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人类活动开始，先人们就开始了对人类自身奥妙的探索，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与病魔的斗争中，他们偶然发现触碰身体的某些部位可以减轻痛苦，对身体康复起到很大促进作用，经过不断积累，人们逐渐了解人体全身上下内外是一个整体，通过经络相互联系，沟通内外。发生在人体内部的疾病可以通过经络相互影响，并在体表有相应的表现。通过针刺或者按压相应的部位对疾病有缓解或治疗作用，在现代人们看来神秘又神奇的针灸，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我们先人在医疗实践中对人体和疾病不断探索的结晶。如今，随着人们生活环境逐渐变化，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不断出现新的疾病困扰着我们，而我们先人流传下来的精湛技艺和完整理论在预防疾病、保障健康方面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5.1针灸——走向世界的奇迹
2010年11月16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议，将中医针灸和京剧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令人鼓舞和欢喜的一个大好消息。针灸是我国传统医学的精华，经过了千百年的经验积累和总结，但至今还难以用现代科学语言完全解释清楚，其传统技艺同样也难以用现代科技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可以说是我国传统医学为世界贡献的一个奇迹。
5.1.1从砭石到九针
早在远古时期，人们有时偶然被一些尖硬物体，如石头、荆棘等碰撞了身体表面的某个部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疼痛被减轻的现象。类似情形多次重复出现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用一些尖利的石块来刺身体的某些部位或人为地刺破身体使之出血，以减轻疼痛。到了新石器时代，人们已掌握了挖制、磨制技术，能够制作出一些比较精致的、适合于刺入身体以治疗疾病的石器，这种石器就是最古老的医疗工具砭石。除了用来刺入身体以治病外，砭石在当时还常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排脓，所以又被称为针石或镵石。可以说，砭石是后世刀针工具的基础和前身。
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一枚经过磨制的石针，长4.5厘米，一端有锋，呈四棱锥形，可作针刺之用，另一端扁平，有半圆形弧刃，刃部宽0.4厘米，可以切开痈肿。而在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两枚锥形砭石，器身均为圆柱形，其一长约9.1厘米，两头磨尖，分别为三棱针锥体（粗端）和圆锥体（细端）；另一长约8.3厘米，尖端为三棱锥体，长而锐利。又如1965年在湖南长沙接驾岭西南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一口石刀，长约6厘米，宽约3.2厘米，其上有一圆孔，可用来切开皮肉。由此原始的针刺工具鲜明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5杏林奇葩00科普通鉴·中医乾坤砭石作为石器时代的产物，起初并不是作为专用的治病工具出现的，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石器工具的制备相当粗糙，大多是稍作敲打的天然石块。用于生产的石器工具，在人体出现痈疡时可以用来切开排脓。在新石器时代，由于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在距今五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专用的医疗石器——砭石。
《说文解字》对砭石的解释为“以石刺病也”，这是前人对砭石高度概括的总结。《灵枢·玉版》说“故其已成脓者，其惟砭石铍锋之所以取也”；《难经》二十八难称“其受邪气，畜则肿热，砭射之也”；《素问·病能论》云“夫气盛血聚者，宜石而泻之”；《素问·血气形志》曰“病生于肉，治之以针石”等。
从砭石到金属九针的过渡中，有一些用动物骨骼、彩陶及野生竹子做成的像石针一样的针具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山顶洞人遗址中，人们见到了一端带孔的骨针，长约8.2厘米，粗约0.3厘米，削制精细而坚韧，可以作为缝纫工具，当然亦可用于医疗。而在山东平阳县朱家桥商周遗址中出土的骨针，长约8厘米，锐端为圆锥尖，钝端卵圆，则可以作为针刺专用工具了。1988年在安徽蚌埠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距今五六千年的骨针。而陶针的实物，在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文物中有2枚，其一长5.5厘米，两头皆圆锥尖，形如橄榄，另一长8.8厘米，一端为圆锥，另一端为卵圆，与金属针文物相类同。至于竹针，因其难以保存，至今尚无实物发现，但是从“箴”字上，我们可以认为它的会意是用竹制成的竹针。
1978年在山东省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有4块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鸟的神物浮雕，面对着鱼贯而来的人群，神物一手握着为首一人的手腕，一手做扬举之状。其中有2幅，可明显看出神物手重握一针形器物，对着来人的肢体。考古学者考证这幅画像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针灸行医图，半人半鸟的神物形象来源于原始时代的腾，也很可能是扁鹊称号的由来。从画像中看，由于针形器物的粗细不同，持针的姿势也不一样。对粗的针形器物是持其中间，如砭石之用法，而对细的针形器物则持其一端，如同金属针的用法。在有细针的这一幅画像上，被刺者的头旁和手上部有排列整齐密集的短而直的细线，为金属针所特有。这表明了从战国到秦汉这个历史时期砭石与金属针并用的情况。而首次发现古代青铜器砭针是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公社，从一批古青铜器中发现了一根青铜针，这个被认为是战国至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器物，长4.6厘米，器身为棱形，它与头道洼砭石的形状与大小极为相似，并且与西汉刘胜墓出土的金银针实物的形制上一脉相承，如其用手夹持的部位都是四棱形等。在河南新郑的一座春秋战国的郑韩故城遗址，出土了一根长6.3厘米的磨制针形器，直径约0.7厘米，一端卵圆，另一端呈三棱锥形，锋尖缺损，针灸史学家认为九针中的圆针、锋针即由此仿制而来。
《灵枢》中所言九针不同的形状与性能，提示临床应按不同的病症而施用不同的针具，其中含有病不同针、针不同法的意义。经过不断的临床实践，发展至今，九针亦发生了一些演变。镵针作为浅刺的工具，后人又称之为箭头针，用作浅刺放血，目前临床已很少采用，发展为皮肤针或丛针；圆针后人称之为圆头针，镵针即近人所言推针，两者目前临床常用于皮肤浅表的按压与揩摩；锋针发展为目前的三棱针，用来刺血泻络，为临床常用；铍针又称为剑针，已为外科临床所用；毫针是目前临床针具运用的主体，运用甚广，它替代了圆利针的使用；而毫针加长则演变为长针，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现在的芒针；毫针加粗后演化为大针，大多是作为火针使用。针具质地也由钢铁或金银发展为普遍使用的不锈钢，坚硬而富有韧性。对于毫针，临床上根据长短、粗细又有许多类型，以适应不同的病症、体质与部位，大大丰富了九针的内容。
灸法产生于火的发现和使用之后。在用火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身体某部位的病痛经火的烧灼、烘烤而得以缓解或解除，继而学会用兽皮或树皮包裹烧热的石块、沙土进行局部热熨，逐步发展为以点燃树枝或干草烘烤来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摸索，选择了易燃而具有温通经脉作用的艾叶作为灸治的主要材料，于体表局部进行温热刺激，从而使灸法和针刺一样，成为防病治病的重要方法。由于艾叶具有易于燃烧、气味芳香、资源丰富、易于加工贮藏等特点，因而后来成为了最主要的灸治原料。
针与灸是治疗方法的两个方面，针法多用来治疗急性病，灸法多用来治疗慢性病。针灸疗法包括针刺和灸灼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针刺法也称针治法，是运用一定的操作手法，把由金属制成的、形体细长而尖的针刺入人体的某一固定的部位（穴位），使人体接受针刺后产生酸、麻、胀、重等感觉，从而产生治疗疾病的作用。灸灼法也称为灸治法，是将艾绒揉成小团或长条状，点燃后放在（或靠近）人体体表的某些固定的部位，施行热熨或熏，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说到针灸就不能不说腧穴，也称穴位。腧穴的本义是指人体气血输注的孔隙或通道，它作为针灸施术的部位，其名称在古代医籍中多有不同，有砭灸处、节、会、气穴、气府、骨空、骨孔、孔穴、穴道等众多名称，它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期对腧穴概念的各种认识。目前认为腧穴的概念是人体脏腑经络之气输注于体表的部位，与古人的认识一脉相承。
古人在产生病痛时，往往会下意识地去按压或抚摩痛处，而当人体产生脓疡时，就会用劳动工具如砭石等割刺脓疡，其目的在于缓解疼痛，这个过程与其说是医疗行为，还不如说是本能所使，就如动物在受伤后会吮吸自己的伤口一样，完全是种无意识的行为。然而人类能从中寻求本质，由原来的被动行为转化为主动行为，使人体再次出现病痛时，通过主动按压或砭刺一些特殊的部位来缓解疼痛，这是个显而易见的进步，但以此来说明此时就有了腧穴的概念显然也是牵强的，因为在当时古人的认识水平还没有可能使其意识到这些部位就是后来被称之为腧穴的地方，并且这些部位存在着范围的广泛性与部位的不确定性等特点，与后来所确定的腧穴概念不可同语。这可以从目前最早的医书——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医籍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黄帝内经》有关腧穴理论的记载来看，其内有许多对腧穴理论框架性结构的论述。至晋时《针灸甲乙经》的出现，腧穴理论则渐趋完善。《针灸甲乙经》对十四经腧穴做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同时补充了《黄帝内经》许多腧穴的取穴法与部位，创立了交会穴的理论，并对每穴的别名、部位、取法、交会、脉气所发、刺灸方法、刺入深度、留针时间及禁刺禁灸等内容做了具体论述，对《黄帝内经》腧穴理论的框架结构做了完备而又周详的补充。这次历史性的总结，也使腧穴理论得以完善充实，后世历代对该书已厘定的腧穴变动较少，成了针灸取穴的标准而沿用至今。而唯一有重大变动的是经穴的分经排列。在元代滑伯仁《十四经发挥》中，将头身腧穴亦按经分类排列，使人体腧穴以十四经脉为统领，至此，腧穴的理论则完全确立了。
我国早在唐代就已经开设针灸医学专业，著名医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绘制了五色“明堂三人图”，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北宋时期著名的针灸学家王惟一撰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刻于石碑上供人们参抄拓印，还设计了两具铜人模型，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作为针灸教学和测试针灸医生的直观教具。明代，针灸学术发展至高潮，杨继洲著的《针灸大成》是在作者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汇集历代诸家学说和实践经验总结而成，是继《黄帝内经》《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该书现有40余种版本，并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后世学习、研究针灸的重要参考文献。
5.1.2东方的阿波罗针灸号
1971年7月26日，伴随着阿波罗15号发射成功的消息，詹姆斯·雷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题目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的报道掀起了一股美国的针灸热。报道中阐述了他在中国体验针灸治疗的亲身经历，医生用针灸缓解了他的急性阑尾炎术后疼痛和其他症状。美国中医药专业学会会长李永明医师提及此事，称当时针刺麻醉报道的影响力毫不亚于当年同时期的阿波罗15号升空，这一重大事件似乎可称为“东方的阿波罗针灸号”成功登陆美国大陆，也从此逐渐传播到全世界。
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第二次“针灸热”。1991年5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决定承认中国针灸的合法地位，并拟正式应用于患者的临床治疗。第二年，美国国会便在NIH设立了替代医学办公室，专门负责对各种传统医学（包括针灸、中药、推拿等）进行科学评估，以此为依据进一步确立针灸医学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从此，“替代医学”这个新名词就以其独特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医学界和广大民众的面前。它涵盖的内容包括了几十种传统医学理论和方法。1998年，在美国白宫和美国国会的支持下，NIH终于成立了独立的补充替代医学中心。从此，在“替代医学”的前面增加了“补充”二字，正式称为补充替代医学。1997年11月3日到5日，NIH这个国际上规模最庞大、实力最雄厚的“超级”医学研究机构举行了关于针灸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的目的在于为医疗保健从业人员、患者及一般公众提供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评估报告，评价使用针灸治疗多种病症的疗效。这是NIH正式对针灸医学发展的介入，并且做出了权威、肯定的评价，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大会邀请了中国中医针灸界23位专家和学者，其中包括北京医科大学韩济生教授、上海医科大学俞瑾教授和曹小定教授。他们在大会上分别做了专题报告，得到了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