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的怒吼——东北抗联的军政府，曾正式对日宣战
抗战十四年，中国人对日宣战了几次？
历史教科书上说有两次：
1932年4月20日，东北彻底沦陷几个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通电对日宣战。很可惜，宣战后没法实现直接与日军作战的效果。
而国民政府的对日宣战，则等到1941年12月9日，东北沦陷已是十年了，南京沦陷也快四年了，才宣布“正式对日宣战”。
国民政府的《对日宣战布告》竟先解释一下以前没有准备和日本彻底斗到底的。用绕了几道弯的句子，叙述1937年之后的四年，国民政府依旧一直等着日本人自己反省呢——“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随后把“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作为宣战的理由。其实也就是说：你们日本若是这次没打“英、美诸友邦”，虽我们首都都被你们占领快四年了，我们“酷爱和平之民族”也是依旧不会跟你宣战的。于是，国民政府的《对日宣战布告》，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的中国战争史和外交史上，又写下令国人蒙羞的一页……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不仅有以上两次对日宣战，东北抗日联军筹备组织的军政府，也曾公开对日宣战（宣战的文书战争中也没有保留下来，今天看到的也是日文翻译回汉语的版本）。
1936年1月，东北抗联赵尚志等将领，召开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根据史料记载，”会议积极响应《八一宣言》的精神，于1月28日通过决议，决定组织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称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会上制订出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政纲、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成立宣言和通电，开始设法建立”与中国内地不可分离的临时军政府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虽是由于会议的区域性限制，使之通过的关于”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的各种决议，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在鼓舞抗战军民的斗志，沟通多支抗联部队等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1936年2月1日，临时政府宣布“政府成立之日，首先对于当前的强敌日本帝国主义通牒宣战”。
筹备中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军临时政府，发布的这个《对日宣战通牒》，可没有一丝一毫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布告》那样的拖泥带水、那样的哆哆嗦嗦。
发给“日本帝国主义天皇昭和及关东军司令部”的这份《对日宣战通牒》阐明了“本临时政府为扩大反日战争而成立”、“为彻底驱逐你们所统治的关东军滚出中国而斗争”，且豪迈地向“内受人民反抗，外受列强疑忌的日本帝国”做出这样的通牒：
“本政府宣战之日起，直到驱逐你们滚出满洲而后已，特此通牒。”
有网友称这样的宣战为“黑土地上的怒吼”，评论说：
“这就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先辈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鬼子们必欲得其首而甘心的原因。今日读来，犹令人血脉贲张、热泪盈眶！”
是的，东北抗联在黑土地上发出的这怒吼，才应是一个民族为了反抗而发出的堂堂正正的怒吼。
抗联设计的国旗，真的是一种“五星红旗”
萨苏在《日军老照片惊现东北抗日联军战旗》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第一眼看到这面旗帜的时候，我怀疑自己的眼花了——这简直是今天五星红旗的样式啊！”
我第一眼看到这一张照片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幻觉（这样的幻觉不是个例，也看到别的网友说出现了这样的幻觉）
当时曾以为只是幻觉而已，查询到一段史料之后，觉得这更像是一种的启示和昭示……
这面三军警卫团的军旗，虽不是这样的五星红旗样式，抗联的旗帜，却真的有一种“五星红旗”！
为了考证萨苏发现的这张照片中抗联军旗的情况，查询了1935年10月25日抗联颁布的《东北抗日联合军组织条例》。这一份文件中文原版在斗争中损失了，今天看到的，是被日军获取后的日文档案版本的译文（日军缴获到抗联的各种文件，都会翻译成日文作为报告和情报汇编存档，从而最大程度保留了一批抗联文件的真实风貌）。
这一份《东北抗日联合军组织条例》中依旧没有找到关于抗联军旗的记载，条例只说了“军旗另行规定”。但是，出乎意料竟然查到了：东北抗日联军准备于东北地区组织的政府拟使用的国旗样式。
“东北反日联合军政府”废除了日本走狗满洲国之五色旗（出于被不抵抗政策而激起的义愤，也不使用“投降于日本之******的青天白日”），制定了“中华民国之国旗”为——
“地球五星遍地红”旗帜。
这面旗帜没有留下图案，只可从文字描述知道旗帜的样式：
红底的旗帜上（“遍地红”就是“满地红”的意思，都是指红底旗帜），有四分之一个地球（表示中华民国之四万万人口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围绕地球则是——五星！
尽管，这面旗帜的样式，和五星红旗有一些区别；尽管这面旗帜“五星”的寓意，其实和五星红旗的不一致……但是，历史却以其惊人的巧合，悄悄为抗联留下了这一份纪念：
整整十四年后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代表一个不受欺负的崭新中国的旗帜，开始飘扬于包括东北在内的国土上——
新中国的这一面国旗，竟恰好就是有五颗星的红底旗帜！
而这个崭新的中国，开国时选用的国歌，则也是一首本是咏唱东北抗日军民的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
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旗——考证一支抗联部队的番号
东北抗日联军的军旗，至今以来发现的任何一张抗联的历史照片，都没有记录下其具体的样式。且由于抗联档案的散失，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1935年10月25日抗联颁布的《东北抗日联合军组织条例》，只留下了一句：“军旗另行规定”）。
而实物形式保存下的抗联军旗，只有一面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旗帜的具体图式是：军旗上一角三颗五角星，一侧竖着写出了番号：“东北抗日联合军第三军第二师师部”，旗帜的中间另有三个斜的大字：司令部。
这一次发现的照片（上文图），使我们第一次可以从历史照片上看到具体的抗联军旗样式。照片上的旗帜的样式，旗帜一角可以辨认出有三颗五角星；旗帜的一侧有旗面颜色不同的窄边长条，应是竖着标出番号的地方；
旗面则写有三个大字，前两个字无法辨认，只可以看出两个字都是笔画较多，字型也较复杂，最后的一个字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是“团”。这和抗联第三军第二师师部的军旗样式几乎一致。
那么这一面写有“某某团”番号的军旗，究竟属于抗联的哪一个团呢？照片可以提供的线索只有：
照片的说明“1938年10月15日-30日，宝清桦川交界之处”；旗面之上书写的“某某团”的番号字样（且前两个字的笔画不少、字型复杂）。
根据已有的线索，笔者就这一面军旗所属部队的番号，进行了如下的考证：
一、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交界有哪些抗联的部队？
宝清桦川当时都属于伪满三江省。1936年以后，东北抗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军和后改编为抗联第十一军的独立师等部队主力，都陆续集中到伪满的三江省地区展开抗日斗争。根据抗联的军史，1938年4月之后，抗联第四、第五军开始西征，第七、第八军与之一起行动；
1938年6月之后，抗联第三军开始西征，与与之一起行动的有：六军、九军、十一军。主力西征后，各部队有留守部队在伪满三江省。
据此，1938年10月，宝清和桦川交界一带的这个团，只会是上述这几个军的某一部队。
二、这一面旗帜会是属于以上各军的哪一个团？
根据前两个字笔画较多，可以判断出肯定写的不是第几团（汉字的数字，笔画不会这么复杂）。那么，以上各军中团的番号不是以数字编号的团有几个呢？
从《东北抗日联军组织序列》（《****党史资料》第18辑）、《黑龙江省境内的抗联各军组织序列》（《黑龙江党史资料》第2辑）等史料之中查询到抗联以上各军序列，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1938年的时候，以上各军建制中不是以数字编号作为番号的团，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第三军有“警卫团”的编制、另有第六军有一个“军部保安团”编制。但根据第六军军部保安团政治部主任王钧的回忆，第六军军部保安团部队在此次西征前，“上级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到别的各团了，王钧也是以第六军二师十一团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参加的西征。
于是，1938年10月，这一带的抗联部队中各团，其番号不是第几团的，就只有第三军警卫团这一个团。
三、1938年10月三军警卫团是否留守宝清桦川？
抗联第三军即将开始西征的1938年6月，“缩编为四个师一个警卫团”。警卫团即成立于此时，团长为姜立新。1938年7月起，抗联第三军部队开始从宝清、萝北（桦川在这二县之间）一带向黑嫩平原的西征。那么，1938年10月宝清、桦川一带留下的第三军的留守部队中是否确实就有三军警卫团呢？
查抗联的军史，第三军西征各部队的番号，没有警卫团。团长姜立新也不在西征指挥员名单中。而该团政治部主任朴吉松参加了西征（他实际以军部宣传科长的身份参加的西征，见王明贵回忆录），多种史料都有记载。
可见，警卫团团长姜立新肯定没有随主力出发。
另《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也是有记载，1939年6月赵尚志率领小部队从苏联归国开展游击战时候，提到了第三军警卫团团长姜立新，明确说他们是遇上了“原三军留守团团长姜立新”。这两个证据显示：而姜立新担任团长的三军警卫团一部，作为留守团坚持斗争。
随赵尚志回国的陈雷，在他的《露营集》《过老白山遇战友》一诗的注解之中记载，他随赵尚志返回国内，是在查巴气河边（注：“查巴气河”即查巴旗河，中国河流代码是AB5755）见到的姜立新。
查巴旗河（查巴气河）位于鹤岗与伊春交界一带，就在桦川的西北边，据此也可以判断姜立新没有参加西征，是留守在下江地区了。
既是确认了：警卫团改“留守团”后，在姜立新指挥下在老根据地坚持抵抗斗争。军旗照片上，在桦川宝清交界一带的密营，就是留守团的团部。
这样情况就明确了：
团部被袭击，留守部队被打散后，姜立新又一次脱险，从桦川宝清交界一带，转移到桦川的西北边，继续坚持斗争。
中华民族伟大义愤的反映——考证抗联某次战斗的抗争背景
萨苏先生发现了一张日军留下的围攻抗联的照片，他写到：
在作战中用密集队形冲向敌军据点，是一种荒唐的打法。
然而，在我的面前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日军，队形比电影中还要密集。他们中有的人状甚悠闲，甚至连步枪也不拿，摆成的警戒队形多少显得漫不经心。这并不是拍电影，而是真实的战斗，这支日军已经完成了一个环形的包围，团团将一座抗联的密营围在正中。但对着这张照片，却没法让人产生荒唐的感觉。它铨叙的是在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日联军真实的影像。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冬季，当时，照片的主人，日军驻宝清杨荣围子的一名军官铃木，正随同讨伐队在宝清县境内进行“第二次秋冬大讨伐”。根据铃木的记载，就在当年10月15日至10月30日，日军刚刚结束了跨越宝清、桦川等地，针对活动于三江地区的抗联部队的“第一次秋冬大讨伐”。
这次讨伐并未能彻底打垮抗联在这一地区的抵抗，他们顽强地跳出了日军的合围，继续在山岭丛林中与敌战斗。日军虽然在宝清桦川交接地带破坏了抗联的多处据点，但未能给抗联以致命打击。于是，自11月15日至12月11日，日军在伪满洲国军的协力下再次打动了第二次秋冬大讨伐。这一次，铃木的部队依然作为永野讨伐队的一部分参加了战斗。这一次，铃木他们就是在军犬的协助下，找到了这座密营。从此前几次发现密营的记录看，日军在包围密营后通常都是占领四面制高点，搜索和喊话，然后步步进逼，如果有抵抗，就组织火力攻击，如果没有抵抗，就一直逼到密营周围进行检查。可以看到，这已经不再是战斗，因为日军摆开的队形如同追猎，甚至有两名日军还手持着绳网，明显是为了活捉抗联人员。他们的态度显然不觉得这样的战斗有多么危险。日军显示的不是愚蠢，而是骄横和绝对的优势。前几次，日军都是扑空。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铃木记录，在这座密营中，有两名抗联人员。但是，并没有战斗。铃木写道，两人，一男一女，已经冻饿而死在这座空无一物的密营之中。
考证此抗争的背景：
1938年年末到1939年年初，松花江下游地区抗联留守部队正经历着一个极端困苦的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版）
有这样几段记载：
“12月底，敌人加紧了在伪三江省地区的大讨伐”，“北满抗联主力部队远征后，敌人对松花江下游地区（注：即历史文献中常提到的”下江“地区。照片拍摄地宝清县，就属于这一地区）攻势有增无减，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抗联活动区域明显缩小。在老游击区坚持斗争的北满抗联留守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疯狂追击下，受到严重挫折”，“第三军留守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大举‘讨伐’的严峻局面下，英勇奋战，打击和牵制了敌人的兵力，虽然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为配合北满抗联主力部队的西征，完成战略转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铃木于1938年12月拍摄的这些照片，正是反映出这一段时期日军某几次讨伐的情况。
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于1939年1月19日，给率部留守在松花江下游的六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等发去了信件。这封信件的第一段侧面述评了这一段时期松花江下游地区抗联留守部队的英勇事迹：
“我和你们分别，已半年有余，近闻日寇侵略军的大部队已在下江开始行动，对我军大举‘讨伐’，我军的生活非常艰苦，但英勇的将士们始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意志担当此严重的局面，这确是中华民族伟大义愤的反映。”
日军的封锁之下通讯不畅，金策写信时还不知道，徐光海于1938年11月23日已经在一次率留守部队与日军作战中殉国。而就在金策发出这封信的1939年1月，松花江下游的抗联余部依旧带着“中华民族伟大义愤”在坚持着最后的斗争。
1939年3月，当时担任了关东军参谋长的矶谷廉介，向日本陆军次官递交了1939年1月的满洲国内东北抗联分布要图。要图的封面上盖了“极秘”的戳记，显示这是一份密级最高的文件。在这一幅“极秘”的要图上面，从哈尔滨市周边以东至饶河县，北至萝北县，南至牡丹江下游一带的区域，注明了是伪满军“第四军管区”的作战区域。松花江下游地区属于这一作战区域，日军在要图上沿着松花江专门标注了四个大字“肃清重点”。这一片作战区域中的抗联部队主要有三部分：牡丹江下游一带的抗联第五军等部、海伦县一带已到达目的地的北满的抗联主力一部、松花江下游地区北满抗联留守部队。图上记录了1939年1月在这一片作战区域中“战斗回数”为三十四次，平均每一天至少有一次战斗。
这些战斗主要是与哪支抗联部队的作战？1939年1月，发生了关书范投敌后企图劝降的事件，第五军面临的“敌情突然缓和了。敌人认为阴谋已经告成……”我方“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得到休整的同时严惩了叛徒关书范（见第五军政委季青的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周保中将军》）。
而1938年12月份刚到达海伦县一带的北满抗联主力，此时也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北满抗联1938年西征到达的目的地……远离敌人统治的中心区域，属日伪统治的薄弱地区，既有群众工作基础，又有粮食储备，还能保障一定的军需供给，部队在此可以得到休养生息，部队还可以此地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山岳条件为依托开展游击战争。三批西征部队到达这里后，伤病员迅速得到医治，给养很快得到补充，部队经过休整，元气大大恢复，干部战士精神振奋，士气大为提高，抗日积极性十分高涨，纷纷主动要求出声杀敌……”（见《试述北满抗联各军1938年西征胜利的原因及其意义》，《东北抗日斗争史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39年1月伪满军“第四军管区”作战区域中的战斗，主要是与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联留守部队的作战。
这一幅要图附录的《满洲国军讨匪效果一栏表》中记载，伪满军“第四军管区”的作战区域，和东北抗联的战斗中，抗联的官兵死一百五十六人，伤三十人，而被俘只有十八人。
（注：另记录有十四人“投降”，应是指1939年1月发生于牡丹江下游方正县的兰志渊率部投敌事件，不发生于松花江下游地区。这极个别叛徒也无损于团体的荣光——这份要图记录1939年1月东北各地一共与抗联战斗一百零五次，累计“讨伐”抗联达到五千八百三十二人次，只有这是唯一的投降记录。）
敌人的统计展示出这样一种英勇的事迹：
一个月战斗中，抗联殉国的人数多达受伤人数的五倍多，而被俘的人数只有伤亡人数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记录的背后，分明是一支死战不屈的抗联部队的铮铮铁骨！
而且，根据这份要图的记录，伪满军“第四军管区”的作战区域，抗联各个部队只有六挺轻机枪，没有重机枪！海伦县一带的是北满的抗联主力，牡丹江下游一带是第五军主力，他们的武器装备无疑都好于松花江下游的留守部队。那么可以侧面了解，松花江下游的抗联留守部队，又是以怎样微弱的火力，孤军抵抗着武装到牙齿的日伪军？
通过敌人1939年1月的这一份统计，可以想象出在那一个冬天，就在松花江的下游，多少如同日军照片记录的重围下的牺牲；可以想象出在那一个冬天，就在松花江的下游，曾有多少惨烈激战到全体殉国的场景；更可以想象出：陷入绝境的抗联余部，正在以怎样“不屈不挠的精神与意志”，力战着强敌和风雪饥寒，“担当此严重的局面”。
那一个冬天，就在松花江的下游，敌人围困万千重之下，斗争到底的抗联部队反映出的“中华民族伟大义愤”，是我们这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会一直给国人们以激励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