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热，既空前，也肯定绝后。它给当时的文学青年提供了最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时候，我们跟在林放后面，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外地名家来南京作讲座，文联和作协举办作品讨论会，文学青年自发地一次次聚会。我们甚至考虑要创办一份民间刊物，自己油印，发表那些不能公开发表的小说，这主意最初是林放提出来，为此还结交了几个画画的朋友，这些哥们的字好，可以让他们刻钢版。然而林放的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他已被文坛所接受，约稿源源不断，根本来不及写，这个民办刊物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就流产了。
在《人民文学》刚发表小说的那段日子，林放的人生最春风得意。那时候，常有编辑来南京向他组稿。正好给了林放充分的展现机会，只要有可能，便将人马召集在一起，胡乱找地方开会。奇文共赏疑义相析，当时能提供这种碰头聚会的地方很多，也很随意，在学校找个教室，公园寻一片草地，甚至可以安排在工厂的食堂里。一起玩的文友中有位小蔡是玻璃厂炊事员，如果那天正好厂休，我们就把活动安排在食堂的大厅，椅子是现成的，桌子是现成的，玻璃厂的副厂长也是文学爱好者，他对我们这类活动非常支持。
林放改不了文学活动中的夸夸其谈，他这人最适合作为文坛的小头目，人越多，场面越大，越兴奋，越能出风头。有一次，作协举办全国短篇小说奖得奖小说研讨会，记得是七十年代末期，那时候作协和文联没分家，我还在大学读书。在长江路的总统府，一间很有气派的会议厅，所有陈设都是当年旧物，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在拍摄民国的老电影。我始终没搞明白为什么会安排在那儿，会议由前辈作家方之先生主持，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曾经一起被打成“右派”，大家原来就很熟悉，几乎是看着我这个晚辈长大，开会前看见我坐在后排，他有些意外，十分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笑着说你怎么也跑来了。林放便悄悄地问这人是谁，弄明白以后，很羡慕地说：
“这家伙还算是个不错的作家，对了，你可以考虑帮我介绍介绍，能够认识这样的老家伙，肯定会有些好处的。”
我觉得这样做很怪异，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林放常怀有一种结识天下文友的豪气，他也最喜欢评点作家，总是运用一种非常极端的口吻，对作家和作品不是棒杀就是骂死。难得的是还能觉得方之不错，活着的老作家一向不被他放在眼里，尤其是那些被称之为“重放的鲜花”的“右派”作家，他认为在文学观念上，“右派”作家和“左派”作家没太大区别，说来说去，都是他妈的主旋律作家。因为已经有些影响，林放被安排在前排就座，主持会议的方之宣布游戏规则，说今天我们开会，讨论得全国奖的短篇小说，大家是不是考虑换一种思维，不说这些小说有什么好，有什么精彩之处，而是反过来，琢磨琢磨这些小说还有什么不足，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这样的讨论会注定要让林放大出风头，很快就轮到了他发言，先还是坐在那里说，说着说着，他猛地站了起来，高瞻远瞩慷慨激昂，把获全国奖的短篇小说几乎挨个地调侃了一番。文坛上向来不缺乏狂妄之徒，然而狂到林放这么彻底，这么不留一点情面，实在是也不多见。他把这个讨论会变成了批判会，一口一个我觉得这些人玩的什么伤痕文学，就是血淋淋地在人身上不痛不痒的位置，用削铅笔的小刀浅浅地划了道口子，让血流出来，用手抹一下，抹得到处都是，然后再展现给别人看：
“伤痕文学难道就是这样，就是玩一些如此浅薄的把戏，用血糊淋剌的东西来赚取读者眼泪？”
林放全然不顾在场老作家的脸色，继续口吐狂言。那年头，能够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几乎就跟科举时代的金榜题名一样，这些小说是很多学习写作人的模板和榜样，除了方之对林放的某些话还点头表示赞扬之外，大多数与会者的脸色都不好看。老作家们一脸不屑，作协领导低头问身边的人，这个狂妄无礼的年轻人是谁，哪个单位的，以后凡是这种人就不要再让他来开会了。林放的发言不仅把老作家们给得罪了，其实年轻人也未必就真心喜欢。他总是改不了指手画脚好为人师的脾气，自以为是年轻作家的代言人，滔滔不绝继续说着，口若悬河没完没了，终于有人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演讲，希望他能够留点时间给别人。
“好吧，我就先说这么多，”林放意犹未尽心有不甘，趾高气扬地又补了一句，“我觉得文坛的希望，不是那些已得奖的小说，也不是在座的老作家们，说句不客气的话，应该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是坐我身后这些正在写却还没成名的小字辈。”林放回过头来，指了指我们所在的位置。他的话立刻引起嘘声，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发出来的，很显然，他这话太过分了，是在讨巧作秀，是在哗众取宠。作为林放的朋友，作为坐在他身后这一群年轻人中的一员，我们太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他的文学野心早已充分暴露。虽然年龄上大不了几岁，我们都知道在他狂妄的心目中，唯我独尊，除了他自己，根本不会再有别人。老作家都不入他的法眼，我们这些跟在他后面写小说的小屁孩，这些无名之辈，更不可能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