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三探
活到现在我已经有三次造访敦煌的幸运，三次都是靠了西夏学术研究的缘分。
1964年的夏末秋初，正当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兴未艾，由国家干部组成的社教团纷纷开赴阶级斗争第一线时，我们的敦煌西夏学术考察组组成，一切筹备就绪，即刻登程了。
这在当时形势下也是一个奇迹。促成这次考察活动有多方原因。最重要的是当时民族所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反修”任务。我曾和王静如先生多次交谈过和苏联在西夏学领域中的竞争，王比喻为“打乒乓球”。那时正是中国的乒乓球健儿独霸世界乒坛的辉煌年月。我们缺乏西夏研究资料，当时曾计划派人到苏联的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去搜集资料从事研究，也因越来越紧张的中苏关系而成为画饼，倒是有消息说苏方打算派遣一位女西夏学者到民族所跟王先生学习。这时我们才想到了蕴藏西夏宗教、文化、艺术丰厚资料的敦煌及河西诸石窟群，那里有关西夏时期的情形还是不清晰和缺乏研究的。那一年我代表王静如先生多次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和甘肃省文化局写信，商讨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窟群中的西夏、回鹘、蒙古时期的洞窟进行考察研究问题。此事也是敦煌文物所所希望的。此间，常书鸿每次到北京开会，王静如、我同王的另一位助手民族所语言室的应琳同志都同常书鸿谈过考察事宜。王静如又邀请了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考古教研室副主任的宿白先生参加。敦煌西夏调查组在民族所党委的领导下，由党委书记、副所长王利宾挂帅，本所的成员是王静如、我同王新招的研究生史金波等四人。8月26日，出发的前一天中午，王利宾找我去，他告诉我因哲学社会科学部给民族所布置了“特项任务”，他不能去敦煌了。我心里顿时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王所长对我作了三点指示：在生活上照顾王静如先生，但要坚持原则；坚持财务制度，节约办事；严格资料制度。并嘱咐我按已起草的协议草案到兰州后同甘肃省文化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和史金波先期于次日中午12点35分乘43次火车，离开北京奔向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