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那个班的学生被叫到校长室考朗读，为了不让他人再喊自己傻子，马月预先将课文读熟，可是当轮到她时，翻开书正要朗读，站在一旁的辅导员在校长耳边说这孩子有点傻，可能脑子有问题。这话杀伤力太大，孩子完全愣住了。校长却喊：愣着干吗，还不快读？这一下，马月真傻了，课文成了不认识的“蚂蚁文”。
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大家围成圈做游戏，因为多了一个人，老师竟让马月出去，当她低着头走出队伍的时候，背后传来一阵讥笑声：傻呆呆的，还想做游戏？马月跑到操场外面，用树枝在地上拼命地写着：我不是傻子，不是傻子……读到这里，我觉得心都要碎了。
学校举行歌咏比赛。马月想，这次是全班合唱，不会没有我吧？可是排练的那天，老师让她提前回家。她问老师为什么不让她参加排练，因为她在这门课上曾得过满分，这时候，站在一旁的班干部竟说：你傻了巴唧的，上台会给我们班丢分的。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好学生，从小就被培养起这种为虎作伥的品质。当讨论应试教育是拯救还是摧残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被摧残的不仅仅是弱势群体的孩子，也包括那些所谓优秀的强势群体的孩子。在马月被毁的同时，那个班干部也被毁了，那个孩子在他往后的人生中很难再有同情呀、关爱呀、怜悯呀这些人类最好的品质了。要是没有这些品质，那他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才。
马月的故事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还不是她如何如何被摧残，而是面对一次次摧残仍然顽强地抗争。那么小一个孩子，为了得到应有的善待，真是百折不挠啊。但是，她的所有努力全部被包括校长、同学在内的强势群体碾了个粉碎，直到她彻底放弃了这样的努力为止。放弃之后，马月便开始逆反的行为报复，比如，将毛毛虫放进那些欺负她的同学的笔盒；故意天天迟到，不做作业，因为她，年级的流动红旗，这个班再也没得到过。结果，小学六年，转了三所学校，父母亲一次次被叫到学校挨训，回去后便将气撒在孩子身上。最可悲的是，连他们也开始怀疑女儿是不是真是傻子。
有件事给我印象特深，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当舅舅夸他的儿子如何如何聪明、并建议找人为马月查一下智力时，当妈妈的竟然冲进女儿的房间狠狠抽了她一耳光。马月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号啕大哭起来，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竟惹得妈妈这样生气。
我们说要有承受能力，但得有个限度。生命不能承受无法承受的重量，孩子尤其这样。
在学校，马月是个所谓的差生，在家里，又是个不争气的孩子，这样一来，小马月便无处可逃了。于是，她开始装病，因为“病”总有好的时候，她想来个一了百了，又装起疯来，就这样，马月为了逃学，竟然逃进了疯人院。到了那儿，她才知道里面比学校还要难受，于是百般央求，自我证明，经过几个月折磨才从里面出来。
这时，她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证明自己不是傻子进行抗争，那次考试令老师和父母非常吃惊：一个学期几乎没上学，她语文居然考了80多分，数学也考了70多分。妈妈疑惑地带她去做智商测定，几家医院的测定结果几乎是一致的，马月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她的智商指数在130以上。
但是，即便是这样，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她不但是个傻子，还是个疯子，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她是疯子，进过精神病院。尤为可气的，终于有个女老师对她好，把她当人看，她也对这位老师报以真情的时候，竟被人们怀疑她爱上的那位老师，是个同性恋者。
这一下，马月完全绝望了，她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她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她就会晕厥在课堂上。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她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道地划伤自己的手。直到有一次，她想彻底摆脱苦难，便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幸亏发现及时，她被救活了，救活的她又将伤口划开。
幸运的是，马月就在这个时候被送到李圣珍老师家里，李老师救了她，还使她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为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马月有个表妹，名叫秋子，用马月的话说，秋子比我不幸多了，因为她没有遇上李老师……
“望子成龙”的挽歌
那个秋子，是个高二学生，因为会考两门不及格，打开煤气自杀了。
秋子的妈妈也像中国大部分家长那样，节衣缩食，风里来雨里去送女儿学钢琴、上各种培训班，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她不能容忍女儿有一点点惰性、一点点娇气、一点点落后，要是女儿有一处做不到便施以严厉的惩罚。当秋子到了十三四岁的“反叛”年龄时，母女间便开始冲突不断。冲突的结果是秋子常常被怒不可遏的母亲赶出家门。
那时候秋子的父母已经离异，被赶出家门的她要么在深夜的街头徘徊，要么去找爸爸。她想跟爸爸在一起，可是连房子都没有的爸爸没法收留她。秋子只好住到姑姑家里。尽管姑姑对她很好，可是秋子总是摆脱不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据同学讲，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如果不是目前这种只认分数不认人的教育体制，不管孩子的具体喜好、智力的敏感区域等个体情况一把尺子衡量的标准，她也许会成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歌唱家或者舞蹈家的，在学校组织文艺演出中，有一次，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与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投入而得心应手，在那种场合，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但在课堂上，她再也自信不起来了。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因为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万分尴尬，恨不能钻到地缝里藏起来，被老师当众骂为猪脑子、脑积水。她也因此常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眼泪汪汪。在这样的过程中，秋子作为人的尊严一次次被剥得精光。
就这样，她的自信一点一点被击碎，一到考试就紧张万分，对分数敏感到了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但是一切她从来都不跟父母谈起。后来，有个名叫涛涛的孩子喜欢上她，她终于感受到了一些人间的温暖，却被父亲以“你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还早恋，想不想考大学”为由强行终止了关系。
到了高二最后，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四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四名。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作为一个孩子，怎么能承受得住这样的结局呢？
作为学校，也许不得不这样做，体制就是这样呀，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压倒一切，只有将那些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才能保住学校的名声。但对学生来说，这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吗？被牺牲的岂不成了大多数？那些失败者在他们的一生中也许再也摆脱不了失败的阴影，只能永远失败下去了是不是呢？
结果，最后的会考她仍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吃了安眠药之后又打开煤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她恐惧的世界，她以自己花季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望子成龙”的挽歌。
我想马月说得没错，要是秋子遇上李圣珍这样的老师，或许不至走上绝路。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纵使李老师可以救下秋子，她能救下成千上万像秋子一样处在死亡边缘的孩子吗？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我给宋子然的小姨打电话，我说以我现在的力量，这样遥远的距离，我很难把这个孩子挽救过来。因为孩子能不能挽救过来全在他的父母，而改造父母太困难了。这个孩子已经到“病情”与“父母的改变”相互赛跑的程度，而据我们现在的距离，“父母的改变”绝对赛不过“病情的发展”。我让她快把孩子送到李圣珍老师那里，只有她能救宋子然了。她说去了，等待挽救的孩子已经排了一万多了，轮到宋子然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到那时，宋子然大概早没命了。
人类为什么这样苦难呢？我们提起苦难的时候常常会联想到战争呀、饥饿呀、洪水呀、地震呀……但我觉得，在人类所有的苦难里面，最苦难的要算心灵的苦难、孩子的苦难了……
每个家长在内心都积累了许多这种事例，但是同样的事情仍然天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所有这些孩子的苦难都在指向一个本质性问题：我们的教育到底是拯救人，还是在摧残人？
但是，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又很内疚，老师也有老师的难处，比如，美国的班级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我们的班级五六十人甚至六七十人；而报酬，不要说美国，就说香港，小学老师的月薪相当于人民币四五万，比我们的年薪还要多出几倍。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累得精疲力竭，我儿子的老师就是这样，都尿血了，住院了，大家都去医院看她，没过几天又来上课了，第二天又累倒在楼梯上。
儿子说：我们某某老师想当蜡烛，燃尽了自己，照亮了别人。你想想，人那样多，课那样多，薪水那样低，身体那样不好，怎么能讲好课呢？就这样，学校还不满意，各种各样的招数，规则呀、名次呀、分数呀，逼得老师只好占课，这节课还没上完，那节课的老师已经在门口站着了。儿子说：妈妈，你知道我现在在练什么功？我感到好笑，一个小屁孩能练什么功呢？问他练什么，他说憋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