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考古是敦煌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石窟考古基础的分期排年是研究石窟艺术的最重要依据。基于这一点，我们首先同敦煌文物研究所共同合作进行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西夏洞窟调查，弄清和确定了两窟群中西夏时期的窟数及其分期、排年；也提供了我们研究西夏宗教、艺术、社会历史和文化习俗的丰富资料。当时定名为“西夏工作组”，工作组由常书鸿、王静如分任组长、副组长，李承仙任秘书长，宿白教授担任顾问，成员有文物研究所的刘玉权，民族所的史金波和我。我参加了常书鸿负责下由宿白先生主持的第二小组，工作任务是记录西夏时期与有关洞窟的洞窟形制、壁画内容，边饰、藻井图案做艺术分析和分期的研究。宿白先生亲自设计拟订了详细的西夏洞窟分期提纲，分配我的任务十分具体，是每日跟宿白进洞，按照他指定的洞窟作内容记录与描绘洞窟布局、四壁图案、纹饰、藻井等。
9月23日下午，宿白到莫高窟的第二天，我跟先生进入65窟，第一次试绘洞窟中的花纹边饰。这是一个唐开石窟、西夏重修的洞龛，在洞窟西龛帐门外南壁上连珠纹边饰一侧，有一条长达60字的西夏文题记，是记载功德主清除洞窟积沙后的功德记。根据题记上覆盖有石绿颜色的痕迹，推断西夏文题记书写时代与其重修壁画大体同一时代。这是一个西夏早期洞窟，根据该西夏窟中壁画题材布局、艺术造型及艺术风格诸方面，来判断与此类同者当都属于西夏早期洞窟。同样，根据一些西夏洞窟留有汉文或西夏年代题记，西夏供养人职官、地名榜题等，对该窟的结构布局、壁画题材和艺术风格综合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他们都有较为浓厚的早期藏密成分，且附近多凿禅窟，从而判定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19窟、29窟等属于一个类型，是典型的西夏晚期重修洞窟。然后以这几个窟为标准来确定其他西夏晚期洞窟。诸如此类等等。
每日进洞，我都带绘图夹、铅笔、橡皮等攀登穿行在洞窟中认真地记录临摹，工作单调而辛苦，我却乐此不疲。从此我学会了区别前室、后室、甬道、窟顶、人字披、佛龛、中心柱的洞窟形制，壁画题材的佛、菩萨、千佛、西方净土变、药师佛、说法图、十六罗汉、观音等，还描绘了无数的龙、凤、交杵、团花型的藻井、平棋以及团花、几何、波状、忍冬、莲瓣、牡丹花、勾心花瓣等边饰和图案。刘玉权则做更高级的工作，他的记录描绘涉及到佛、菩萨等的面部细节与艺术表现，这是我不能胜任的。宿白先生在我读大学历史系时给我上过考古学课，是我的授业老师，这次有幸亲自随他学习实践，使我终生受益。在近五十天时间里我在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窟群中，记录了数百张卡片，我临摹的图案、花边、藻井等受到了宿白先生和敦煌所艺术家们的好评和鼓励。10年浩劫中，我被民族所的“革命群众”诬陷为“五·一六分子”，他们对我的藏书与所有资料进行了扫荡，这部分卡片因保存在王静如先生手中而幸存下来。
白天进洞工作，晚饭后回到宿舍，点起蜡烛继续完成另外的工作，最主要是编排整理当日的记录，把宿白先生和刘玉权的记录与临摹再录一份。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重录，以便过后工作中双方使用方便。记录工作初步完成后，又在宿白先生指导下进行西夏洞窟边饰分类排队和制作造表等工作。其余的时间则用来抄写从敦煌文物所借来的有关资料。有时请敦煌文物所的段文杰、史苇湘、万庚育、霍熙亮、刘玉权等专家给我们讲敦煌石窟壁画艺术的知识。
我们到莫高窟的时候，莫高窟虽有通电设备，但一般还不能用电照明。我们白天进到漆黑的洞里主要靠手电筒照明。洞里不能点蜡烛和煤油灯。敦煌所的艺术家们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一般是白天借用镜子反射太阳光进洞。莫高窟洞口坐西朝东，上午太阳从甬道射进，窟内光线尚可，下午则用两面大镜子，分别摆在窟崖和对面的大泉河岸上，镜子把阳光射到另一面镜子上，再调整角度射入洞中。我除了用他们的办法向老天爷借光外，下午一人在阴冷的洞中，我也偷偷用这种办法“取暖”。1964年的秋冬之交，莫高窟正在进行危崖加固工程，同时也为了解决上下层洞窟和同层洞窟间的交通连结问题，使一些难以登临的洞窟都能进入。在工程未完成之前，我们还是一如往昔借用王道士当年凿穿的洞壁孔道穿行，想爬入高层洞窟时，则靠敦煌所艺术家们创造的传统登高工具“蜈蚣梯”，这是一根五米多长的独木梯，在粗壮的圆木上，按相等的距离钻有圆孔，横插入一根根短圆木，像一条百脚蜈蚣。但靠一个人之力竖起笨重的梯子是很不容易的。
没有电，我们洗印照片就要自行发电，发电机是利用文物所那唯一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汽车装了柴油（油费按协议由民族所负担），在莫高窟沉寂的夜空中突突突地轰鸣。我和史金波也进入暗室，给照像师李贞伯当助手。我们在莫高窟等处拍摄的上千幅西夏洞窟照片从洗印到放大都是这样完成的。我和史金波从李贞伯那里也学到了一些摄影知识和暗室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