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合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馀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亮自临祭，为之流涕，抚其遗孤，恩若平生。蒋琬谓亮曰：“昔楚杀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扬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谡之未败也，裨将军巴西王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及败，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千人鸣鼓自守，张合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合诸营遗迸，率将士而还。亮既诛马谡及将军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平特见崇显，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亮上疏请自贬三等，汉主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
是时赵云、邓芝兵亦败于箕谷，云敛众固守，故不大伤，云亦坐贬为镇军将军。亮问邓芝曰：“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赵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云有军资馀绢，亮使分赐将士，云曰：“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
或劝亮更发兵者，亮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破贼，乃为贼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减兵省将，明罚思过，校变通之道于将来；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自今已后，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劳，甄壮烈，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境内，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参军姜维诣亮降。亮美维胆智，辟为仓曹掾，使典军事。
马谡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算太好，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无德无能的狂徒。其实我们细分析一下就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马谡的失败并不在其狂妄，而在其不听劝告。
在诸葛亮出祁山进取渭水之时，早已探得司马懿领兵二十万，任张合为先锋来势汹汹。当诸葛亮言明街亭的重要性之后，马谡就挺身而出愿意接受这块烫手的山芋，足见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不过打仗光不怕死是不够的，还要听从主帅的调遣，听取别人的意见，才能够有针对性地部署兵力、打胜仗。马谡临阵经验本来就少，在正式对敌的时候，作战经验丰富、为人严谨的王平曾指出了他在布阵上的错误，然而马谡却不以为意，结果不但失了街亭，损失了兵力，还挫败了蜀军的士气，他被斩首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青龙二年——诸葛亮星落五丈原
【原典】
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馀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毘杖节为军师以制之。护军姜维谓亮曰：“辛佐治杖节而到，贼不复出矣。”亮曰：“彼本无战情，所以固请战者，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亮遣使者至懿军，懿问其寝食及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者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懿告人曰：“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亮病笃，汉主使尚书仆射李福省侍，因谘以国家大计。福至，与亮语已，别去，数日复还。亮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亦决耳。公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是月，亮卒于军中。长史杨仪整军而出。百姓奔告司马懿，懿追之。姜维令仪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敛军退，不敢逼。于是仪结陈而去，入谷然后发丧。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闻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还。
初，汉前军师魏延，勇猛过人，善养士卒。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杨仪为人干敏，亮每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延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废也。
费祎使吴，吴主醉，问祎曰：“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诸君愦愦，不知防虑于此，岂所谓贻厥孙谋乎！”祎对曰：“仪、延之不协，起于私忿耳，而无黥、韩难御之心也。今方扫除强贼，混一函夏，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非长计也。”
亮病困，与仪及司马费祎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卒，仪秘不发丧，令祎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当自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之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自与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祎绐延曰：“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祎出门，奔马而去。延寻悔之，已不及矣。
延遣人觇仪等，欲按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延大怒，搀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汉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而疑延。仪等令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将军何平于前御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将马岱追斩之，遂夷延三族。蒋琬率宿卫诸营北行赴难，行数十里，延死问至，乃还。始，延欲杀仪等，冀时论以己代诸葛辅政，故不降魏而南还击仪，实无反意也。
诸军还成都，大赦，谥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于汉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馀饶，臣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卒如其所言。
丞相长史张裔常称亮曰：“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治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初，长水校尉廖立，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副，常以职位游散，怏怏怨谤无已，亮废立为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闻之，亦发病死。平常冀亮复收己，得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
习凿齿论曰：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严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鉴至明而丑者忘怒；水鉴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鉴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为诸葛亮立庙，汉主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步兵校尉习隆等上言：“请近其墓，立一庙于沔阳，断其私祀。”汉主从之。
诸葛亮是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千古良相”的典范。为完成统一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他先后五次进攻魏国，在治国、治军等方面发挥了非凡的才能，是以民用其力，百姓不忿；又推演兵法，作“八阵图”，造损益连弩、木牛流马，与名将司马懿、张合等交锋，屡操胜算。最后一次北伐时采取分兵屯田之策，与司马懿大军相持百余日，但不幸积劳成疾逝世，享年五十四岁，谥曰忠武侯。
唐朝着名诗人杜甫曾对诸葛亮的事迹甚为欣赏，曾作过数首关于诸葛亮的诗，《蜀相》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已成为日后总结评价诸葛亮一生的名句。
在上文中，《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更高：诸葛亮当丞相，安抚百姓，显示法度准则，限制官员的职权，遵照法令制度，开诚布公，坦白无私。对尽忠而有益于国家的人，即使是仇人也必加奖赏，对违法而怠慢的人，即使是亲近者也必定处罚；对真心诚意认罪悔改的人，即使罪行较重也必定释放，对问题花言巧语进行掩饰的人，即使罪行较轻也必定诛杀；再小的善行也予以赞扬，再小的恶行也予以贬责。精熟各种事物，能从根本上治理，要求名义与实际相符，极端厌恶虚伪。最终蜀国上下都对他怀有敬畏爱戴之情，刑罚虽然严苛，但没有怨恨，这是因为他用心公正，而且劝诫分明。可以说，他是懂得治国之道的卓越人才，与管仲和萧何并列。
“千古良相”诸葛亮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必将被后人铭记。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景初元年——魏明帝时期关于用人的争论
【原典】
帝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诏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法。卲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诏下百官议。
司隶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课，其文备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即考课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汉之季，其失岂在乎佐吏之职不密哉！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且万目不张，举其纲，众毛不整，振其领，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远。若大臣能任其职，式是百辟，则孰敢不肃，乌在考课哉！”
黄门侍郎杜恕曰：“明试以功，三考黜陟，诚帝王之盛制也。然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关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云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新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古之三公，坐而论道；内职大臣，纳言补阙，无善不纪，无过不举。且天下至大，万机至众，诚非一明所能遍照；故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也。是以古人称廊庙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业，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职办课，可以致雍熙者哉！诚使容身保位，无放退之辜，而尽节在公，抱见疑之势，公义不修而私议成欲，虽仲尼为课，犹不能尽一才，又况于世俗之人乎！”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议久之不决，事竟不行。
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备感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或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有所反映，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执法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如何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有关部门办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