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仅有大刀督战队，继而又有机关枪督战队出现。无如溃兵越到越多，越退越勇，正应着“自家人打自家人”的一句老话。其时汀泗桥已不守，所谓前线距吴的司令部仅有三五十里之遥，溃兵竟向吴的火车开起枪来，击死副官一人，伤卫队二人。吴鉴于溃兵之不堪再做“炮灰”，乃下令组织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一会儿，刘又满头大汗跑到车上来，仍然直挺挺跪下，仍然淌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靠着这些亡魂丧胆的败兵守着最后一道战线是绝不济事的。”吴说：“我决不放弃武昌。我吴佩孚死在战场上比死在床上好。”
刘慨然站起来挺胸说道：“大帅不能死。我愿代大帅一死，愿代大帅守武昌。我死了不算什么。”吴的热泪不禁从眼眶中淌下来，多少赫赫有名大将，多少当督军、总司令受恩深重的人到事机危急时一个个躲开，只剩得这个无名小将报之以死。他又叹着气说：“事情都坏在岘亭（陈嘉谟字）手里。他不能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那时守城部队是刘的一旅，新编第三师一师，陈嘉谟一师。城墙上架起大炮，各城门都关起来，只汉阳门偶然开放一二小时以便军民在江边提取饮料。
九月二日吴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靳已应召由鸡公山抵汉，毅然以坚守三镇为己任。那时在武昌城上从望远镜中可以看见革命军在龟山大炮（龟山在汉阳，其大炮向武昌郊外轰击）猛烈炮火下向前挺进不已，湘军雪了民十援鄂之耻，而西南若干年来会师武汉的大理想行将实现了。
吴恃长江为天堑，尚未完全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是他一生最辛苦的时代。革命军攻武昌不下，颇有死伤。倘吴所遇的不是革命军，则利用坚守武昌以牵制对方之进展，一面集合援军及海军，则前途之成败仍未可知；但革命军决不因武昌未下而稍挫其凌厉无前之勇气，除以四军围攻武昌外，另以其他各军由上下游渡江，再作猛扑阳、夏之举。
九月六日忽然一颗炮弹打到查家墩司令部来，照方向是从龟山打下来的。吴摇着电话机问佐龙：“这是怎样一回事？”那边的答复是：“打错了。”话尚未完，第二弹的溜溜飞来。吴说：“现在又该打错了吗？”那边没有回答。这时吴才知道佐龙已响应革命军而向总部进攻了，他在慌乱中跳上了京汉车，向北开去。
割肉将军
北京人刘玉春年四十八岁（民国十五年），个子很高大，头发带着灰白色，望之如五十以上人。他是第八师第十五旅长，第八师驻宜昌，并非吴的基本队伍。吴命寇英杰攻豫时，调第八师为正面进攻部队，刘率三团人参加，在信阳与蒋世杰打死仗的就是他。信阳攻下时寇委之为信阳警备司令。
蒋世杰守信阳使他受了莫大的感动，后来他守武昌未尝不是那件事的影响。吴自再起后，睁开眼睛一看，都是些衰兵懦将，刘则不失为北方亢爽军人，所以提拔他任第八师长，继而又升任第八军长，吴刘关系就是只有这短短一点关系。吴把刘的三团人编为卫队旅，率之北上，率之南下，汀泗桥危急时才命之加入火线。那次血战中三个团长都战死，三十九个连长只剩五个，兵士死伤过半。
那时升官原系一件极平常的事，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寇以鄂军旅长升到豫督，靳以豫军师长升到副帅。但刘则怀知遇之感，愿报之以死，汀泗桥之战其不死者几希。
八月下旬奉令守城，直守到******，“吴大帅”早已逃出武胜关外，南昌且已发生争夺战，外面形势日非，而城内都是些败兵之将，守兵万余人之中第八师仅有二千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与城共存亡之一念-吴命之守武昌，他不能让武昌断送在他手里。外而炮火亘天，内而军心离散，一面为防御战，一面还得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刘应否盲目服从是另一问题，其坚毅不屈之性则殊足以表现北方血性男儿的好风骨。当然，革命军未用重炮攻城为着保全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所以屡次任由商会及英领居间交涉，担保城内诸将生命安全，所部由佐龙收编。刘与之磋商条件则系缓兵计，天天尚以无线电与吴孙通消息，望之火速来援。吴孙的回电是大“吹”，把北军的声势吹得如荼如火，而事实距离愈远，刘始断绝了待援之念，其另一念为“死”。
革命军与城内杂牌军互通声气，馈以香烟及大米饭，他们得之如获至宝，盖城内粮尽援绝，已多日不尝此风味矣。城内居民尚留有十余万，最使刘丧气的是杂牌军纪律太坏，诛之不可胜诛，尤虑肘腋之变发生。十月十日，守军贺团暗约革命军进攻小东门为调虎离山计，当刘驰往防堵时，该团开通湘门迎革命军一拥而入，陈嘉谟化装逃走，刘登蛇山指挥着死战，战到全城守兵尽降时才被身边的于旅长把他死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卒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十一日陈缒城欲下时亦被生擒。
革命军最高统帅以刘不失为忠勇军人，传令予以优待，刘的卧室中有茶烟卧具，手足未上刑具。新闻界有人访问陈、刘，陈垂首不语，刘则眉目轩昂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对得住吴大帅，所忏悔的是太对不住老百姓了。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以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两千人左右，且争挤溺死者不乏其人，我听了很伤心。我明知不能守，但我凭良心说话，吴大帅主张或不对，人格却很高，对我也很不错。我自知殃民应死，今既被擒，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这样那样的割也是应该的。”
一面说他一面用手做着割肉的姿势。新闻记者听了他的一段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敌将，而不能不佩其视死如归的人格。后来陈愿以二百万为赎命之资，革命军未允，但以刘之愚忠可嘉，与陈同时释放。刘不久回到天津死了。
吴听到刘被擒的消息，天天催着反攻，他的部下口虽应而足不行，吴只有搓手跌脚而已。
吴孙之间
孙传芳见重于吴始于湘鄂之役。那时孙是败军之将，后来扶摇直上都是吴一手所培植的。但孙的想头却不同，他是王占元的部将，王在事机危急之秋乞援于吴，吴未尝拔刀相助，且乘势攫取湖北地盘。后来吴对他另眼相看诚然是事实，但吴利用他包抄皖系后路也是事实。孙以为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对吴无所谓知遇之感仅有互相利用之关系。
当吴与革命军作战失利时，望孙援如望岁，而孙按兵不动，正如王占元危急时吴之按兵不动一样（那时萧耀南按兵不动，这笔账当然写在吴的头上）。孙默默地想：“一报还一报，我现在即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吧！他是直系大领袖，我是直系小领袖，他是山东人，我也是山东人。我不好意思抢他的地位，让革命军打倒他，我不妨做渔翁，那么我将来的天下乃得之于革命军而非取之于他的手了。”
吴做梦不曾理解到孙的这种心理，还当他是自己的同乡、自己的嫡系，至少是自己的友军。还有几笔账两人写法不同。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这当中孙承认有几分之几是得了吴的助力。后来再由浙江打到南京，一路席卷安徽、江西，造成了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那就完全凭着自力而与吴渺不相涉了。但吴却把这笔账整个儿写在自己名下。当孙军入浙时，夏超、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与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的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与吴亦早有联络，倘非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得那样顺手？所以孙的整套儿喜剧吴自觉有编剧和导演两重资格，决非渺不相涉的旁观者。
吴号为“讨贼联军总司令”，孙亦以“五省联帅”自居，不啻与吴脱离而另成系统。
孙打到固镇后收兵回到南京时忽然唱起“联省自治”调子来，吴生平最恼这个调调儿。从前湖南制订省宪，高唱湘人治湘及联省自治论，吴尚且悻悻然欲兴问罪之师。“你孙某是山东人，山东人在东南五省也玩这套，岂非南腔北调？”当吴听得怪刺耳的时候，派蒋百里赴宁问孙：“你究竟想怎办？”
吴先把自己的宗旨向孙说明：他主张武力统一而反对穷兵黩武，他说必有武力而后可统一，这武力是促成统一之工具而非用以制造战争的。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在所必打。同时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
百里先生是有名的军事学者，吴钦慕他的学问，同时他也钦慕吴的风骨，所以担任了吴的参谋长。吴对任何人都是颐指气使的，独对百里先生礼貌优渥，呼之为先生，大得尊贤下士之道。百里先生过去不甚了解吴之为人，后来朝夕见面才知道除风骨以外吴是一无所有。他是个头脑极清晰的人，而所辅者却是个头脑极顽固的人，志不同道不合，早有见机引退之志。他到南京见了孙，孙的答复是不着边际的答复。他由南京便道回上海，看到吴的“南北两面作战”之必失败，看到联奉对冯之非计，看到对湘用兵之逆流而行，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忠告吴的电报，请将总部取消。吴说：“好，你要我下台，我先要你下台。”提笔委蒋雁行继任参谋长。
吴、孙之间因记账不同而有隔阂，但仍保持貌合神离的关系。在吴看起来，无论孙如何不就范，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并且自己的力量不够摆布他，姑且让他三分。孙亦有孙的看法：吴早晚必倒，假手于南军比自己动手省力。并且孙的部下周荫人（福建督理）、邓如琢（江西总司令）都主张拥吴，孙不好意思对部下说自己不拥吴。此外五省地盘内尚有非嫡系的夏、周、白、马诸将领都变成了吴的忠实信徒了，万一自己惹动了吴的火气，至少捣乱有余，犯不着自讨苦吃。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表面恭顺不改，打起电报来还是写“钧鉴”。
孙在浙江布置私人势力，夏超、周凤歧等抱着“兔死狗烹”的心理。夏屡屡打密电给吴诉说孙刻薄寡恩，言外有去孙之意。吴复电极力安慰着，叫他不要妄动。吴闻孙亦有去夏之意，忙着告诫他说：“你对夏不能有所误会。他怕你是事实，你好好抚慰他，我保证他必能效忠于你。”吴以为发觉了孙的错误是应当加以规劝的，不料不劝犹可，打了这个电报后更促成了孙去夏之决心，这是吴的坦白处，也正是他对人生的体验太不足处。后来逼得夏、周通款革命军（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孙乘机派卢香亭杀了夏超，解散了白、马两部，只有陈调元与孙早有结合，安然做了安徽总司令。
孙的另一心病是齐燮元做了吴的副司令，吴再起后齐也想来一个“鹞子翻身”的解数，恢复六朝金粉之地。吴虽不近人情，却不曾荒唐到那个地步-逼着别人把刀子杀出来的江山还给原主。后来奉吴联合告成又给孙一下暗伤，奉军是孙的敌人，这笔账越算越疙瘩。那时孙与靳云鹗有重组“新直系”的计划，不料靳被免职，孙为之惴惴不安。
当吴军攻南口时，孙每天有电报报告湘中战况，大有自告奋勇之意。南口攻下后吴把西北善后交给阎锡山、张宗昌去办，一面打电报给孙说：“我由南口调五师南下。湖北除陈一师留守后方外尚有六师可调。我一路沿湘鄂路应战，一路派海军由洞庭湖入岳州，请你派兵由铜鼓、修水直趋浏阳、平江以收夹击之效。我某日南下，我抵汉之日，最好即你到九江之时。”孙立刻回电说：“准遵命办理。”
吴以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孙由江西出兵是共存共荣的必要动作。哪知吴的专车过信阳时，叶开鑫告急电雪片飞来，而五省联军渺无出动的消息。吴到了汉口，孙还端坐南京与名流为文酒之会。吴去电质问，孙答“所部配备未就绪”。苏浙诗人们纷纷向孙说：“联帅好整以暇，其如玉帅之朝不保夕何！”孙微笑答道：“玉帅最好的办法是下野，让开一条路引诱南军冲杀出来。我有一个比喻，绳子卷做一团，刀砍不断，拉长了，一剪便解，这是消灭南军的唯一妙诀。”
革命军占领武汉后，第七军李宗仁等部奉令东征，孙军剑及屦及，不再谈“配备未就绪”的话了。孙部初与革命军接触时略有进展，那时吴在郑州接得孙的战报，自夸绝对有把握，像在讥诮吴之不中用，今后重头戏只轮到他一人独唱了。隔不多时，革命军反攻大捷，孙自己做了绳子让革命军寸寸剪断。后来孙北上乞援于奉军[十五年（1926年）十一月十九日抵津参加“讨赤会议”，愿服从张的命令，所以张组织安国军以孙与鲁张为副司令]，够不上“合作”，老实说做了一位降将，而奉张派张宗昌援苏（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只见引狼入室之害，未收秦师救楚之利，正应了“一报还一报”的话。
当革命军出湖南直指武汉之际，倘孙部火速应援，吴孙通力合作，革命军的胜利诚然是不可推翻的，这因为革命军一团朝气，而北洋系腐朽机构终无重振之可能，但北伐工作较艰苦，进展较迟缓也是必然之势，所以孙的按兵不动间接便利了革命军，因而获得“各个击破”的莫大战果。
吴张之间
吴由汉口退到郑州后，其地盘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靳在郾城设立司令部，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按兵不动是他的一贯作风。吴的地盘一面是明枪，一面是暗箭，这由“两面作战”而转入“腹背受敌”的阶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