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的影响下，小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灵性，知恩图报，有情有义。《搜神记》卷二十都是记动物报恩仇的故事，“孙登”条记龙背生大疽，孙登为治之，龙行雨为报。“苏易”条写苏易为难产的母虎接生，虎送野肉报之。“哙参”条记哙参收养受伤的玄雀，愈而放之，雀衔明珠以报。“杨宝”条记杨宝幼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于树下，为蝼蚁所困。杨宝愍之，取归置巾箱中，食以黄花，百余日，黄雀毛羽长成，朝去暮还。一夕三更，杨宝夜读，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出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见拯，实感盛德。”乃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事，当如此环。”“隋侯”条记隋侯救护受伤的大蛇，后蛇衔明珠以报之。“孔愉”条采用倒叙的手法，先写孔愉元帝时以讨华轶功封侯，再追叙孔愉少时曾买龟放生。龟至中流，左顾者数过。及后，以功封余不亭侯，铸印，图像正是龟钮左顾，三铸，如初，印工以闻，愉乃悟其为龟之报，遂取佩带。结尾接叙孔愉累迁尚书左仆射，赠车骑将军。“老姥”条写巨鱼因江水暴涨死去，合郡皆食之，一老姥独不食。忽有老叟曰：“此吾子也。不幸罹此祸，汝独不食，吾厚报汝。若东门石龟目赤，城当陷。”后果城陷为湖，龙子化为青衣童子引老姥登山，得免于难。“董昭”条写董昭尝乘船过钱塘江，见江中有一蚁，爬在一短芦上，甚是惶遽。董昭救蚁上船。其夜梦一乌衣人，从百许人来，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不慎堕江，惭君济活。若有急难，当见告语。”历十余年，董昭被诬系狱，蚁啮断囚械，因得出狱，旋遇赦得免。《冥报记》中严恭赎鼋放生，得钱五万，家由此富裕。《传奇》“姚坤”条（《太平广记》卷四百五十四）写处士姚坤，见有猎人以网取狐兔为业，常收赎而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后被人投于井中，以硙石咽井口。姚坤得到狐狸的救助而脱险。《宣室志》中“李甲”条写李氏家里有很多老鼠，但李家信佛，讨厌杀生，绝不养猫，后老鼠报恩，救了李氏全家性命。《大树坡义虎送亲》（《醒世恒言》卷五）写勤自励见一只老虎误陷于槛阱之中，于是破阱放虎。后来老虎帮助勤自励夫妻团圆。《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卷十八）故事中写朱恩准备杀鸡款待施复，施复以不要杀生劝阻，当夜施复歇宿的房屋倒塌，但因鸡提前鸣叫，施复已起床出去，得以躲过劫难。在古代小说中，龙王赠宝、嫁女，以及帮助恩人中第入仕或后来在恩人溺水时施救的描写，成为一种叙事模式。如《李元吴江救朱蛇》（《清平山堂话本》）写汴梁秀才李元游吴江时救下一条赤色小蛇，放归吴江。此蛇原是西海龙子，龙王为谢救子之恩，邀李元进人龙宫，赠以珍宝，许配龙女。后来在龙女的帮助下，李元高中巍甲。《救金鲤海龙王报德》（《西湖二集》卷二十三）写杨维桢买鱼放生，后来他的爱妾竹枝死去，梦中被请入龙宫，龙王告诉他，他先前所救的鱼是龙女，龙女为报答恩德，转世为竹枝，嫁与维桢。《西游记》第9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写唐僧父亲陈光蕊曾将一条金鲤鱼放生洪江，此鱼原是洪江龙王所化。后来陈光蕊赴任途中，经过洪江，遭贼劫杀，沉入江中，得洪江龙王救助，日后还魂报仇。《乐小舍拼生觅偶》（《警世通言》卷二十三）入话写龙子因酒醉变作金色鲤鱼出游，被人猎获，进与钱王作膳，钱王见此鱼壮健，不忍杀之，令畜之池中，后差人送往江中。龙王后来为钱王扩展领地，以报救子之恩。
总之，这类故事的叙事较为简单，一般先叙“因”——某人杀生害命（或保生护命），再述“果”——某人遭到报应。故事体现出佛教文化中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众生平等的思想。
2．负恩
佛教与儒家一样，非常重视诚信，认为“人有诚信之心，可自得度”【309】。佛陀告诸比丘说：“若比丘来为我声闻，不谄不伪，质直心生，我则教诫教授为其说法。晨朝为彼教诫教授说法，至日中时得胜进处；若日暮时为彼教诫教授说法，至晨朝时得胜进处。如是教授已，彼生正直心。实则知实，不实知不实，上则知上，无上则知无上。”【310】可见，佛乐意为质朴诚实的人说法，而说法的目的就是令其生正直、诚实心。《贤愚经·无恼指鬘品第四十五》中说：“王告诸臣并诸人民，夫人生世，诚信为本，虚妄苟存，情所未许。宁就信死，不妄语生。复为种种，说诚信之利，广为分别虚妄之罪。”【311】
《剪灯新话》中《三山福地志》是篇典型的因不讲诚信、忘恩负义而遭报应的故事。元自实借给朋友缪君银两而未立文券，后来元自实家被强盗洗劫一空，前去投奔已经发迹的缪君，缪君以无文券为由拒不还钱，且以虚言哄骗元自实，致使元自实陷入困境。后来缪君受到报应，在战乱中家财失去并惨死。《桂员外途穷忏悔》（《警世通言》卷二十五）写桂迁经商受挫，本利俱耗，在逃债途中得到施家的慷慨资助，但他忘恩负义，偷挖了施家祖上埋藏的一千五百金，暴富后翻脸不认人，当施家衰败时又见危不救，因而遭到“轮回果报”，家产被拐骗，妻儿转生为“三只黑犬”。这促使他“持斋悔罪”：罄囊所有，造佛堂三间，朝夕吃斋念佛；养三犬于佛堂之内。桂女又每夜烧香，为母兄忏悔。如此年余，忽梦母兄来辞：“幸仗佛力，已脱离罪业矣！”夜来三犬，一时俱死。桂女脱簪珥买地葬之。桂迁逾年无恙，乃持斋悔罪之力。《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头回写张善友妻子因赖僧人银子，死后打入十八层地狱受苦。
3．爱欲
佛教宣扬禁欲，因为“欲”是成佛的最大障碍，而“欲”中最危险的莫过****，色之所在，即欲之所居，而欲又能导致种种罪恶的产生，因此，若犯色戒必会遭致惨烈的报应。《梵网经》卷下《十重戒》中“淫戒”曰：“若佛子！自淫，教人淫，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淫因、淫缘、淫法、淫业，乃至畜生女，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淫。而菩萨应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净法与人，而反更起一切人淫，不择畜生，乃至母女姊妹六亲行淫。无慈悲心者，是菩萨波罗夷罪。”【312】《佛说四十二章经》第十六章“舍爱得道”佛言：“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搅之，众人共临，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汝等沙门，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第二十二章“财色招苦”佛言：“财色于人，人之不舍。譬如刀刃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儿舐之，则有割舌之患。”第二十四章“****障道”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第二十五章“欲火烧身”佛言：“爱欲之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后之患。”第二十八章“意马莫纵”佛言：“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与色会，色会即祸生。得阿罗汉已，乃可信汝意。”第三十章“欲火远离”佛言：“夫为道者，如被干草，火来须避。道人见欲，必当远之。”第三十二章“我空怖灭”佛言：“人从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于爱，何忧何怖？……爱因缘故，则生忧苦，以忧苦故，则令众生生于衰老。”【313】《出曜经》：“淫之为病，受殃无量，以微积大，渐致烧身，自陷于道亦及他人，不致究竟，犹自饮毒，复饮他人，是故说淫不可纵！”【314】《圆觉经》中世尊说：“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最后世尊说偈道：“一切诸众生，不得大解脱，皆由贪欲故，堕落于生死。”【315】《杂阿含经》云：“离贪欲者心解脱，离无明者慧解脱。”【316】
犯淫戒者必受报应。“邪淫者必受恶报，现世及后世。……身坏命终，必至恶趣，生地狱中，如是邪淫者受此恶报。”【317】“邪淫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妻不贞良，二者不得随意眷属。”【318】可见，佛教对于禁欲的重要性。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中陈大郎设计诱奸蒋兴哥之妻王三巧，后来客死异乡，妻子平氏嫁给了蒋兴哥；王三巧不耐寂寞，与人私通，几经辗转后降为妾，作为不贞的惩罚。个人所造的业因不同，所遭致的报应也不同，淫人之妻，人淫其妻。《日宜园九月牡丹开》（《欢喜冤家》卷五）中蒋青霸占刘玉妻子，最终身死人手，家财荡尽，所谓“好色的死于色，行凶的自罹凶”。《费人龙避难逢豪恶》（《欢喜冤家》卷十六）中冯吉起意非良，怀心歹毒，意图谋害费人龙，夺其妻产，最后被人杀死，家财全无。《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巷》（《拍案惊奇》卷三十四）写闻人生与尼姑通奸，损了阴德，后来虽考中进士，但宦途时有蹉跌，不甚象意。《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醒世恒言》卷十五）中的静真和空照、《汪大尹火焚宝莲寺》（《醒世恒言》卷三十九）中的佛显、《张淑儿巧智脱杨生》（《醒世恒言》卷二十一）中的悟石等人，或设计恣淫、或谋财害命，败坏佛门戒律，最终身死人手。
这类小说，尤其表现了对“****”的痛恨，所谓“青竹蛇儿口，最毒妇人心”；“宁以身分内毒蛇口中，不犯女人”；【319】“女为恶根本，能失一切物”；【320】“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321】在《水浒传》中，对潘巧云、潘金莲的描写，即是这一观念的体现。
不过，由于受到明代进步思潮的影响，冯梦龙对“欲”的态度并非如佛教一概否定，而是区别对待，对合乎人性的“欲”是同情甚至肯定的。正如《醒世恒言》卷十三结尾诗所说：“自古****应横死，神通纵有小相饶。”如阮三与陈玉兰、张舜美与刘素香、吴清与爱爱、张浩与莺莺、乐和与喜顺等，俱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但都未受报应，反而或结为夫妻，或留有遗腹子。苏小妹死后，秦少游终生不复娶；范二郎后来娶妻，不忘周胜仙之情，岁时烧纸祭奠。这都是因为他们是因情结合。在婚外情问题上，冯梦龙也是从实际出发，具体对待。如三巧儿虽然失节，但情有可原，后来虽受薄惩，但终与丈夫完聚。韩夫人被庙官孙神通骗奸后，放配民间，改嫁良民，终老一生，如其本愿。但诱骗者陈商与孙神通俱各丧命。陈玉兰与阮三闲云庵偷情后有孕，守寡不嫁，抚养遗腹子状元及第，而得建贞节牌坊。蔡瑞虹忍辱报仇，失贞于陈小四，又下嫁卞福、胡悦、朱源，其子后来少年登第，圣旨准建节孝坊。在这里，“贞节”、“节操”的传统含义不复存在，与佛教的禁欲观不尽相同。
从古代小说的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在六朝小说尤其是“释氏辅教小说”中，遭致善恶不同的果报因素一般是信仰问题，而至明清时期，随着宗教的世俗化，遭致善恶不同的果报因素则一般是道德问题，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按照人物的道德品行来安排相应的报应情节的。因果报应观念意在唤起人们的道德自律，让人们自觉地避恶趋善，它既体现了宗教扶世化俗的伦理使命意识，也反映了一种广泛的对社会规范的心理期待，从而坚定人们道德信仰的力量。从思想上看，因果报应的宗教性固然仍存在，但在一些作品中，它又与其他社会观念相结合，具有了更复杂的内涵。除了总体上更多地兼容了儒家思想外，也吸收了很多具有时代特点与个性意识的东西。【322】
二、报应的方式
受佛教因果报应观念的影响，古代小说中多有以劝善惩恶为宗旨者，所谓“种瓜得瓜，种豆种豆。一切祸福，自作自受”（《施润泽滩阙遇友》）。一切事物都由因缘关系支配，每个人的善恶行为必定会给自身的命运带来影响，产生相应的回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论他是何人，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甚至阴间冥府，今世来生，“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报应的方式五花八门，但不外乎以下几种：
1．转世报
有的报应今生就会兑现。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中的新安商人因淫人之妻，客死异乡，妻子改嫁。《桂员外途穷忏悔》（《警世通言》卷二十五）中桂迁受恩不报，盗掘施家窖银，致使妻儿变犬；骗取桂迁五千金的尤滑稽买官后，受贿枉法被劾，受刑不过，死于狱中；牛公子仗势欺人，死于冰刀之下。《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巷》（《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中功德庵和尚男扮女装，奸骗妇人，死无葬身之所。《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源与人通奸，身死人手。《日宜园九月牡丹开》（《欢喜冤家》卷五）中蒋青夺人妻子，又与仆妇通奸，最后被人杀死，千万家事也最终落到了受害者手中。《费人龙避难逢豪恶》（《欢喜冤家》卷十六）中冯吉起意非良，怀心歹毒，意图谋害费人龙，夺其妻产，最后被人杀死，家财全无。而他的妻子唐氏，施恩得报，全身善终。总之，“天道好还，铢而不谬”，“好色的死于色，行凶的自罹凶”。
有的则采用转世的方式来报仇。如《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头回故事写张善友两子，长子勤劳持家，积攒家业，原是前生偷窃张家银子的盗贼转世；次子吃喝嫖赌，挥霍家业，原是被张妻赖占银子的僧人转世，一为还债，一为讨债。《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喻世明言》卷三十七）中，小沙弥误杀曲蟮，曲蟮借听经之力，加上不断修行，一世转生为火工道人，再世转生为大财主黄复仁，三世转生为梁武帝。后梁武帝误杀前世乃小沙弥的磕头师。梁武帝又因弑齐和帝，被侯景所害。但因梁武帝修行不断，故最终去了西天。《吴越王再世索江山》（《西湖二集》卷一）则写赵宋王朝因夺了吴越王的江山，吴越王钱镠英灵不泯，转世为宋高宗，索还江山。《说岳全传》开头写因宋徽宗不敬天地，玉帝遂令赤须龙下界，降生为金兀术，侵扰大宋。如来又怕无人能制服赤须龙，便派佛头顶上的护法神大鹏金翅明王下凡降世为岳飞，来保卫宋室江山。大鹏金翅鸟在如来说法时曾啄死女土蝠，在下凡途中，又将铁背虬王左眼啄伤，后虬龙投胎生为秦桧，女土蝠投胎为秦桧妻王氏，两人终将岳飞害死。这样，宋金之间的民族战争和岳飞与秦桧、王氏之间的忠奸斗争，都被约化为宿世的因果报应。《后水浒》中的南宋初杨么起义，也被说成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转世重聚，“以完劫数，以报奸仇”。
2．地狱报
地狱报是所有报应中最重的惩罚。在六道轮回中，“作善业，生于上三道，作恶业，生于下三道”，地狱又是处于恶道的最底层，是最终的审判场所，作恶众生有可能逃避现世的报应，却无法逃脱死后入地狱受苦的法则。
小说一般采用亲历地狱者的讲述，叙述地狱的审判，证明因果报应不虚。如《幽明录》“王明儿”条写王明儿鬼魂显形，说邓艾、王敦、桓温等人在地狱受苦。“赵泰”条写赵泰昏死后入冥府接受审判，“杀生者当作蚌蟒虫，朝生夕死；若为人，常短命。偷盗者作猪羊，身屠，肉偿人。淫逸者作鸽鹜蛇身。恶舌者作鸥鸽鹅鹃恶声”。《剪灯新话·令狐撰冥梦录》写令狐撰到地狱游览，见奸臣秦桧等在地狱中受到种种酷刑，永无出头之日。《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二刻拍案惊奇》卷十六）中毛烈因谋占陈祈田产，陈祈告状无门，只得到神前申诉，结果毛烈被押入地狱受审。《孔良宗负义薄东翁》（《欢喜冤家》卷十七）写孔良宗在江侍御家为西宾，****主人的妻妾，在地狱被重责二十，送转轮王，着令往江侍御家为犬。三年后，被穿箭药死，再转轮回。
总之，这些故事，都是通过地狱的恐怖和审判描写，证明富贵贫困皆因业力而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所逃避。这类故事在前文中已讲到，在此不赘述。
3．鬼魂报
在中国传统的认识中，人死为鬼，鬼居住于幽冥世界，与神仙世界、现实世界构成了完整的人、神、鬼三维空间。而在佛教中，鬼是六道众生之一，有种种的分别，鬼居住的世界称为鬼界，鬼参与六道轮回。佛教传入后，人死为鬼与六道轮回融合在一起，广泛流传，常被小说家写进小说中。
在小说中，一般是鬼报恩仇的故事，说明滴水之恩必有报答，眦睚之仇必无逃脱。莫谓善小而不为，恶小而为之。在先秦典籍中，就有鬼魂报恩的故事，如《左传·宣公十五年》中结草报恩的故事，后来，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鬼报恩仇的故事越来越多，颜之推《冤魂志》“引经史以证报应”，是部专门讲述冤鬼报仇的小说集。
有的写安葬遗骸而得鬼报，表现中国人死后入土为安的文化习俗。如《瘗遗骸王玉英配夫偿聘金韩秀才赎子》（《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写女鬼王玉英死后两百余年，骨骸暴露于野，秀才韩生见之，油然而生恻隐之心，将骨骸重新埋葬。王玉英感恩，夜晚前往韩生处说明原委，以身相报。王玉英与韩生相处一年有余，生下一子，又出入阳世与韩生往来二十余年，直至儿子长成，方再不出现。《感恩鬼三古传题旨》（《石点头》卷七）写淮安进士伊尔耕，往温州赴任，路经富阳，女儿不幸暴死舟中，权将棺木寄于报恩寺西廊之下。后伊尔耕全家患疫病而死，致此女十年无人收葬。每至风清月白之夜，女鬼或吟诗，或怨叹，凄惨异常。后来仰邻瞻寄居报恩寺中读书，得知此事，答应将来考完后为之安葬。仰邻瞻梦中得女鬼帮助，获悉考题，得以中第。
鬼复仇故事更多。《冤魂志》多记厉鬼报仇的故事，如“邓琬”条写张悦杀邓琬后，邓琬为厉鬼作祟，张悦遂死去；“张绚”条记张绚杖杀部曲，部曲鬼魂跳入张口，张因而得病死；“陶继之”记陶枉杀乐伎，后梦乐伎跳入其口，陶自此疯癫而死。《满少卿饥附饱飏焦文姬生仇死报》（《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一）写满少卿在落魄时得到焦大郎的救助，并将女儿焦文姬嫁给他。后来满少卿中举做官，别婚宦族，一去不来，使焦氏举家悬望，受尽苦楚，抱恨而死，结果满少卿被焦文姬鬼魂捉去阴府对理。《穆琼姐错认有情郎董文甫枉做负恩鬼》（《醉醒石》卷十三）写青楼女子穆琼琼看上嫖客董文甫，遭董文甫骗财骗色，使穆琼琼陷入绝境，抑郁而死，后鬼魂设法报仇，将董文甫活捉而去。《木知日真托妻寄子》（《欢喜冤家》卷十九）木知日出外做生意，寄妻托子于江仁。江仁在木知日走后，暗窃其财，巧奸其妇。木家安僮赶赴四川，告知主人，木知日不信，反责骂安僮，安僮忿激，投河自杀。一灵不昧，鬼魂缠住江仁，终使他自尽。木妻死后，续江妻为弦。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引米涅儿《宗教批判史》中的话说：夭折或凶死的鬼，这些灵魂是被强逐出肉体的，它们带着强烈的复仇心转入新的生活中。【323】所以，古人认为，冤屈而死的鬼魂具有强烈的复仇心理，尤其是在男权社会，女性处于劣势，受冤无处申诉，故多女鬼报仇的故事。在这类故事中，女鬼或因生前被男子抛弃而死，或为名节受污而死，死因不同，生前性格也有异，或柔顺善良，或大胆泼辣，但死后为鬼，却都个性刚烈，有怨必报。
4．畜生道
“畜生道”也是“六道”之一，指作恶者死后转世为畜生受苦。佛经中就有此类故事，如西晋竺护法译《生经》卷四“佛说负为牛者经”中说：一人欠金，“债主求之，避不知处。遂在生死，周旋往来，无数之劫，不偿所负，至于今世，堕此牛中。”其他如安世高译《佛说分别善恶所起经》、梁宝唱等集《经律异相》、唐道世集《诸经集要》、唐道宣撰《续高僧传》等，都载有类似故事。古代小说中也很早就有，如《列异传》中鄱阳彭某之父，因射猎杀生而被谪为白鹿。《异苑》中鄱阳桓阐因用生犬肉祭神，被谪为虎；高平黄秀被谪为熊。《齐谐记》中东阳郡吴道宗之母，因宿罪被谪为乌斑虎；江夏郡薛道恂，因病发狂被谪为虎。《述异记》中南康平固人黄苗对，因向神许愿不兑现，被谪为斑毛虎。《会昌解颐录》中，峡口道士因有罪于上帝，被谪为虎。《异录》“竹永通”条载：竹永通曾借僧家米，撒赖不还，后寺家牛生一犊，足有白文，乃是“竹永通”字。此类故事还见于《报应录》“童安圩”条、《宣室志》“贪官变牛”条、《会昌解颐录》“史无畏刀”条、《玉堂闲话》“刘钥匙”条等。
三、因果报应观念与小说叙事艺术
作为因果报应思想基础与核心的因果律，带给人们一种发现事物间互相关联的思维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说，因果报应必然对小说叙事产生影响，更值得注意的是，因果报应在小说中的意义不只是表层结构上的，宗教意识、现实规律和叙述逻辑的契合，实际上已构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上的一个基本特点。首先，追因溯果的思维方式，促使小说家在描写时努力发现、揭示或构建情节间的内在联系；其次，因果律赋予小说家一种整体思维的眼光，把本来头绪杂乱的现象统一起来，借因果报应，为作品提供了一个整体的框架。总之，经过历代小说家的努力，因果报应作为情节布局中的惯例因素，与小说反映的现实及小说家的艺术技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叙事策略。当作为道德观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作为叙事结构与情节的因果关系达到了契合，作品内在的逻辑性也就得到了突出。一篇作品展示的情节，往往就是一个有因有果的道德实践过程。各环节的前因后果环环相扣，不但昭示着某种道德观念，也显示着结构的谨严有序。【324】
首先，小说家往往在小说开头设计一个“因”之形成的“元故事”，作为小说的楔子，成为笼罩全书的大格局，“成了推动小说情节发展、解决矛盾的动因”。【325】如《封神演义》开头写女娲娘娘圣诞之辰，纣王驾临女娲宫降香，见女娲圣像容貌瑞丽，神魂飘荡，陡起淫心，吟诗亵渎。女娲大怒骂曰：“殷受无道昏君！不想修身立德，以保天下；今反不畏上天，吟诗亵我，甚是可恶！我想成汤伐桀而王天下，享国六百余年，气数已尽；若不与他个报应，不见我的灵感。”于是遣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玉石琵琶精三妖下凡，隐其妖形，托身宫院，惑乱君心，以助武王伐纣成功。小说将历史上的商周之争的动因，简化为纣王触怒神道而引发的报复。《说岳全传》开头则写了三重因果：一是如来的护法神祇大鹏金翅明王啄死女土蝠，二是大鹏金翅明王啄瞎铁背虬王，三是徽宗元旦郊天时，表章上将“玉皇大帝”误写成“王皇犬帝”。由于这些冤孽，“后来弄出许多事来”，女土蝠投胎下世报仇，大鹏金翅明王降落红尘，偿还冤债，修行功成，方许归山。玉帝命赤须龙下界，搅乱宋室江山，使万民受兵革之灾；而如来又恐赤须龙无人降伏，故遣大鹏鸟下界，保全宋室江山。这段神话故事，充满了民间故事的谐趣和对历史解说的幼稚，但在艺术上，却是全书的纲目，并预叙了故事的大致结局。此外，《女仙外史》、《新史奇观》等小说，都是以这种方式结构全篇。因果报应既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动力，又是小说的结构纲目、小说整体构思的基础。作者虽写故事由造“因”而引起，但“因”结“果”的过程却联系历史变迁，人生百态。
其次，佛教的因果观念诱导着小说家对艺术的虚构性与叙述自律性的自觉认知，强化了小说家缀联形象因素的思维聚合力。【326】小说作者喜欢在小说中穿插议论，以突显果报题旨。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头的“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和结尾的“殃祥果报无虚谬，咫尺青天莫远求”。《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喻世明言》卷三十二）开头便以“自古机深祸亦深，休贪富贵昧良心。檐前滴水毫无错，报应昭昭自占今”点明主题，结尾以“王法昭昭犹有漏，冥司隐隐更无私。不须亲见酆都景，但请时吟胡母诗”绾结全文，突出果报。在“三言二拍”中，所谓“种麻还得麻，种豆还得豆。报应本无私，作者还自受”、“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等之类话语比比皆是。作者在改编时，有意增加了许多果报的内容。如在《苏知县罗衫再合》（《警世通言》卷一）原作中，徐继祖并未中进士，是在罗衫再合后向官府告状，才得以为父报仇。冯氏则改为他考中进士后为御史，亲自审案，又法场监斩，为父雪冤。这样，徐继祖直接参与了报仇，报应更为痛快。《乔彦杰一妾破家》（《警世通言》卷三十三）原作中恶人王酒酒并未得恶报，冯氏则改为在结尾时，乔彦杰鬼魂报仇，将王酒酒拖下水中淹死，并议论道：“乔俊虽然好色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惨祸，九泉之下，怎放得王青（即王酒酒）过！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王娇鸾百年长恨》（《警世通言》卷三十四）中周廷章始乱终弃后被杀，妻子改嫁，而原作中也无此情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喻世明言》卷一）原作文末附有一段关于新安商人道遇盗劫，客死异乡，其妻转嫁蒋兴哥的传闻。冯氏将此“传闻”坐实，直接写进正文，并借蒋兴哥之口感慨道：“天理昭彰，好怕人也。”冯氏写县令向来艰子，在让蒋兴哥夫妻重圆后，升为京官，在京纳宠，连生三子，科第不绝。这段情节也是冯氏增写的。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无不从因果报应出发，受因果报应潜在逻辑影响，按照“因——果”的框架来结构故事，以人的所作所为推动情节的发展，使故事形成业因果报应的模式。因此，佛教的“因果报应”和“转世”观念的引进，使我国明清小说“在结构形式上具有了回环兜锁、圆如转环的特点，从而形成了明清小说特有的形式美感”。【327】
复次，“因果报应”观念作为一种结构形式，使明清小说取得了一定的时空自由，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和表现力。小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叙事的艺术，特别是我国古代小说一般在叙事时间上采取连贯叙述，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以情节为结构中心，因而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表现尽可能长的时间跨度，以融进尽可能丰富的情节内容，便成了我国古代小说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将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引进小说，就为古代小说家加大时间的跨度和情节的容量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因果报应”是两世以上的生命历程，而且可以设置多重因果，这就使小说家在叙事时间上获得了相当的自由度。而时间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空间的变化，由于超越了圣凡、生死的界限，人物的活动的时空就随之得到扩展。【328】如《祷机闲评》写明嘉靖年间，皇帝命朱工部治理淮河，有赤蛇现身欲效劳，却全族无辜被朱工部焚死，于是天庭命赤蛇与同族转生为魏忠贤一干人，以报前冤；朱工部及当时河工则转世为杨涟等人，结尾碧华元君解说沉怨，各有发落。作品社会背景广阔，人物经历复杂，涉及的场所由泰山庙、京师等几个有限地方扩大到由京师至湖广间的富室官衙、乡村僻壤、水陆闹市、深山野岭等，包括了中下层社会几乎所有类型的人物。写出晚明这个封建末世的病态文化，诸如官场腐败，贪污受贿，构私枉法，草菅人命，世风日下，纵欲无度等等，可谓切中时弊，并具有辩证思维的优长，的确称得上“深极哀痛，血透纸背”。【329】这种思想内涵的揭露却是通过释道惩恶的大结构来实现的，小说虽然从神佛惩恶的因果入手，但在记魏忠贤的诸多大事件上均与历史事实相符，反映了明末宦官专权的黑暗政治局势。《醒世姻缘传》是部典型的以因果轮回报应故事作为小说叙事框架的长篇小说。小说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写狄希陈的前生晁源，相当于整部小说的五分之一，当然，前面的一些人物，如晁源之母等人，关于他们的叙述一直延续到小说的结尾。该部分写明朝时期山东纨绔子弟晁源，纵妾虐妻，逼死原配计氏；又猎杀仙狐，结下冤仇，种下恶因。最后因与佃户妻子通奸，被人杀死。后部分写晁源、计氏、珍哥和仙狐先后转世。晁源托生狄家，名希陈；仙狐托生薛家，名素姐；计氏托生北京童家，名寄姐；珍哥托生北京韩家，名珍珠。狄希陈、薛素姐由父母做主约为婚姻，后娶寄姐为妾，收珍珠为婢。于是冤家聚头，一系列复仇性的迫害开始了，素姐以世所罕见的方式虐待狄希陈，把他折磨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其妾寄姐亦是如此，并逼死婢女珍珠。狄希陈买官赴成都府上任，携寄姐同往，素姐听闻后前去寻夫，妻妾合力对付狄希陈，几欲令其丧命。幸得高僧救治和指点，乃悟两世姻缘，冤仇相报，于是吃斋念佛，终于福至祸消，高寿而终。可见，《醒世姻缘传》利用因果报应的叙事方法，勾连起前后近百年的时间，两世姻缘，拓展小说的情节发展空间，使笔锋得以触及当时中下层社会的方方面面。小说涉及了诸如权阉、京官、胥吏、幕宾、衙役、地主、秀才、农夫、商人、仆婢、医生、娼妓、僧道等多个阶层的人物，笔锋冷峻犀利，刻画人物性格入木三分。因果报应的结构模式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和表现力，使作品结构形式上具有回环往复的特点，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特有的美感。
作为中国世俗化了的“因果报应”观念，在市民心理中，已成为普通大众的精神支柱，借果报观念来惩恶扬善，也成为普通大众推行道德观念，实现美好愿望的主要手段之一。小说的创作缘起、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最后归宿由果报关系构成，但是作者的主观意图并不是为果报思想张目。这种果报关系只是作者结构作品时的“借用”，其重点仍在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会现实，换言之，主导作者艺术思维的是现实的规律与小说的叙述逻辑。因此，宗教意味的因果报应有时与现实的因果关系可以并行不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剥离其中的因果报应思想，同样能把握其中矛盾发展的规律，如《金瓶梅》和《红楼梦》。《金瓶梅》全书以“因果报应”观作为小说的线索展开叙事，以犀利的笔锋，正确而又血淋淋地剖析病态的社会。“艺术创作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它往往超越了宗教设置下的樊篱，更多地向文学审美回归。”【330】小说中的表现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在有的作品中，因果报应只是附会上去的一种点缀，情节的主体自有其内在的现实规律。
从叙事层次来讲，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有一因一果式、一因多果式、多因一果式、多因多果式、善恶因果交织在一起式（或一人种下善恶因，结下善恶果，或善恶因果对比式）等多种形式。一因一果式较为简单，在此不论。有的结构较为复杂，以多重因果、循环回报来结构故事。如《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卷十八）就是多种善因结多种善果。小说写施复拾金不昧后，每年养蚕，大有利息。后因去洞庭山购买桑叶，上岸借火，不但躲过覆船之灾，而且巧遇原先失金者朱恩，买得桑叶。施复住在朱家时，因鸡提前鸣叫，救得性命，遂立誓戒杀。接着，施复为扩大生产，购买间壁邻家的两间小房，施复在修理时，掘出一坛银子，约有千金之数，后又在自家房子中挖出一大堆银子。自此生意兴隆，富冠一镇。《不乱坐怀终友托力培正直抗权奸》（《型世言》卷二十）写主人公秦凤仪受朋友所托，坐怀不乱，送回窦员外之妾。窦感激秦凤仪，指点他上京应试，考中进士。秦凤仪上任途中遇贼劫船，饶恕劫船之强盗。秦凤仪去民风凶悍无人敢去的熟苗征粮，正遇船上释放之强盗，从而顺利完成征粮。秦凤仪得罪内阁，被上司百般难为，恰好新太府来，正是窦员外，又得窦员外护持方免受害。秦凤仪两次结下善缘，三次得到回报。
有的小说，则将善恶因果集于一人一身。如《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西湖二集》卷十六）中罗隐本“有半朝帝王之相”，只因心生恶念，被削去禄籍。但自后一心忏悔，改行从善，感动神道，又慢慢注入禄籍。在罗隐身上，发生过善念转恶、恶念转善两种行为，导致两种不同的报应。这样既强化了善恶报应的思想，又使行文曲折有致。而且，因果的转换通过梦中神道告知而完成，也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性。
有些小说则将数条因、果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复杂的网状结构，容纳了更多的内容。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警世通言》卷五）写主人公吕大郎拾金不昧，归还原主，结果在失主家找到了失散七年的儿子；吕大郎散金救助落水之人，不意落水者之中有自己的兄弟，并由此得知家中情形。相对于吕大郎的行善事得好报，故事中还安排了另外一个相对照的人物吕二郎，吕二郎因哥哥长时间离家，厌弃嫂嫂，准备卖掉嫂嫂，结果买者误将吕二郎之妻掳走。这个故事由吕大郎的二重因果及吕大郎和吕二郎的善恶因果对比结构而成。吕家兄弟两人不同的行为造成不同的结果，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明善恶报应的可信性。
在小说中，对于“因”和“果”的叙述，有的偏重于“因”，有的偏重于“果”。以“因”作为开头或楔子的小说，叙事重点在“果”，当然，有的小说将“因”放大，如《醒世姻缘传》、《警世阴阳梦》等作品，小说家就将因果报应扩大成为小说情节的二元结构，使前因后果两部分充分展开，以强化因果报应思想的表现。但相对来说，“果”的篇幅仍大于“因”；有的小说叙事重点在“因”，如《金瓶梅》主要描写西门庆罪恶的一生，关于其“死亡”及其子孝哥为他赎罪的描写比较简略。甚至对于后来描写西门庆死后转生报应的“金瓶梅续书”系列来说，《金瓶梅》都是“因”，续书都是“果”。
然而，当因果框架成为一种稳定的模式，就变成了程序化、凝固化的东西，陷入僵化状态，失去了生命力，反而削弱了小说的表现力。如《王孺人离合团鱼梦》（《石点头》卷十）将夫妻二人的离合聚散归结为杀团鱼所导致的果报，劝诫人们杀生，在行善的主题下，极大地冲淡了小说的社会意义。《陈可常端阳仙化》（《警世通言》卷七）中陈可常读书屡次不第，出家为僧，被郡王赏识，成为出入郡王府的内门僧。陈可常被诬与府中侍女有私情，吃官司发配回家。后真相大白，可常做辞世颂后圆寂。故事突出了僧人对于王府的依附，以僧人的无辜遭遇揭露了官府的黑暗。但是故事最后还是落入了因果报应的窠臼：对于陈可常的遭遇，故事结尾点明陈可常原是五百罗汉之一，因前世欠下宿债，今世特来偿还。这种结构明显消弱了故事的现实意义。
四、因果报应故事的文化意义
因果报应作为外来的文化因素，之所以能在中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并与本土的文化融合，自有其存在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运观，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天命不易”，因此主张屈从命运。《淮南子·谬称训》中说：“善否我也，祸福非我也。”【331】道家经典《太平经》中也说：“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贵不能为贱，命贱不能为贵也。”【332】《列子》更把个人后天的努力和先天的禀命虚拟为“力”与“命”两个人展开辩论，结果“力”最后理屈词穷，作者以此告诫大家：“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天夭折者，不知命苦也；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333】所以，个人的努力是徒劳的，聪明的做法唯有“居易以俟命”，千万不能“行险以侥幸”。《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初刻拍案惊奇》卷一）入话和正话分别讲述了两个转眼贫富出人意外的故事，感叹“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要人知足守命。正话故事中的主人公文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家境富裕，但不事生产，家产耗尽，始做生意营生，却屡做屡赔，连年如此，人称其为倒运汉。后文若虚随朋友出海，买洞庭红桔百斤，备船上解渴所用，不料到了一个名叫吉零的小国，因吉零国人从未见过红桔，遂争相来买，文若虚趁机抬价，卖了数千钱。故事至此，主人公开始转运。归途中遇风，船停于一小岛，文若虚岛上见一大龟壳，不理会众人嘲笑，拖上船去，后至福建，龟壳被一波斯胡人高价买走，方知龟壳原是鼍龙蜕下的壳，内中有夜光之珠，为无价之宝。文若虚遂大富，后成富商。在这篇故事中，文若虚从背运到转运，并无任何的铺垫，没有什么关键的事件使其命运发生转折，完全是偶然性的事件在起作用，正印证了文中所言是命中所定，与人力无关。在故事中，文若虚转运之前，就设置了一个相士预言其财运将在出海后来到的情节。在古代小说中，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所谓一切皆有命安排。文若虚就是“知足守命”的典型代表，如当众人知道龟壳是宝物后，纷纷劝说文若虚应该再提价，文若虚却道：“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也只当得废物罢了，还亏他指点晓得，如何还好昧心争论？”《张福娘一心守贞朱天赐万里符名》（《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二）中说：“天下凡事，皆由前定。”《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巷》（《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中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夫妻自不必说，就是些闲花野草，也只是前世的缘分”，强求不得。
二是相信命运可以改变，天降祸福完全取决于人自己。如《尚书》说：“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是公正无私的，人作善则降福，作恶则降祸，祸福全由自己的善恶所决定。但这种说法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作恶的人终其一生未必会受到报应，而为善的人也常是一生坎坷。因为没有轮回观念，传统文化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便采取另一种说法，即人一生的善恶会影响儿孙，此即《周易》中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道教的“承负说”据此发展而来。《太平经》说：“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就是说，前人的过失，积累起来后，会连累后代遭殃，“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信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334】但累及无辜的说法到底使人心有余憾，在这种情形下，佛家的因果观便凸显了其合理性。佛教说，“不能免定业”，“不能度无缘”，“不能尽生界”，面对因果律，佛也无能为力，甚至释迦牟尼成佛前，也曾受到因果报应的制裁。要想不遭恶报，只有不造恶业。故“七佛通戒偈”云：“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诸恶莫作”是诸法之本，是一切善法、善心之源泉。【335】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毫无疑问，佛教的因果人生观比天命观要积极得多，佛教的因果报应与六道轮回构筑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解释人生的理论。人的命运形态是可以解释清楚的，也是可以自己驾驭的。每个人的业力、行为只影响他自己，与他人无关。有人遭际坎坷，厄运连连，那是因为他以前积下了恶业；有人春风得意，大富大贵，那是因为他以前积下了善业。这个“以前”不仅仅指今生的以前，更指前世或是数世前。这种理论就可以解释清楚为何有“善人得凶、恶人获吉”的不合理社会现象，从而不致使为善者失去继续为善的动力，为恶者敢于无所畏惧地继续作恶。当然，佛教的解释把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之原因及解决方案推向了一个不可知的前世和后世，然而，究竟有无前生后世，对佛徒来说，这是不可置疑的，因为“正信”是信佛者必不可少的品格。但对多数人来说，他们只是借助佛教的思想来解释人生，以求得一种精神上的安慰罢了。但无论如何，佛家因果观最终的立足点都是人，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作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显然比天命论更能给人以希望。
佛教因果报应的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但佛教“自作自受”的报应观也并不能彻底取代传统的“报于儿孙”的报应观。人们实际上是同时接受了佛教的“因果观”和中国的“天命观”，在更多的小说故事中，因果观与天命观是混杂为一，难以截然分开的，一方面既认为命运天注定，要人们知足守命，安于命运的安排，另一方面，又以因果报应的理论来解释不同的人生，呈现出一种矛盾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唐代唐临在《冥报记》“序”中所说：
临窃谓：儒书论善恶之报甚多。近者报于当时，中者报于累年之外，远者报于子孙之后。当时报者，若楚子吞蛭，痼疾皆愈；宋公不祷，妖星多退；黍齿凶逆，旋踵伏诛；赵高惑乱，俄而灭族之类是也。累年报者，如魏颗嫁妾，终以济师；孙叔埋蛇，竟享多福；汉幽鸩如意，苍苟成灾；齐杀彭生，立豕而崇之类是也。子孙报者，若弗父恭于三命，广宣尼之道；邓训岁活千人，遗和熹之庆；陈平阴计，自知无后；栾魇黍侈，盈被其殃之类是也。若乃虞舜以孝行登位，周文以仁贤受命，桀纣以残忍亡国，幽厉以淫纵祸终。三代功德，下祚长久。秦皇骄暴，及子而灭。若斯之比，触类蹇繁，虽复大小有殊，亦皆善恶之验。但事法王道，理关天命，常谈之际，非所宜言。今之所录，盖直取其微细验，冀以发起同类，贻告子孙，征于人鬼之间，若斯而已也。释氏说教，无非因果。因即是作果，即是报。无一法而非因，无一因而不报．然其说报亦有三种：一者现报。于此身中，作善恶业，即于此身而受报者，皆名现报。二者生报。谓此身作业，不即受之，随业善恶，生于诸道，皆名生报。三者后报。谓过去身作善恶业，能得果报，应多身受，是以现在作业，未便受报，或次后后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后报。于此三报，摄一切法，无所不尽。
此段序文，既说了儒家三报（近报、中报、远报），又说了佛教三报（现报、生报、后报）；既说了道家的子孙报，又说了佛教的轮回报；既大量引用了儒家理论和典故，最后又落实到佛教因果报应，可说是一篇儒佛道报应观融混在一起的代表作。
这种中外合璧的命运观，就影响到小说的叙事。如《搜神记》卷十“灵帝梦”写汉灵帝梦见桓帝怒责他无辜残杀宋皇后和渤海王悝，谓宋氏及悝自诉于天，上帝震怒，罪在难救。灵帝既觉而恐，不久死去。《冤魂志》中“刘毅”记刘毅枉杀牛牧寺僧主，不久梦见此僧言已诉于天帝，后刘毅兵败投牛牧寺，遂自缢而死；“王范”记王范在陈超的怂恿下，误杀孙元弼，孙氏鬼魂上诉皇天，后来王范、陈超先后被孙氏厉鬼所害。在这里，主持正义的不是阴间官员，而是上帝。《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五）正话中讲述的故事，就糅合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和道教的“承负说”：周秀才之祖因信佛，泽及三辈，家庭富裕；但周秀才之父却拆毁佛地，受到折罚，福力转移，家财为他人所得，周秀才受穷二十余年。但又因祖上福力，周秀才之子仍享有财福。在这篇小说中，敬佛的周秀才之祖和毁佛的周秀才之父，都受到了相应的报应，而报应的承受者则是周家的儿孙，既宣扬了中国文化中的“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的命定观，又结合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
在上述故事中，因果与天命混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运观与佛教的人生观结合在一起，对于人生现象作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从而强化了作品劝善去恶的教化主旨。可见，古代许多小说在创作观念及内容形式上，虽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教的影响，但同时，小说文本中反映出来的佛教观念又是经过中国人特有的社会心理改造过的思想，这些思想观念的原始佛教哲理意义淡化了，表现出来的是更强烈的中国世俗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