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14日下午，我乘坐从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国际航空公司波音747班机从首都机场起飞了。同行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史金波、聂鸿音，院外事局的杨建国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严克勤。这是我第一次飞出国门。这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翱翔于万米以上，蓝天碧透，白云堆雪，有时从机窗射进的阳光又给舱内涂了几笔耀眼的金色。飞机平稳得像搁置在天空。几天来出国前的忙乱一刹那间消失了，此刻我的脑海如蓝天一样清澈，思绪如漂浮的白云悠悠……
为了真正踏上这块向往已久的土地，我已经有过两次失败，这是第三次了。那还是我高中临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所在的太原第三中学根据我的出身、政治条件和学习成绩等已内定为公派留苏。那时，学生中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入世秘诀。我喜好文史，却努力钻研数理化，每学期各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有现在还保存着的当年的成绩单为证。留苏的喜讯使我着实兴奋了几个月，快毕业时，国家宣布取消高中生出国留学，我的留苏美梦告吹。这年参加国家高考时，我决计弃理学文，报考了每个月14.5元伙食和5元津贴的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这是当时高等院校中待遇最高的。我除了对民族学有一点兴趣外，主要是面临生计问题。我自幼父母双亡，靠当工人的哥哥的微薄收入是难以供我自费求学的。第二次就是1991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访苏团待命出发时，发生了苏联解体事件的那一次了。
飞机飞行了8个半小时到达莫斯科机场，已是黄昏时刻，暮色苍茫。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车来接，我们在莫斯科有两天的停留，等候去圣彼得堡的班机。使馆在莫斯科大学对面，列宁山脚下。从我们住的房间推窗望出，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主楼塔尖上的红五星闪闪烁烁，那是我从中学时代起就铭记在心里，渴望见到的一颗五星。秋日莫斯科郊外的湖边林中分外迷人，我觉得好像来过多次一样的熟悉，因为不知欣赏过多少幅这样的油画了。林中小道走过遛狗的女郎，一群五彩缤纷的小学生正在老师指点下写生。湖中野鸭与湖边觅食的鸽子走拢来亲密无间地好像在倾诉着什么。一切都是那样宁静、悠闲，像读一首伊萨柯夫斯基的诗。但在才过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便听到了种种可怕的传闻，凶杀、洗劫、抢掠、绑架，就发生在脚下的土地上，并且主要是针对中国人的。我们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一大早使馆门前就聚集了一群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是向使馆反映他们受骗、承受不了高额的学费及遭到校方种种不公平待遇的。向往已久的莫斯科，立刻在我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10月16日傍晚，我们从莫斯科飞抵圣彼得堡。克恰诺夫到机场来接。圣彼得堡刚下了第一场大雪，银装素裹，寒气袭人。我们初来都住在市区北部的俄罗斯科学院招待所。克恰诺夫用一天的时间陪我们熟悉生活、工作环境和每日上下班乘坐地铁的路线。工作开始了。
东方学研究所坐落在圣彼得堡市中心涅瓦河东岸的河边大街上，当地人称百万大街。左邻冬宫，隔河相望是著名的彼得要塞。这是一座深灰色的三层巴罗克式建筑，高大坚实，庄严中透着冷森。据说这儿原是帝俄时期的王家府第，楼内结构装饰、楼梯栏杆、圆柱浮雕、水晶吊灯还保留着当年王府的风貌，锈色斑驳不失富丽堂皇。进门大厅右侧一楼走廊两边墙壁上镶着玻璃的书橱中，陈列着东方学所学者们历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琳琅满目，展示了他们丰硕的研究成果。走廊迎面高悬一块大理石壁挂，镌刻着几十个人名，那是东方学所在卫国战争年代为保卫列宁格勒而献身的勇士的英名，令人肃然起敬。我不禁想到在咱们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如今的高等学府、科学殿堂已是公司林立，见缝插针般的小卖部、商店、酒吧、卡拉OK歌厅舞厅，心里不寒而。
我们住的公寓距离东方学所乘坐地铁有一个小时的路程。1993年冬季，圣彼得堡天亮得晚，一般机关到上午10时才上班，我们都赶在10时前到达，楼门打开我们第一批进所。进门后先在楼内大厅右边的值班处登记。值班员是一位退休的老太太，和蔼可亲，每天笑脸相迎，恭问平安。登记后从她那里领取办公室钥匙，钥匙装在一个像手榴弹壳一样的铁盒子里，盒外捆绑着绳子，涂上封泥，盖了印章封住。盒盖的螺丝口，要拧半天才能打开。取出钥匙开门锁时，同样先要取掉捆在门把手上的封泥绳。开门进屋还要立刻关闭与门相连的报警器。同样，每天下班我们离所时，打开报警器、锁门、加封泥绳、盖印——盖印可随便用卢布、地铁票或我们带的人民币钢蹦代替。钥匙装入手榴弹封口，交值班人员或东方学所着军服的保安人员后才能离开。保安人员，我们称他们消防队，有时还要亲自开门从头至尾检查一遍。
东方学所中的设备确是太陈旧了，大概是没有经费，更新或维修都跟不上，有时令我们哭笑不得。1993年11月至12月的严寒中，所里暖气坏了，他们的工作人员可不上班，却苦了我们，身着室外冬装坐在办公桌上工作。后来临时给我们安上电暖器。1994年夏，楼内厕所坏了，厕门封闭，我们上班不敢喝茶。实在憋不住了，只好步行一站多地到冬宫广场附近涅瓦大街上的公厕，花50卢布入厕一次。
东方学所专为我们腾出一间工作室，我们的工作是按照如下程序进行的：即根据该所著录的黑城文献编号，由我们填写索取卡，图书馆工作人员取出文献，我们按照工作要求整理审阅、登录、拍摄完毕后归还。看似简单有序，具体工作过程则遇到很多困难，因文献太多，并没有进行很规范的整理、登记和收藏。我们看到的黑城文献存放在二楼一间库房兼办公室的大厅中，其中有一排十二个约两米高一米多宽的大书橱中，除少数文献经过修整装裱比较整齐外，大部分的文献往往都是随便卷叠在一起，或用一张白纸包住，上面写上草拟的编号，塞进一个大纸匣里，放进橱中。特别是卷子装的佛经，往往随便卷折成一团，次序混乱，也许撕一张废纸包住，用白布带一扎，塞进纸匣。据说黑城文献的不同文种，过去由本所专人负责整理研究，往往分别由个人收藏管理，用过后不及时归还，别人再找很困难。也发生过重要文书丢失或失而复得的情况。经常是交上了提取文献的编号而迟迟找不到文献，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1993年秋冬第一次在俄罗斯工作的分工是由我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同志负责整理登录黑城汉文文献，由史金波和聂鸿音负责西夏文字文献，严克勤专职摄制工作。我们每拿到一本册页装的书籍或一件文书，都要十分认真仔细地审视、翻阅、登录。每一种文献都要填写一张卡片，包括有三十多个类别，如文献的多种编号、文献名称、原题、拟题、译名，装帧、尺寸、首末行内容、各种标记、题款、批校、序跋、藏印、纸幅、纸数、纸质、纸色、版口、版心、每纸行数、字数、栏框、墨色、字体、天地尺寸等等，即对文献全部外貌的描述，连对该文书原有的一处修正、涂改，一点墨污都要有详细的记录。有时遇到一本上百页的书或长达三四十米的经卷，去翻阅清点一触即碎的古纸，工作起来要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经过审视记录后的文献才能确定是全部拍摄或选择哪些部分、哪几页拍摄，拍黑白片或彩片，规格，然后交摄影师。当晚由严、蒋二位冲洗出胶片，第二天用胶片同文献核对无误、质量合格才算完成。工作最辛苦的莫过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蒋维崧和严克勤两人了，他们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曾在国内的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法国、俄罗斯拍摄敦煌文献，成绩卓著。这次老蒋把握整理、拍摄的全面工作，同我登录汉文文献，晚上又同严克勤冲洗胶卷，一天一般有二十卷左右的工作量。在公寓中简陋的条件下，用药配方，冲洗晾干，往往都工作到深夜，有时达于凌晨，第二天照常赶路上班。我们尽量争取有限的时间，多看文献，共同的想法是多记录、拍摄一份文献，就是为国家多取回一件国宝。我们每天进行的似乎是一项十分枯燥乏味，但又使人兴奋不已的工作。半天工作过后，在我的桌子上、身上落上了一层尘土，我不嫌弃它，甚至不愿掸掉，因为它是经历了千载的、漂泊异域的祖国黑城的热土。
东方学所中收藏的黑城文献究竟有多少？收藏近一个世纪了，可以说家底还不太清楚。黑城文献主要是西夏文和汉文文献，还有相当数量的藏文、蒙古文和其他古代文字文献。我们工作范围所接触到的只有西夏文和汉文文献。由于我们是按照东方学所已整理编目后的文献进行工作的，未经东方学所整理编目的就无法提取，他们也不允许我们过目或整理。克恰诺夫教授领我们在二楼库房参观收藏黑城文献的12个大木橱柜，指着边上的一个说，这里都是还未清理过的文献残卷。他打开橱门，望着那紧紧塞满柜中一捆一捆密密麻麻的书籍经卷，真说不清楚其中还蕴藏着什么珍籍宝卷。此类情况我们在以后整理登录已编目的文献中还常常发现新的文献，绝不是危言耸听。
黑城藏品中的西夏文文献，属于世俗著作已编目的有60种。其中有著名的西夏文字典词书，如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韵书《文海宝韵》、西夏文形、音、义韵书《文海》、字书《音同》，韵图和韵表《五音切韵》、同义词词典《义同》，字书《纂要》以及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书等。西夏时期的历史法律文献有崇宗时期编纂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仁宗时期的国家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及其后修订的《新法》、《亥年新法》等。社会读物与文学作品有启蒙读物《三才杂字》、《新集碎金置掌文》、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故事集《新集慈孝记》、谚语集《新集锦合词》。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类林》、《十二国》等。西夏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文书，以及医方、历书、占卜书等。
黑城藏品的西夏文献的佛经为大宗，约占总数量的90%。已编目的共计345种。我们已看到克恰诺夫新著的佛经叙录400多种，数以千卷计，但尚未刊行问世。西夏时期用西夏文大量译经、刻经，这些珍贵的西夏文佛经，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给西夏和中国佛教史、出版史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珍贵的资料。如佛经中的序、跋、发愿文、题款，记载了西夏佛教的流传、译经、写经、刻经、印经、施经的情况。而西夏文佛经的书写、雕版、装帧、纸墨又提供了研究西夏书籍雕版乃至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实物资料。
黑城藏品中汉文文献已编目的有488件，内容也以佛经为主，其次为汉文世俗著作和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书，以及医书、历书、占卜书、纸币等。汉文文献的时代包括了宋、西夏、金、元等王朝的作品。其中有西夏王朝时期由国家或私人刻印的各种汉文佛经；儒家经典《论语》、《礼记》；道经《庄子》、《南华真经》、《吕观文进庄子义》等；医书，孙思邈（586—652）著《孙真人千金方》，写本药方《神仙方论》；刻本与写本宋朝历书残卷；刻本占卜书《六壬课秘诀》；刻本《新唐书》残卷；《汉书》注释本和《金史》残卷；字书《广韵》、《礼部韵略》、《一切经音义》等刻本残卷；文学作品金刻本《刘知远清宫调》、《新雕文酒清话》；童蒙读物写本《杂字》、《千字文》等。文书中最有价值的是有81件宋朝延、环庆二路和西夏边境发生关系的军事文书，文书的背面则被西夏人利用刻印西夏文韵书《文海》。
我们的整理、登录工作基本上是按照东方学所已编目著录的文献进行的。有些未著录和新发现的文献也进行了登录、拍摄，如东方学所著名的西夏学者聂历山生前借去的一部西夏文韵书《文海宝韵》，聂氏被冤杀后下落不明，近年才又失而复得，这次拍摄下来。还拍摄了新发现的加注释的西夏文字书《音同》，多种药方和告状文书等。我们在提出的西夏文献中还发现了新的法律文献《法则》和《天盛律令》残卷。整理的汉文文献中，有一部写本《周易六十四卦》，已粘连成块，多年尘封，不知内容，俄藏叙录都未收入，这次由蒋维崧小心地启开，拼接成书，拍摄携归。我在整理登录汉文《金刚经》刻本时，注意到经折背面裱糊折缝的带字小纸条，当我轻轻揭下展开仔细辨认字迹，发现竟然是西夏天庆十一年的汉文典当残契。我记起了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中，曾收录了法国学者马伯乐于1953年发表的《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一书附录的西夏天庆十一年残契。这些残契残纸条同斯坦因发现的同属一类，说明斯坦因发现的天庆残契中，有一部分是科兹洛夫佛经收藏品用作裱经的纸条，终于又被我发现了。当1994年夏秋，我同史金波整理登录卷帙浩繁的西夏文佛经，我在登录经卷时又注意到经折装函套装裱的衬纸，发现那里利用了大量的西夏文和汉文文书，经我把可以启开的仔细辨识，有多种是宋夏进行贸易的经济文书，还有一份是伪齐刘豫阜昌年间的军事文书，十分珍贵。可惜我们无法将所有佛经函套一一打开整理，否则将不知能清理出多少有价值的西夏文和汉文文书。
经过1993年秋冬和1994年夏秋两次共半年的工作，已拍摄了俄藏黑城文献中的全部西夏文世俗文献和全部汉文文献以及西夏文佛经中的一部分写本和刻本精品，共12500拍，含文献约2万页（面），翻阅、整理文献的覆盖面达到3万页（面）左右。如果按我们估算的黑城藏品总数有15万面左右，我们已整理文献近1/5，拍摄回国的文献都是极有价值的精品。
1994年夏在东方学所工作期间，我们发现该所藏有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黑城西夏文献复印件共1000多页。这批文献大概是斯坦因所获藏品。80年代民族所柳祺教授访英时，曾请他代为了解或复制，因需花费外汇未能如愿，这次也借出复印。这批文献虽大部分为西夏文残页，但也有较完整的文献，如写本谚语集《新集锦合辞》。这批文献的种类很多，可与俄藏黑城文献相互补充印证。
我们两次在东方学所工作受到所长彼得罗相和副所长克恰诺夫为首的各部门学者专家的支持和关照，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克恰诺夫是俄罗斯著名的西夏学家，是聂历山事业的最杰出继承人，对西夏学有卓越的贡献，著作等身。他60年代曾在北京学习过，近年来多次访华，他积极努力促成我们赴俄整理拍摄黑城文献。西夏学家克平女士，出生在中国天津市，其父是俄国传教士，她六七岁时回国。1989年秋她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北京，我去北京站接她，她激动地对我说，列车经过天津站停车几分钟，她下车看了看天津是什么样子。西夏学家捷连提耶夫-卡坦斯基，是专门研究西夏书籍史和文化史的专家，他身体不好，也抽暇去看望我们。克恰诺夫有一位研究生，毕业后也留东方学所工作。他80年代末在中国重庆市留过学，人很精干聪明，一口流利的汉语。据克恰诺夫说，他现在热衷于当导游、做翻译去赚美元了。敦煌学和西夏学家孟列夫，专门从事敦煌和黑城汉文文献的研究工作，出版大量的著作。1989年秋至1990年初，以中国文学博士、高级研究员、敦煌学家的身份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他是和克平教授一起来一起走的，都是我接送他们。记得孟列夫从中国带回的东西是用一个挂斗车拉进站台的。敦煌学家丘古耶夫斯基是在哈尔滨长大的，我还看到他的哈尔滨大学的毕业证书。他身材魁伟，热情风趣，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我们生活上和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请他来解决。年轻的满学和汉学家雅洪托夫·科斯嘉，听说其父是俄国著名的汉学家，他也是一口流利的汉语，90年代他在北京访问时我们见过面，我们有事也请他帮助。藏学家斯维茨克，是几乎每天都见面打招呼的人。1994年夏，他正陪同一位美国人从印度带来的三位年轻的藏族喇嘛整理东方学所收藏的藏文佛经，据说仅编目就需要工作两年。我们和三个喇嘛每天一同进出东方学所，渐渐相识，我们曾到三楼参观他们的工作场所。这些来自中国藏区的藏文佛经堆满了楼上的几间屋子，真是浩如烟海。东方学所文献部主任邱木金，初来时我们对他印象不好。他穿一身黑色西装，精干瘦小，我们一到东方学所工作，他就向我们宣布借阅文献的规定条文，像一位法官一样严肃，我们背后叫他“克格勃”，只要遇到文献出借不顺利就迁怒与他，其实他也是很支持我们工作的。
我们在俄罗斯的工作得到中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热情支持。1993年冬，刘广志总领事得知我们在东方学所工作，他很快访问了东方学所。上海和圣彼得堡是友好城市，我们这项工作也是两城市合作中的唯一一项文化交流项目。11月12日总领事馆为此项合作项目举行了招待会，邀请了东方学所各部门负责人和西夏、汉、蒙、藏、满学的专家共三十余人参加。领事馆准备了丰盛的晚宴自助餐，其中有饺子和五粮液，在当时俄罗斯食品供给还不太丰富的情况下，使东方学所的学者专家们大饱口福。
与东方学所在同一条大街上仅隔一箭之遥的冬宫博物馆（爱尔米塔什）收藏了黑城发现的绘画艺术品和部分珍贵文书。因为不包括在中俄两国的合作协议中，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去参观过两次。冬宫是昔日帝俄沙皇的皇宫，是一组三层楼的建筑群，呈封闭式长方形，古朴、雄伟、稳重，是18世纪中叶俄国巴罗克式建筑的杰出典范。宫墙全是浅绿色，两层严整的白色圆柱紧贴在墙体上，窗上也是白边，绿白相间，格外醒目。楼群外装饰物有爱神头像、传统浮雕，楼顶上是人物像和大花瓶雕塑。冬宫博物馆是与法国罗浮宫、英国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并列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博物馆规模之大，用以下数据说明：仅皇宫部分就有1050个房间，117处阶梯，1886扇门，1945个窗孔。冬宫馆藏有270万件展品，共360个展厅，据说走遍全部展厅，仔细观赏，用一个月时间都不够。如果要把每件展品拿起来观看一下，估计要用27年时间。这里收藏着丰富的中国瓷器、绘画和艺术品，仅清代的年画就有5000幅之多。陈列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有25个展室，里面陈列着中国的青铜器、瓷器、漆器、玉雕、木雕、丝织品、硬木雕花家具等。沙皇花房里的一个白色双头凤凰彩绘大陶罐，据说是彼得大帝在中国订造的，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都喜欢中国的实用艺术品，多次派员前往北京采购。在皇室的影响下，俄国人崇尚中国文化成为风气，不少王公大臣购买收藏中国物品，教堂里也有了中国佛教和道教的陈列品，甚至涅瓦河边的花岗石台阶两侧也立了一对中国的石狮雕塑。
我重点参观过冬宫博物馆收藏的新疆、敦煌和黑城文物。敦煌文物很丰富，据说居世界各国收藏品数的第三位，并具有代表性。我一看到那些陈列着的切割壁画、石雕佛像、佛头等艺术品，就立刻想到了美国的文化大盗华尔纳。冬宫以及俄国其他博物馆中陈列的中国艺术品，有当时采购的，有中国皇帝赠送的，但不少是如黑城文物一样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弄来的。
冬宫博物馆收藏的黑城文物、艺术品无疑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特别是收藏的西夏时期唐卡、绘画、卷轴、雕塑像都是举世无双的精品。如果说我们每次参观冬宫都是“跑马观花”的话，参观黑城文物也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收藏在冬宫的黑城藏品有多少件，至今不得其详。著名的已公开发表过的宗教绘画精品有《弥勒佛图》、《观自在菩萨像》、《阿弥陀佛接引图》、《普贤图》、《文殊图》、《舞乐图》、《木星图》、《土星图》、《月图》、《圣三世明王曼荼罗图》、《十一面观音图》、《密宗锦画》、男女供养人《坛城木板画》、《降魔成道图》；世俗的有素描《鹿图》、《山羊图》，金代的《四美图》、《义勇武安王位图》都是稀世精品；雕塑品中泥塑双头佛像及多种泥塑佛像世所罕见，堪称极品。还有一件至关重要的黑城遗物无论在东方学所还是在冬宫博物馆都找不到了。当年科兹洛夫在黑城的那座佛塔中还发现一具取坐姿的人骨架。这具人骨的头骨运回俄国，经过人类学家沃尔科夫的测定和研究。认为死者可能是一位年近五十岁的女性。头骨曾保存在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中，在列宁格勒被围困的年代丢失了。
孟列夫教授曾对此提出一个很浪漫的假设，说这位女性是西夏仁宗仁孝皇帝的遗孀罗氏皇后。其子桓宗纯执政时她是皇太后，却参与了桓宗堂兄弟李安全的篡位活动，事后被摈斥于国事之外。后来的命运，可设想她出家当了尼姑，被发配到黑城，死后葬在那里。因此，孟列夫教授认为黑城佛塔中的藏品是她的私人图书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西夏时期的珍籍应该感谢这位女人。克恰诺夫教授对孟列夫的假设不以为然，但他认为要驳倒它，只有找回失去的头骨重新进行人类学的鉴定。
1994年夏，我们在圣彼得堡工作期间，以冬宫博物馆馆长米开尔·皮欧特洛夫斯基和圣彼得堡东方学所副所长克恰诺夫为首的俄罗斯代表团在台湾的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丝路上消失的王国——西夏文物特展》，展出了黑城出土的83件西夏文物文献珍品。这是黑城文物首次离开圣彼得堡赴瑞士、奥地利、德国等地巡回展出后第一次又回到东方故土的一次展览，台湾同胞有幸亲睹这些珍品，大饱眼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