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被击落的日军轰炸机机舱里，找到了一口刻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
描1939年11月4日，成都上空爆发了一次抗战史上令人难忘的空战。中国空军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带伤起飞，单机冲入日军轰炸机的密集火网，直扑敌领队长机，一举击落日军航空兵名将、海军大佐（死后追晋少将）奥田喜久司乘坐的三菱G3M中型轰炸机，自己也在此战中壮烈殉国。
是役，中国空军邓从凯（2903号机）和26中队段文郁（2609号机）战死，日方承认我军击落日本海航中型轰炸机4架。
事后，中国方面在奥田喜久司座机中找到了他刻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护身银佛等遗物，我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樊建川先生至今保存着奥田座机的一块碎片。
这个日军大佐究竟何许人也，竟能有“轰炸之王”的美誉？他又是怎样踏上这次死亡的征程呢？
假如邓从凯中队长晓得，自己击落的这个大佐，不但是日本海军的“轰炸之王”，而且还是日本派驻国际联盟的一名特别代表，不知道他会有怎样的感想。
奥田喜久司，日本兵库县人，1894年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1914年海军兵学校42期毕业，1922年被派到美国留学，1923年进入海军大学高级研修班学习。他在海军大学毕业论文中大力提倡战略轰炸理论，成为日本海军早期轰炸机部队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
1925年，奥田喜久司进入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摇篮——霞浦航空队担任教务副官和轰炸教官。根据日本《水交社》的资料，奥田喜久司所谓“轰炸之王”的大名，就是此时得到的。他由于在演习中将炸弹直接投进了靶舰的烟囱而一举夺得了刻有“爆撃の王様”字样的短剑。奥田对这口短剑十分珍视，一直携带在身边，直到他被击落后成了中国空军的战利品。因为他教学出色，理论扎实，1926年被提升为海军少佐，并转任海军大学航空兵轰炸教官。
这段经历，后来被附会为奥田曾经在九一八之夜参加了轰炸沈阳的作战，并把炸弹扔进了沈阳兵工厂的烟囱里。
实际上1931年奥田不大可能出现在沈阳。首先，九一八的主要策划者是关东军，属于陆军，奥田则属于日本海军，二者之间存在不小的矛盾，双方不大可能在沈阳有这样密切的合作；其次，九一八事变时，奥田正在日本军令部任职，正准备以“天皇侍从武官”的身份参加12月份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世界裁军会议。当时，正值伦敦裁军条约签署一周年之际，这个条约规定了美国、英国、日本的战舰吨位比例，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限制条款。列强对此并不满意，因此，刚刚签约，对这个条约的修改讨论就展开了，从1931年到1933年，各国为此在日内瓦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谈判。奥田就是日本代表团的代表之一，三年里参加了无数次谈判，职位也从随员一直提升到全权领队。
这个马拉松谈判，终因日本贪心太甚而破产。1934年，奥田喜久司回国，继续鼓吹战略轰炸理论。1935年，他升任海军大佐、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舰长。此后，又升任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课长。
抗日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以鹿屋、木更津两个航空战队编成第1联合战队，负责战略轰炸，以12、13两个航空战队编成第2联合战队，负责制空战斗。随着武汉战役的结束，日军海军航空兵承担的轰炸任务比例明显增加，因此将大量轰炸机配属给第12、13航空队，以改变其任务性质。1938年12月，奥田喜久司调任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以这样一位轰炸机专家领衔，意味着第13航空战队的任务向轰炸过渡，也带有一点让长期脱离一线战场的奥田镀金以便提升的意味。
奥田喜久司果然不愧“轰炸之王”的大名，他上任后狠抓日军远程轰炸训练，从1939年5月开始，日军13航空战队多次组织了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
1939年11月4日，日军第13航空队、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全军出击，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轰炸中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成都。其兵力包括13航空战队的36架96G3M轰炸机、鹿屋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和木更津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这是一次日军罕见的大规模轰炸行动。
负责指挥这次战斗的日军指挥官，便是第13航空队司令官、海军航空兵大佐奥田喜久司。
由来镀金的奥田指挥这次大规模的轰炸，有一点奇怪，因为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都属于第1联合战队，与他指挥的第13航空战队属于平行关系，互不统属。不过如果知道日军组织这次轰炸的原因，也就可以了然——日军组织这次轰炸，是为了报复10月2日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汉口机场的奇袭。那一次巧妙的突然袭击不但击毁击伤日军飞机一百六十余架，而且重创了日军航空兵在华的指挥机关——日军第1联合航空战队司令官筱原二四三少将和鹿屋航空队司令官大林大佐重伤，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石川大佐战死，在武汉而未列入伤亡名单的日军航空兵司令官级别的高级军官，只剩了奥田喜久司一人。
遭到打击的日军恼羞成怒，严令迅速运来新机，对中国空军的基地进行报复。这种情况下，奥田指挥这次战斗责无旁贷。
不过，考虑到部队的统属问题，善于协调的奥田把出击部队分为两个方阵，第一方阵是他亲率的第13航空战队36架轰炸机，第二方阵则是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的另外36架轰炸机。第二部的具体指挥，仍然由两航空队的军官自行负责。
由于日军当时装备的97式战斗机还没有足够的航程可以掩护这种远距离轰炸，奥田采用将轰炸机密集编队，依靠各机机枪和火炮相互配合组成火网来进行防御——每架96式G3M中型轰炸机装备有1门20毫米机关炮和3座机枪炮塔，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自卫火力。这种做法，在美军B-24、B17轰炸机对德国、日本的战略轰炸中，也是常用的战术。不过和B-17“空中堡垒”那种全身如同刺猬一样的自卫炮火相比，96式就显得太单薄了，这也是奥田的密集阵战术不能奏效的原因。
应该说，虽然当时日军在华空中力量占有绝对优势，但其急于报复的心理使这次轰炸的准备并不充分。实战中，日军因此暴露出了极大的问题，由于飞机多为修复的负伤飞机或刚刚运来尚未磨合的新机，途中日军轰炸机不断出现故障返航，先后有18架飞机退出战斗，真正到达战场的只有54架轰炸机。
中国空军迎战的部队，是第5大队全部三个中队，包括：
27中队，中队长谢荃和，装备法国道华玎D510战斗机7架、苏制伊-15比斯战斗机7架。
26中队，中队长段文郁，装备苏制伊-16战斗机6架。
29中队，副中队长邓从凯，装备苏制伊-15比斯战斗机9架。
虽然数量上处于劣势，但由于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更加灵活，装备有高空作战所需的氧气面罩，特别是邓从凯等人无畏的突击冲散了日军防卫阵型，最终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并把日本海军的“轰炸之王”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指挥这次战斗的中方最高指挥官、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物——他的女友，就是著名的中国特工女英雄郑苹如。1939年，郑苹如受命到上海接近并伺机行刺大汉奸丁默邨，不幸壮志未酬，被捕遇害。有人说，她就是《色戒》中女主角王佳芝的原型。
关于两人的恋情，我们只知道很少的详情——两人曾相约胜利后结婚，王汉勋只留下一张单人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送给我最最亲爱的人，苹如你”，郑苹如则给了王汉勋一个奇特的外号“大熊”。
成都之战，王汉勋在简阳上空击落日机一架。
1944年，王汉勋在桂林牺牲。
综合各方资料，邓从凯在此战中的表现也有一点争议——因为邓所在的第29中队是稍晚到达战场的，他的确被目击冲向日军轰炸机方阵，并将其带队长机击落。但因为奥田所在的第一方阵此前已经遭到第27中队的猛烈打击，邓从凯冲击的可能是日军的第二方阵，被他击落的日军领队轰炸机应该是鹿屋航空队第3中队中队长细川直三大尉的座机。
有一种说法认为奥田的座机是被27中队的一架D-510战斗机用20毫米机炮击中右翼根部，而后油箱起火而坠落的。而日军的说法更为奇妙，称奥田的死是“自爆”，也就是中弹起火后向下俯冲，试图撞击中方地面目标。日方飞行员形容他的飞机因为俯冲“自爆”的角度太大，把两个翅膀都飞掉了，机身如同一根铅笔一样冲向地面。
这个描述，倒是和目击者所见比较相似，中方称这架敌机坠落时没有落地翅膀就如同树叶一样飞掉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微妙的地方需要注意。
那就是奥田的座机并不是撞毁在成都的军事或民用目标上，而是撞毁在成都以东80公里的稻田里。所以，他不可能是所谓的“自爆”——用自己的飞机撞击稻田，这种死法亏“轰炸之王”想得出来！
邓从凯的座机，就坠落在它的附近。
根据这一点，我对此战的看法是这样的：奥田很可能是在空战中被27中队的D-510战斗机击伤，而后试图带伤脱离战场——以96式的巡航速度，它可能坚持了十来分钟才能飞到坠机地点，如果考虑到发动机受损，可能飞的时间更长。邓从凯发现了这架负伤逃走的敌机，驾驶他的伊-15比斯从背后追了上来，用一阵猛烈的扫射打死了奥田机的驾驶员——失去控制的奥田机因此才能玩出铅笔加树叶式的坠落动作来。
但是，因为邓是从敌机后方进入，这里正是936式背部自卫炮塔的射击范围，邓的飞机也同时中弹坠落，于敌同归于尽。否则，两机很难这样凑巧坠落于同一地点。
不管当时的细节究竟是怎样，我们只知道奥田的死对日军震动很大。
日本海军航空兵名将入佐俊佳（后来的大凤号航空部队指挥官）听到奥田的死，黯然摘下了自己的军衔章，说道：“我出击的时候就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东西了，死了，就无名地死掉吧。”
是啊，“轰炸之王”的死，实在是不怎么光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