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奉、孙两军接触以来，冯以“中立”姿态在包头镇一再通电主和，意态非常暇豫。假使冯、孙间无默契，孙必不敢以一隅而当奉军全盛之局。迨孙军节节胜利，奉军步步退让，冯的反奉态度渐露骨，曾致函奉张略云：“弟与兄共患难以来，本期为国共死。不图吾兄迷信权利，逐孝伯（王承斌）于直隶，同志寒心，驱蕴卿（郑士琦）于山东，军人解体，逼揖唐出走而得皖，迫嘉帅（卢永祥）辞职而劫苏。我与吴有不并立之事实，我兄知之未也……”
十一月上旬北京冯、奉两军形势愈恶化，且在通州开火一次，忽又签订公约八条，双方乃趋于和缓。局势之一张一弛，一由于段居间为之斡旋，二由于冯对其两大敌人（奉、吴）轻重之间难于有所抉择，终以不愿为吴制造机会之一念，按下对奉的一股火气，保持其第三者之地位。
段在“疟态政局”中一方斡旋于冯奉间，一方看到吴是强弩之末、孙是出柙之虎，乃决定再袭前此分化孙齐的手段以分化吴孙。十一月十三日段下令：“吴佩孚潜赴汉口，假借名义希图一逞，若任其扰及中原，何以奠民生而维国纪？所有京汉路沿线着责成冯玉祥、岳维峻妥为办理，津浦线沿线着责成张作霖、李景林妥为办理。至孙传芳前此通电以淞沪驻兵为言，今仍前进不已，殊违本执政倡导和平之意，着即停止军事行动静候解决。”此令归咎于吴一人-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吴的不是。对孙则给一口糖，打一记轻耳光，确不失为无办法中之好办法。
这一时期是段的政治手腕即其保持均势政策之大胜利时期。他派专使八人南下分途疏通孙、萧，以津浦线归奉，京汉线归冯，长江归旧直系，各取所需，孙果然按兵不动，奉冯亦告妥协，吴之“讨贼”几乎变成了“独角戏”，而和平之成效大著。不料奇峰突起，奉军少壮派将领郭松龄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滦州倒戈（倒父而不倒子，拥戴学良继作霖之后），段的苦心尽付东流。
直到郭的倒戈通电发表后，冯的锦囊计才渐渐明朗化。过去他对奉之妥协是一时缓兵之计，暗中与郭及李景林密约倒张，布成了里应外合之局。郭一路势如破竹，冯电劝奉张下野，且出兵五路由喜峰口进占热河（奉军阚朝玺撤退，宋哲元不血刃而入热河）。奉张势穷力蹙，愿自动下野，请郭军和平开入沈阳。这一时期由段的政治胜利时期转入冯的军事胜利时期-吴既一筹莫展，张亦束手待毙。不料奇峰之外另有奇峰，李景林歌电（十二月五日）讨冯，而局势一变再变。
李为倒张秘幕中之一要角，他有老母住在沈阳，张以之为质，李不得不中途变卦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以保境及讨冯为其旗帜。冯部过杨村向李假道援郭时与李军开火，双方在杨村、马厂间演着“拉锯战”。而另一惊人动作又发生-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各界在神武门召集国民大会，要求段执政下野。
均势已失，后路茫茫，段所处地位与过去之徐、黎如出一辙，日日向冯“辞职”，冯部日日表示“拥戴”，段乃不再言去。
以上系分析段、冯诸人心理，以下写到吴在查家墩司令部“咄咄书空”的神气。他出兵讨奉是分两路，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京汉路北进，先斩除奉张的两个羽翼-山东督办张宗昌和直隶督办李景林。
这两路都要向河南假道。河南是吴的旧巢，旧巢中尚多旧部如陈文钊、王维蔚、王维城等。吴派员与豫岳联络，把豫省旧部扫数调出来由陇海路入鲁，以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总司令，一面以寇英杰率部由京汉路过豫入直，望予以谅解。
吴的残部分布在河南境内是岳的心腹之患，倘能扫数调出，则“卧榻之侧无人鼾睡”，正是岳求之不得的事。且吴以讨奉为前提，岳无反对之必要。但吴的另一路欲穿过河南心脏北上，用意莫测是一问题，岳暗中奉着冯的电令以“武装保境”拒吴又是一问题，两问题联合起来，所以岳对前一要求允予照办，对后一要求则以重兵防守鄂豫边境，不许吴军出武胜关一步。吴日日派员疏通，岳日日支吾其词：“豫省兵力甚厚，此时鄂军殊无出动之必要。”
岳果然派兵协助靳军由归德入鲁占领济宁、曹州等地。理论上吴无理由向之翻脸，事实上吴无力量向之翻脸。
那时张宗昌忽大唱其出人意料的“拥吴”论，李景林起而和之，倒弄得吴茫茫然，全国人士亦为之茫茫然了。前面说过，宗昌虽是奉系将领，一则与吴同乡，二则雅慕吴之为人，二次直奉之役他打着“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收编大批直军残部。当吴再起时，奉冯发生暗潮，宗昌心生一计，密遣代表樊潜知童好古之流赴汉与张其锽进行“吴张合作”运动，其锽系吴幕中首屈一指的要角，以吴处于四面受敌之地位不宜四面树敌为言，主张能释嫌者释嫌，能修好者修好。但吴不是个翻云覆雨的人，怎肯采纳这条陈。不料天下事很难说，绝无可能的问题往往有出人意料的发展。
吴于无意中获得国民军密约湘黔两省夹击武汉的情报（这情报也许是奉方的离间计），不觉忿然作色说道：“我还能和他们做朋友吗？”本来吴之所谓“讨贼”是个模糊不清的招牌，今日目甲为“贼”，明日何尝不可把这个“贼”字移在乙的头上？那时他对于联奉讨冯的建议已有所动。
宗昌见吴渐有入港之意，天天打电报呼“大帅”，并请前山东省长熊炳琦（直系）赴汉向吴表示：“我张宗昌是山东人，你吴大帅也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我愿服从你的命令，把我的奉军改编为鲁军。我欢迎你回山东。除开你吴大帅之外，任何客军我张宗昌一律看待，要驱逐出境。”
吴到处遇着打死虎的英雄，即其亲手所养成所提携的部属，亦不免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现在虽再起，仍然是一只不死不活的虎，偏有十足“够味”的长腿将军愿把自己的江山让出来，部下虽亲不及敌人亲，这不能不使他深深感动。
而奉张呢，曾向段一再请求释曹，曾派员赴岳州祝寿，曾派苏锡麟来汉表示：（一）奉军出关；（二）释曹；（三）拥王士珍为总统，伸长着手以待吴之一握。本来吴这次出山后张的旧账尚居其次，冯的新账不可不算，因大势所趋才舍新账而算旧账。此时旧账越算越可抵消，而新账层出无穷，他的心情连他自己也渐渐捉摸不定了。
吴另有一支奇兵是抄了从前的旧文章，派宋大明、刘希圣为吉林讨贼军第一军总副司令，宋是卢永贵的支队司令，在双城子设了司令部（距绥芬河仅一小站），准备做吴的内应。不料郭松龄通电讨张，沈阳危在旦夕，吴站在查家墩司令部阳台上信口成吟：“而今始知循环理，斜倚栏杆乱点头。”
他望着站在身旁的张秘书长掉了两句文言：“乘人之危，是无勇也。”张顺着这口风把宗昌输诚的话说了一遍，吴不觉脱口而呼：“我把宋、刘那支兵马撤销，把靳那支兵马调回。”
靳正在着着得手之际，忽然奉召回汉，所部停止待令，不禁为之愕然。他回汉领训时吴向之说道：“咱们不打张宗昌了，你回师与弼臣（寇）先解决西峰（岳）再说。”靳不觉怔了一怔，不知吴的闷葫芦所卖何药。
事后推论起来，吴倘能与冯合作贯彻其讨奉主张，前途是较有希望的，吴非不知此，他是个不顾利害不计成败的人，想到哪里做到哪里，结果造成了另一次部下离心离德的局势，而此恨绵绵无绝期矣。
一着之差
十四年（1925年）十二月十六日日本以护侨为由，命“满洲派遣军”菊池少将分别照会张、郭：“在铁路附近地带及日军警备区内两军绝对不得侵入，否则本司令官（白川）不得不执必要之武器。”从前吴料到用兵关外时将引起严重外交，果然不出所料。[十七年（1928年）六月四日张在皇姑屯被炸身死，人言啧喷，谓为背约之故。]旋日方提出调停之议，张乘着这个空间调动黑龙江骑兵，二十三日巨流河一战，郭军由大胜转为惨败，郭与其妻化装逃走，卒为黑军捕杀。
先一日（二十二日），冯军占领天津，李景林率部退往山东，段任孙岳继任直督，是为冯军之全盛时代。郭军既败，冯不愿以一身而当奉、吴及鲁军三面之冲，乃于十五年（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所部交张之江接统。其通电有云：“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争，专意建设；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军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以是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郭军长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芳宸（李景林）原约相助，乃二三其德，对茂宸（郭松龄）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现在芳宸溃逃，不图郭军长一朝颠覆，雨亭（张作霖）经此怆痛，渐有觉悟，玉祥仍本和平之衷，即日下野。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学深养粹，饱经世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孙、萧、方、阎、岳、孙诸督共起义师，均为不世之功，自宜各抒伟抱，共济时艰。除另呈辞职外，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取消，宾客一律敬谢，文电恕不作答。解职而后，拟出洋潜心学问。”
此电用意至明，欲与吴弃往日之嫌，而对奉张则不啻变相之声讨口吻。对吴有“学深养粹”一语，望其“饱经世变”后涵养渐深，旧账一笔勾销，不必斤斤计较。然而吴、奉合作之局已成，吴在势已不能舍新欢而修旧好了。
冯通电下野后，段的辞职电拟就待发，奉张欲以其位让予吴俊升，吴亦通电收束军事，一时大有冤亲同归于尽，大家放下屠刀的良好气象。这时吴陡然又成了各方死拉活扯的重要人物。段欲任之为“七省治军使”，直鲁联军呼之为“我帅”，奉张与之结不解缘，吴发表主张“恢复法统”的世电后，独树一帜的孙亦愿移樽就教（支电响应），化敌为友的张之江有世电“愿追随我帅之后勉效驰骋”，豫岳、直孙一致为鼓桴之应，而旧直系诸将领更无论矣。
这是吴自失败以来的第二次黄金时代，倘能善用政治手腕，联合直系以对奉，可竟四照堂未竟之前功。然而他“学深而养不粹”，其倔强之性不改，决维持联奉成议，而局势又为之丕变。
一月李景林佳电谓冯下野乃诈，直鲁联军开始向直南反攻。十七日奉张电吴：“关内事请公主持，关外事由弟应付。对法统事此间毫无成见。”
吴则宣称对各方均愿化敌为友，只与一人为敌（冯）。
这时广州革命势力在日长炎炎中，国民政府五要人为促使北方诸将领一致觉悟起见，发表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与吴的政见完全相同，他在北洋诸将中乃一富于革命性的人物，自撤防北归以来，即以团结对外为其鹄的，倘对歌电虚衷接受，则吴仍然回到革命阵线，其未来功名事业当未可量。事实上，他对护宪问题已不坚持，对曹之复职无论公谊私情都表示反对，对南无用兵之意，对北方腐恶势力痛心已久，确有参加革命之可能。所以他马上复电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是我的一贯主张，一致对外尤与鄙见相合，歌电我完全接受。不过我还有点小小意见，将派一特使趋前奉商。”他派潘赞化持函赴粤谒见各要人，函中除对护宪问题略有商榷外，另有两项言外之意：（一）拒绝客卿，国事国人自了；（二）整饬纪纲，对冯欲继续用兵。不料他来迟一步，冯已先派代表同情革命运动。国府要人则以个人恩怨不必谈，过去是非无足论，希望北方军人一致参加革命，共同努力，而吴则以为冯某人是个人问题，与国家大计无关，对冯问题南方自可接受，这是吴对人生体验不足的另一证。
假使潘早日北归，把国府意见及其真况向吴剀切陈明，则吴或有悬崖勒马之日，惜潘以路途周折，许多话又非当面说不可，等到回抵上海时，吴的讨冯之师早已发动了。
一月下旬宗昌逐走豫军李纪才，吴令寇英杰北上攻豫，且通电责冯：“巧于遁饰，更肆毒谋，伏处平地泉密筹饷械。”
吴手下三大将为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陈部留守湖北，靳军出发山东，故以攻豫之责畀寇。寇是当中最弱之一环，一月二十六日开拔北上，在信阳与陕军第十师长蒋世杰开火。蒋世杰是当年国民军二军中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烟瘾极大，骨瘦如柴，他的兵士都是“双枪将”，一手持步枪，一手不离烟枪。信阳城外大炮声怒吼如雷，他在烟榻上一点儿不动声色，严令兵士死守信阳，兵士在战壕中一面吞云吐雾，一面从容拨动枪机，大有“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气概。信阳一日不下，则吴北上之师一日不能动弹，吴师不能动弹，则吴之声誉及其前途将愈形黯淡而无复振之望。吴自再起以来，日言兴师而足迹未尝越武胜关一步，这次是吴的首次试金石，所以吴日日候捷音，而捷音日日不至，乃盛怒不解，几次想亲自出马都被部下阻止，乃严限寇军于若干日攻下信阳，而信阳守军之吹吹打打如故。
二月十日攻克信阳的捷报飞来，这是苦战半月的结果，吴的神色为之一旺。只隔一天之久，证明捷报是诳报，寇被吴逼得只能打假捷电，事实上不惟不捷，且守军一度反攻，寇军受了相当的损失。这问题愈闹愈僵了：区区信阳不下，则吴昔日之威风安在？寇打假捷电，吴亦据之以通电各方，一假再假，不怕别人骂“吴大帅”是吹牛客！吴发了一次狠，令靳师由鲁回豫夹击岳家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