之所致”。总之，明示性预叙意思显豁，基本无悬念，读者接下来只是了解“命辞”如何应验的过程。
2．暗示性预叙，即隐约地预示将要发生的事情。“命辞”或“兆象”采用象征、谐音、拆字等手法，含蓄隐晦，“往往暗示人物和事态在其后的岁月里的命运感，甚至带神秘性的发展和变异，因而它的文字经常采取密码方式”【5】。或可称“模糊预叙”。事主和读者皆似懂非懂，当有人要求术士解说时，他会以“天机不可泄露”为由拒绝。这种预叙会使读者产生理解的不确定性，造成一种神秘、朦胧、含蓄的氛围，吸引他们继续解密。如《红楼梦》第1回写癞和尚要舍英莲出家，士隐不睬，和尚念道：“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这首诗暗示后来英莲元宵节夜被人拐走，甄家遭火烧毁，士隐幻灭出家，英莲嫁给薛蟠，后来悲惨死去等故事情节。“菱花”指英莲，“雪”指薛蟠。对于这首诗，士隐听不懂，读者同样不可能看明白。又如《三国演义》中写刘备欲起倾国之兵为关、张报仇，诏青城山隐者李意问吉凶。李意不言，只画兵马器械四十余张，画毕又一一扯碎。又画一大人仰于地上，傍边一人掘土埋之，上写一大“白”字。李意以图谶的方式暗示刘备后来兵败猇亭，死于白帝城的结局。再如《儒林外史》中写王惠向乩仙问功名前程，关帝降临，写出一首《西江月》，暗示王惠的命运结局，其中“两日黄堂”是“昌”的拆解，指做南昌太守；“琴瑟琵琶”中有八个“王”字，而宁王在玉牒中排行第八。还有《木棉庵郑虎臣报冤》（《喻世明言》卷二十二）写贾似道少时曾梦见乘龙上天，却被一勇士打落，坠于坑堑之中，那勇士背心绣成“荥阳”二字。这个梦暗示贾似道后来平步青云，做到宰相，最终在贬谪途中，被郑虎臣棒杀。“荥阳”乃郑氏望地，用以暗指郑虎臣。这是一种文化密码的转换方式。
还有一种“命辞”或“兆象”，意思完全不明，就像电码，欲要解码完全依赖于读者的相关知识结构。如在明清小说中，命相术语已转化为人物外貌的直接描写。小说中没有看相活动的描写，作者只是借用相术观念，将人物的命运隐藏在其外貌特征中，从而成为一种非常隐蔽的预叙方式。如《三国演义》中写张飞“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按照相书的说法，豹形之人“为将军刺史，好杀中寿”。【6】关羽丹凤眼，卧蚕眉，须髯过腹。按相法，须长于发，名为倒挂，必主兵厄。所以，张飞、关羽的外貌特征，就具有相术学的标示意义，暗示张飞中年去世、关羽败死麦城的结局。又如《水浒传》中描写的宋江“眼如丹凤”、“眉如卧蚕”、“两耳悬珠”、“双睛点漆”、“唇方口正”、“地阁轻盈”、“额阔顶平”、“天仓饱满”、坐如虎相、走若狼形等外貌特征，都预示宋江后来反叛、招安、建功等命运结局。又如《醒世姻缘传》第16至19回，通过描写明水镇发生的一系列灾异现象，渲染出一种浓厚的神秘气氛，预示着一场大变故的即将到来。那里夏旱秋冻，“庚申十月，天气晦暗的对面不见人。十二月，大雷霹雳，震雹狂风，雨雪交下。丙子七月初三，冰雹如碗，如泰石者，积地尺许”。据《灵台秘苑》卷六中说：“雨雹则为阴胁，阳盛则为雨，阴迫阳，则转而为雹”，“若阴盛而成雪”。【7】作者又讲述了两个患有奇疾妇人的故事，其中一妇人耳内总听见打银打铁之声，若听到一“徐”字，即“举身战栗，几至于死”。另一个妇人忽然项中生出一瘿，初如鹅蛋，渐至大如柳头。后又听到瘿中有琴瑟笙磬之声，一天瘿豁然破裂，从中跳出一只猴来。这些反常的气候和人体变异，预示着后来的朝廷内太监擅权、家庭内牝鸡司晨的不正常现象。在这类预叙中，作者若要实现预叙的目的，就必需满足读者精通相关知识的条件，才能与小说作品建立某种不宣自明的阅读契约关系。
明清以前，小说中出现较多的是明示性预叙；明清时期，则以暗示性预叙为主。
3．不确定性预叙，即由于古代人力胜天的思想，宿命性的预言就存在可能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的不确定性。有时，术士的“命辞”不说死，存在较大的转圜余地。如《魏忠贤小说斥奸书》第1回写相士为幼年时的魏忠贤看相，说他“豺声蜂目，必好杀贪财，先主食人，后必自食。若能慈祥正直，可保令终”。魏忠贤是否会听从相士的劝告？这就是一个未知数。这样，就为魏忠贤的命运结局和小说的故事情节发展走向设置了不确定性的因素。更多情况下，由于事主后来的行为，导致“命辞”或“兆象”没有兑现，甚至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如薛同弱《集异记》中“凌华”篇（《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七）写杭州富阳狱吏凌华骨状不凡，相者说他以后“当为上将军”。但凌华为吏酷暴，对囚犯拒喉撞心，索取贿赂。因这些行为，后来梦中被神凿去“贵骨”，碌碌以终。《西湖二集》第十五卷《昌司怜才慢注禄籍》写术士相唐朝罗隐“天庭高耸，地阁丰隆，鼻直口方，伏犀贯顶，目若朗星，声如洪钟，顾盼英伟，龙行虎步，有半朝帝王之相”。后因借贷不成，罗隐心生恶念，梦中被玉帝削去禄籍，换去贵骨，醒来变成“天庭偏，地阁削，口歪斜，鼻子塌，皮肤粗，猢狲脚，呆眼睛，神气撒”之相，终于没有做成“半朝帝王”。同书第二十四回《认回禄东岳帝种须》中写宋代周必大因长相不雅，人称“周鹭鸶”，难以显达，后因救人性命，主动担责而被撤职。但因这一德行，东岳帝君吩咐判官为他种帝王须一部。周必大醒来后，果然“添出许多髭须，黑而且劲，又长又有光彩”。后来做到宰相。在这些小说中，“兆象”随着事主的行为发生变化，而其命运结局也随之改变。又如《唐摭言》中“裴度”篇（《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一十七）写唐中书令晋国公裴度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早年科场屡屡受挫，有次去看相，相者谓其形神不入相，当饿死。后来裴度游香山寺，拾得一条玉带，交还失主。因阴德及物，颜色顿异，相士预言他将来前途万里。《初刻拍案惊奇》中《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写术士袁尚宝相王部郎家的小童郑兴儿会妨主，主人无奈将他逐出。郑兴儿后在外捡到遗金，交还失主，机缘凑巧，被郑指挥收为义子，直做到指挥使。最后，郑兴儿再访王部郎，袁尚宝说他满面阴德纹起，骨相已变。在这两个故事中，由于事主的行为导致命运改变，最后术士重判，预叙作为补充形式出现在文尾。
还有一种所谓“锦囊妙计”体预叙结构。这类小说受《三国演义》中孔明行事的影响，叙事模式为：术士为主人公看相算命后，送上锦囊数封，叮嘱他以后有急难时，可拆开阅读，并按囊中指示行事。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一如相士所预言，整部小说就在术士的“锦囊妙计”框架中进行叙事，如《玉楼春》、《醒名花》等小说。在这类小说中，术士并未当即公布“命辞”，后来主人公有急难时拆开才知道。这样，锦囊中“命辞”对小说的叙事而言，既是补叙又是预叙。
4．多重预叙。重复预叙是以同一方式、多重预叙则是以不同方式多次进行的预叙。如《于少保萃忠全传》第一传写于谦生时，父母为他做汤饼会，僧兰古春相于谦“骨格非凡，人莫能及。他日救时宰相也”。袁忠彻谓“此子两目炯炯，倏忽有时朝上，名曰‘望刀眼’。日后为国家必然犯刑”。在第四传，作者写乌道人为于谦及其友人徐珵、唐段民两人看相；兰古春为于谦、石亨、石彪三人看相。第五传写少年于谦到外婆家听“决一生之穷通”的“倩语”。外婆先是说：“你读书正理，日后好做尚书阁老。”于谦醉后狂言，外婆斥道：“尚书阁老你有份，只是恐朝廷要砍你这托天说大话的人。”至此，作者采取多次看相、听响卜的方法，预先完整地勾勒出于谦及其土木之变中的重要人物的命运结局。把这些预言组合起来，就是整部小说的叙事之纲。又如《续英烈传》开头写朱元璋抚摸皇孙允炆，见其头圆如日，乃帝王之相，甚是欢喜，忽摸到脑后，见微微扁了一片，便有些不快，因叹息道：“好一个头颅，可惜是半边月儿。”自此便时常踌躇，有易储之念，为此征求刘基的意见。刘基表示反对，说“天既生之，自有次第”。朱元璋又问他将来事态会如何发展，刘基咏了一首很长的诗作为回答，这首诗预叙了靖难之变的发生及其结局，但含义隐晦，朱元璋要刘基详加解释，遭到刘基的婉拒。所以，朱元璋的“相”和刘基的“谶”共同组成了预叙，成为整部小说的叙事之纲。又如《隋唐演义》开头写内监向隋炀帝进奏，说昔日酸枣邑进贡的玉李树一向不甚开花，昨夜忽然花开无数，满园皆香。满院的人夜里都听得神人说：“木子当盛，吾等皆宜扶助。”又一太监来奏道：“旧日西京移来的杨树昨夜忽花开满树，十分烂熳。”夜里也有人听得神人说：“此花气运，发泄已极，可一发开完。”这里显然是以刚开放的玉李和烂熳将谢的杨花，象征李唐将兴隋杨欲灭的历史命运。第2回接着写隋文帝梦中见城上三株大树，树头结果累累。正看间，忽然洪水从城下冲来，波涛滚滚，将要淹没城墙。文帝大惊，急急下城奔走。回头看时，水势滔天而来。显然，文帝梦中的三株大树暗示三个姓“李”的人，即李渊、李密和李靖，这是小说中灭亡隋朝的三个关键人物。而洪水滔天暗示“渊”字，是说李渊将夺取炀帝的天下。小说开头分别采用占候、占梦的描写，预叙后来的隋灭唐兴。
可见，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预叙与西方小说大有不同。西方小说采用预叙一般是艺术手法的考虑，而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预叙，除艺术设计的目的外，还有宣扬命运观念的企图，使中国文学“不是首先注意到一人一事的局部细描，而是在宏观操作中充满对历史、人生的透视感和预言感”。【8】
二、占象叙事的序列
从自然发展的角度来说，征兆在前，结果在后，占象叙事是按照自然发展的流程进行叙事的，应该是顺序；但若“洞察者”对“征兆”所暗示的意义进行解说，或读者读懂了征兆所暗示的意义，就意味着提前知道了结果。如此一来，小说的叙事就变成交代结果如何产生的过程，从而使小说叙事在时序上又成为倒叙。
占象叙事的完整序列包括三段：第一，兆象的出现；第二，兆象的解说；第三，兆象的应验。但很多情况下，第二个序列会省去，这就需要读者对“象”与“验”之间的联系进行联想沟通，补充“占”的环节。如《万花楼》中写狄后与侄儿狄青失散多年。一日梦见饮宴之间，取一肉馅，方入口中，咬个两开，内中有肉骨一块，将牙齿撞得疼痛，滤出血来，将骨肉染遍，其馅即圆合。这个梦暗示狄后不久将与狄青骨肉团圆，中间没有解梦的环节。
有时，兆象和应验的先后顺序会打破。如《汲冢琐语》中的一个故事：
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从今已往祀五日，臣死。自臣死后五年，五月丁亥，吴亡。已后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而死。后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至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焉。求得，已虫矣。
从开头“初”字可推知之前已有关于宋景公之死的交代，因而这段故事在整体上就成为补叙。又如《红楼梦》第77回写晴雯被逐出大观园后死去，宝玉提起原先看到府中有株海棠，无故枯萎，这就是晴雯夭折的暗示。这也是在“应验”之后补叙“兆象”及“命辞”。
又如《万花楼》写李太后生子后，被刘皇后陷害，流落民间，全赖养子郭海寿供养。后来她的儿子做了皇帝，包公在民间找回李太后，作者描绘郭海寿的外貌道：
脸色半黑半白，额窄陷而两目有神，耳珠缺而贴肉不挠，鼻塌低而井灶分明，两额深而地角丰润。
郭海寿一生的命运都雕刻在头部。脸半黑、额窄、耳珠缺、鼻塌低等相貌特征，是对他前半生穷困命运的总结，但在小说中，并未花费笔墨写他的前半生，因而这就是兆象在后，属于补充预叙；而脸半白、目有神、耳贴肉、井灶分明、地角丰润相貌特征，则预示他将苦尽甘来，后半生安闲享福。
三、预叙的功能
占象观念对小说的创作进行渗透，制约和规范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趋向及结局。对古代小说的整体构思、叙述图式、伏线悬念的设置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古典小说民族品格。杨义指出：“预叙的功能，如果处理得好，往往能够给后面展开叙述构设枢纽，埋下命脉，在预而有应中给叙事过程注入价值观、篇章学和命运感。因此，最妙的预叙，是诗，又是哲学。”【9】
1．框架和总纲
预叙有大预叙和小预叙之分。大预叙“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对小说的全局结构产生影响，起着总纲或框架的作用，很多情况下是使用“元叙事”的方式。而在小说中起着悬念、伏线的作用，就是小预叙。
大叙事或是长篇小说中的楔子，引出正文的故事，暗示故事的发展走向和结局；或以谶、梦等方式预叙，概括整部小说的故事内容、结局、人物的命运等，成为整部小说的叙述框架。大预叙一般放在小说的开头，或以神话寓言的方式，为故事结局定调；传记体小说则多半在主人公年幼时安排一次相术活动，预示他的命运结局，高度概括全文的内容，对“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合”式的中国古典小说结构形式的生成有着积极的意义。
如《金瓶梅》第29回中吴神仙为西门庆及其女儿妻妾们所下命相判词，在小说整体结构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吴神仙的命相判语不仅对西门庆及其某些姬妾的性格特点作了高度概括，而且对他（她）们的命运结局作了预示，针对孟玉楼的四句判词，张竹坡的夹批道：“一句丰采，二句性情，三句命运，四句作者患难”，【10】就是说判词既描绘了孟玉楼的外貌，又揭示了其性格，预言了其命运结局。后来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皆按照吴神仙的判语而进行。因此，这些命相判语，就绘出了小说总体情节发展的宏观框架，也是人物性格命运和故事总结局的高度概括和预叙。所以张竹坡又指出：二十九回“乃一部大关键也。上文二十八回一一写出之人，至此回方一一为之遥断结果，盖作者恐后文顺手写去，或致错乱，故一一定其规模，下文皆照此结果此数人也。此数人之结果完，而书亦完矣。”“直谓此书至此结亦可。”【11】就是说，读者至此已了解了西门庆及其妻妾们的命运结局，后文不过是这些命相判语更为详细的演绎罢了。除此之外，作者还在小说的其他回目中安排为小说中的一些人物看相算命，以作为吴神仙判语的补充或呼应。这些预言不但在小说的结构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充当小说叙事纲目，影响和制约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的铺叙等，而且在审美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杨义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预言叙事都属于看相卜卦一类巫术，不足为训。但从审美角度看，它却借用当时的一种世俗信仰，透过西门庆恃财傲世，甚至傲视彼岸世界的暴发户心态，切入人对自我认识的盲目性和荒谬性的哲理层面，给市井社会逐财猎色、炙手可热的生活埋下某种神秘主义的危机感。它不仅在叙事时间上是预言，而且以预言方式指向蕴藏在全书结构深处的‘道’，于预言及其兑现之间对盲目而荒谬的人生进行了不可劝戒的劝戒。”【12】这是十分精辟的结论。
《红楼梦》开篇写西方灵河岸上有棵绛珠草，神瑛侍者日以甘露浇溉，修成女形；绛珠草却只因未得酬报灌溉之德，故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而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后来随神瑛侍者下凡结案。绛珠草的话就预叙了后来宝、黛爱情悲剧的结局。第5回又继承《金瓶梅》的写法，再结合民间广为流传的推背图形式，写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见到十二幅图册，听到十二支仙曲。这些图册和仙曲，是对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命运结局及贾家没落衰败的整体预叙，后来故事情节的演变都围绕着这些图册和仙曲而进行。所以脂砚斋称此回为“一部纲绪所在”。杨义说：“这段预叙把人生行程与提前叙述的人生结局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动人心弦的象征诗一般的审美张力。它提供了预叙充满命运感的诗化和哲理化的经典形态。”【13】后来的小说如《小奇酸志》、《金石缘》、《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明珠缘》、《梼杌闲评》、《皇明中兴圣列传》等，都是这种写法的模仿。
《儒林外史》的楔子以占星的方法进行预叙。王冕根据“贯索犯文昌”的天象，判断“一代文人有厄”！后来又看到天上有百十个小星，都坠向东南角上去了。预言这是上天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一代文人有厄”，是指后文八股取士制毒害知识分子的描写；“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是指虞育德、庄绍光等淳儒抵制八股，提倡礼乐兵农活动。这种预叙只是作者富于情感而且是采用象征手法的一个高度概括。
还有很多小说采用梦占作为小说的叙事框架。如《绣戈袍》第2回写唐家老太太梦中见唐氏祖坟旁所植大松柏尽皆被雷雨击倒，惟有二株仍然挺立，一株折而复起。《梦林玄解》云：“梦狂风吹折大树，凶，梦此丧大臣，丧妻子，伤勇将，损良仆。”【14】因而这个梦就预叙后来唐家受权奸张德龙陷害，使唐氏三百余口惨遭斩杀，唯六子云卿、孙唐吉逃脱，五子云俊因尚公主，赦免发配云南。后三人报仇雪恨，除去权臣，中兴家业。大树等象征唐氏家主唐尚杰等；二株松柏仍然挺立，象征唐云卿和唐吉；一株折而复起，象征唐云俊被流放。这个梦象就是唐氏家族命运结局的预叙，是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总纲。但作者没有对唐老太太的梦进行解说，明白作者的创作意图，依赖于读者的相关知识或读完全书的联想。
2．悬念和伏线
制造悬念、埋设伏线的预叙一般零星地分布在文本的叙述之中，对小说中的某个情节、某一事件进行预叙，成为推动读者持续阅读下去的动力。如《三国演义》第9回写王允等人密谋除掉董卓，诈称天子欲禅位于他，将住在郿坞的董卓骗回长安，“是夜间，数十小儿于郊外作歌，风吹歌声入帐。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预叙董卓将死。第6回写孙坚得到传国玉玺，袁绍向他讨要，孙坚却不承认，指天为誓道：“吾若果得玉玺，不将与汝，令吾不得善终，死于刀箭之下。”第7回孙坚被刘表部下乱箭射死。第63回写刘备打雒城。彭羕告诉刘备：“罡星在西方，太白临于此地，当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接着孔明又来信，谓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再接写刘备把自己的坐骑赠给庞统，庞统感动地说：“深感主公厚恩，虽万死亦不能报也。”这一系列的不祥之兆，都是预叙庞统将死于落凤坡。如《隋唐演义》第16回写李靖谓秦琼印堂有些黑气侵入，怕有惊恐之灾。至第18回，便发生了秦琼长安看灯，打死衙内宇文公子，险些被捕之事。《说唐》第9回写罗成教秦琼枪法，秦琼教罗成锏法。两人都担心对方会留有一手，不肯尽心传授，于是相约盟誓。罗成先道：“做兄弟的教你枪法，若还私瞒了一路，不逢好死，万箭攒身而亡。”秦琼则说：“我为兄教你锏法，若私瞒了一路，不得善终，吐血而亡。”但两人都没有践约，罗成私瞒了回马枪，秦琼保留了杀手锏。第60回，罗成被乱箭射死，这部小说没写秦琼吐血而亡，该事件还在后传中。可见，伏线有远有近，有的在当回即兑现，有的隔数回甚至数十回才有结果，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红楼梦》中的伏线五彩缤纷，布满整部小说，使其成为一部由神秘之网织成的历史画卷。作者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地设置伏线，此后一一应验，仿佛作者巧妙地布下的许多“地雷”，然后瞄准最佳时机一一引爆。那些“暗示性预叙”的判词，“渗透到全书的行文脉络中去了，成了章章回回若隐若现的叙事密码”。【15】这样使得结构精密，线索纵横交错，牵一发而动全身。
3．“命辞”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在古代，由于占象迷信在民众中根深蒂固，人们对术士的话深信不疑，因而在占象完成后，会按照判语采取某些行动，从而加速判语的实现，促使故事按照判语所指向的结局快速发展。如《汉武故事》写汉武帝的母亲王氏微时，嫁给金王孙。著名相士姚翁一见到她，叹道：“天下贵人也，当生天子。”王父听了此话后，便夺回自己的女儿，献给太子，王氏后来生下刘彻，是为汉武帝。王氏“当生天子”预言的实现，与王父的推动不无关系。又如《聊斋志异·田七郎》写武承休交游很广，某夜梦一人告之曰：你交游遍海内，皆****耳。惟田七郎可共患难，为何反不结识？武承休醒来后，因不知田七郎是何人，到处打听，后来有人告诉他田七郎乃东村一猎人。于是武承休备礼登门拜访，田七郎不肯接受，问过母亲后，更是坚辞不受。田母厉色曰：“老身止此儿，不欲令事贵客！”承休满脸羞惭而回，不知道田家为何如此决绝。有个随从称听到了田母与七郎的谈话，田母说：“我适睹公子，有晦纹，必罹奇祸。闻之：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无故而得重赂，不祥，恐将取死报于子矣。”武闻之，深叹母贤，然益倾慕七郎。后来设计纠缠，赠金助葬，七郎稍与交往。一日，七郎为争猎豹殴人致死，被抓进监狱。承休一面探监，一面以重金贿赂有关官员，又以百金赠受害者家属。月余，七郎被释放出狱，自此再不拒绝承休的馈遗，亦不言报。后承休与家仆林儿结怨，林儿暴死，御史家将他告到官府，县宰不容分辩，将承休叔叔笞死，承休号叫大骂，县宰置若罔闻。最后七郎刺杀县宰，自杀而死。
这个故事大致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部分写武、田的结交过程，后部分写田以死报答武。故事之发生，即承休全力交好七郎，全因有人托梦指示，故承休屡遭挫折而不放弃。而承休交接之曲折，则全因田母之相。梦中人教承休结交七郎，虽然对七郎在承休人生中的用处已微露端倪，但毕竟十分含糊，而田母之相就清楚地预示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篇小说故事情节的构建，皆由武承休之梦和田母之相，它既是故事情节展开的契机，也是故事发展的动力。
很多小说通过术士预卜人物命运而昭示情节发展的走向，可以获得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与吸引力。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警世通言》卷十三）开篇叙一卖卦先生，算奉符县押司孙文某年某月某夜死，没想到奸夫利用术士的判语，在既定的时间害死孙文。孙押司的离奇死亡，为后面包公断案作了精彩的铺垫。《欢喜冤家》第16回《费人龙避难逢豪恶》写术士推算费人龙将大难临头，建议他外出以禳之，结果费人龙在外出躲藏的过程中，引发了本文的故事。这些故事皆因预言而引起，而故事结局也与术士之判若合符节。
小说中许多复仇和破案的故事，常借用占梦作为故事的关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叙事模式一般为：当一件命案久拖不决、陷入绝境时，办案者便会得一梦，梦中鬼魂说的话或吟的诗暗藏着破案的线索。《续搜神记》中有个鬼魂托梦县令，逮住盗墓贼的故事。故事说有个叫承俭的人，死后十年，忽托梦给县令，称自己的墓被人盗挖，请求县令为他做主。于是县令带上人马，前往捉拿盗墓贼，逮住三人，二人逃逸。当晚县令又梦见墓主来告知逃逸者的面貌特征，帮助县令最后将两贼捉拿归案。这个故事虽然是后来鬼魂托梦破案故事的先导，但作者只是为证鬼神之不虚，鬼托梦的话过于直白，缺乏必要的艺术设置。至唐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九十一），就形成了这一故事的叙事模式。谢小娥的父亲和丈夫为人所害，但一直无法弄清楚谁是凶手。一天，谢小娥梦见父亲对她说：“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数日后又梦见其夫对她说：“杀我者，禾中走，一日夫。”谢小娥也不清楚这话的含义，直到遇见李公佐，经他破解，才知道冤魂暗示的杀人凶手是申兰和申春。此类破案方法后来在小说特别是公案小说中广泛采用。由此表现了古人的鬼灵信仰，也突出了善恶报应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思想。
4．事主阻滞“命辞”的实现
有的事主认为术士的“命辞”不吉祥，因而采取行动，抵制预言的实现，但最后失败，预言仍然应验。如唐小说《玉堂闲话·灌园婴女》（《太平广记》卷第一百六十）写某秀才年已弱冠，屡求婚不遂，便去找术士占卜。术士告诉他：你的夫人生下不久，才两岁。秀才问他何姓何地，术士说在滑州城南，某姓某氏，父母以灌园为业。秀才认为自己是世家子弟，才华横溢，灌园叟女不堪匹配，郁郁不乐，但将信将疑，于是去滑州寻访，果然如术士所言。秀才大惊，便萌生恶念，派人趁灌园夫妇外出时，将一枚针钉入女孩颅内。秀才以为女孩必死无疑，可以摆脱这桩婚姻。数年后，秀才登第，历任小职。有次路过廉使治地，投刺拜访。廉使慕其风采，知还未婚配，以幼女妻之。秀才以为终娶名门之女，忆起术士之言，“颇有责其谬妄耳”。其后，每当阴天，妻子总是头痛，数年未愈。后遇一名医，在她脑顶上敷上药，烂出一针，方才痊愈。秀才惊疑不已，暗地询问廉使亲旧，才知道妻子原来就是灌园婴女。原来女孩没死，五六岁时，父母双亡，廉使领去抚养，认为义女。
秀才为阻止术士的预言实现，有意进行抵制。第一次抵制是企图刺死灌园婴女，第二次对抗是屡求婚世家，第三次抵制是娶廉使之女，他以为破坏了术士的预言，没想最终仍掉入命运的圈套。这是天意与人力的对抗，不涉及道德因素。韦固第一次抗争采取的是非道德的手段，但与他的命运不产生联系。作者只是通过韦固抗争命运的失败，说明命运的不可逆性。婚姻如此，甚至一饮一啄都莫非前定，唐代就出现了专门“判人食物，一一先知”的相士。如《逸史·李公》（《太平广记》卷第一百五十三）记贞元中，万年县捕贼官李公，一日与朋友在官衙西亭子里烧制鱼片。有个术士经过，自称能“善知人食料”。李公问：你看今日坐中有谁吃不到鱼片？术士微笑曰：“只有足下吃不到。”李公勃然大怒说：“今天我是主人，请大家吃鱼片，哪有我吃不到的道理？此事你若说中，给钱五千；若不中，有你苦吃。坐中诸位为证。”于是敦促赶快烹制。刚做完，忽然有人来报，太守召见。李公骑马奔去，担心自己回来晚，叫客人先吃，同时叮嘱厨师给自己留两碟，以破术士之言。过了很久，李公骑马而归，大家已吃完，给他留下的鱼片还在。李公脱衫就座，拿着筷子而骂。术士颜色不动，忽然，亭子上掉下一块泥土，将餐具打得粉碎，鱼片和粪土混杂在一起。李公惊异，问厨师是否还有鱼片，厨师说没了。于是李公厚谢术士，以钱五千与之。在这个故事中，李公设法破术士之言，但终未成功。
总之，这类故事由“命辞”引发，叙事核心是描写事主的抗争过程，通过抗争失败，表现命运的强大和人类的渺小，说明面对命运，人类唯一能做的就是顺从，一切抗争都徒劳无功。
四、结语
古人认为，在“兆象”与“结果”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可以根据“兆象”判定“结果”。这就使小说家对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有了更直观的体验，借用到小说创作中，有益于小说的结构紧凑，叙事严谨。福斯特说：与故事的可继性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一本结构紧密的小说，往往许多事情是错综复杂、互相呼应的，即使很有水平的读者也要到读完全书才能居高临下，鸟瞰全貌。”因此，小说家在动笔之前，他必须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使情节取得最好的效果，必须心中有数，置身于小说之上，始终考虑到因果关系。【16】可见，占象叙事与现代小说创作观念暗合，因此，早期小说家依靠在事件间的因果联系来形成发展线索，整合情节，对于促进小说叙事的逻辑化，促成小说叙事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从而使小说家更加成熟地驾驭叙事行为，无疑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占象是一种迷信行为，“兆象”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基于古人的一种先验性的认识，两者之间实际上是非逻辑的假因果关系，并不能经受严格的逻辑分析。列维-布留尔称这种思维方法是“前逻辑性的”，泰勒则认为它混淆了类推和因果律。它不是从吉凶祸福产生的实际出发，去研讨有关规律，而是先想象出某种规律，然后以此去解释吉凶祸福。小说家依据的往往是一种命定的因果观念，从而忽视了社会生活多层面的复杂关联，消解了故事中可以充分挖掘的潜在意义与价值，这就大大限制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当这种叙事模式成为一种社会话语，成为一种认知方式和思维习惯后，类似题材的小说便具有了相似的话语阐释，形成了固定的叙事模式，其思想和艺术便难以获得突破和超越。
预叙虽事先揭出了故事的结果，破坏了读者发现最终结局的阅读期待，但它却造成另一种性质的心理紧张：小说的艺术核心已不在结果，而在通向这一结果的过程，所以，结果的提前预告不是缩小了而是开拓了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而且，由于兆象的神秘性、隐喻性和命词含义的多义性、朦胧性，它只能给读者一个大致印象，或一种情感基调，不是十分清晰，因而给人无限的联想，朦胧中它似乎告诉了你什么，但又没有具体的细节，留下无限的可能性和空白点。正如茵格尔顿所说：文学作品是纯粹的意向性的、受外界支配的对象。也就是说既非决定性的，亦非自足性的，而是依赖于认识活动的。它包括四个层次和两个不同的维面。这些层次和维面形成一个框架或图式结构，有待于读者完成，作品显示出无数的未定点。“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种未定之处，以作品中的句子为基础，我们无法说出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客观分场景是否具有某属性。事实上也是这样，无论多少细节或暗示都无法消除未定点。在理论上，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个表现的客体或方面，都包含着无数的未定之处。所以，或许读者进行的最为重要的活动，就在于排除或填补未定点、空白或本文中的图式化的环节。”【17】这些“未定点”就是悬念，召唤读者来“排除”和“填补”，也即发挥想象，继续追问和阅读。
这样，对于读者来说，占象式的预叙是由虚到实、层层剥开的解码叙事过程，顺应了人们的好奇情趣及认识事物的过程，使阅读伴随着对其如何继续下去的强烈的不确定感，引起读者希望故事继续发展下去的强烈期待。正如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如果我们再问：“以后呢？”便是故事，要是问“什么原因？”则是情节。这就是小说中故事与情节的基本区别。【18】因而，占象观念对古代小说的结构艺术既有促进作用，也不乏消极影响。
注释：
【1】（法）热拉尔·热奈特著、王文融译：《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
【2】王充：《论衡》，《诸子集成》（7），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第23页。
【3】罗炽：《太平经注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8页。
【4】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5】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2页。
【6】宋齐邱：《玉管照神局》，《四库术数丛书》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20页。
【7】北周庾季才：《灵台秘苑》卷六“天占”，《四库全书》“术数类·子部”卷八○七，商务印书馆影印本，第30页。
【8】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9】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页。
【10】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
【11】张竹坡批语，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12】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文存》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13】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2页。
【14】葛洪著、陈士元增删：《梦林玄解》，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15】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0—162页。
【16】（英）E．M．福斯特著、冯涛译：《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76—77、84页。
【17】（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304页。
【18】参见（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