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朋友们
有人说中国没有企业家，王石的意见却大不一样，他会大声地叫出来说：“有，当然有！”
他分析：“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很多创业家，包括我在内。我给我自己的界定首先是创业家，当然创业后要发展下去，就需要企业家来打理企业。企业家和创业家的区别在于，创业家需要创和闯。不按规律办事，打破常规，敢于下海，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所以叫创业。”
“在创业之后，尤其在中国这种不完全规范的情况下创业之后，如何发展下去，这个转变非常难。而且可以这么讲，创业家很难由别人来代替打理由他创下的事业，这个角色的转变必须自己完成，如果完成不了，这个企业就比较危险。为什么？因为自己创下的企业个性色彩非常强，如果请一个成熟的企业家进门，别人自有规范，很难互相适应，不像美国的企业，管理的规则、人际关系都是一致的，创业家完成转变后，可以把企业交出去，这在中国绝对不行。”
万科职员称王石为“校长”，一些企业家遇到困惑也都愿意来向他讨教，甚至有传媒把他称作“万科领袖”。王石自己却说，他什么校长、领袖，都谈不上。他说：“万科作为一个新兴企业，只不过经营时间长一些。相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其他新兴企业，走的路长一些，跌的跤多一些，弯路也多一些，我不希望后来者重走我们的弯路。一个企业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如果能让更多人汲取的话，那要比它生产的商品还要有价值，整个社会的财富因此可以减少些损失。”
铁杆冯仑
在王石的同行之中，平时和王石走得最近、来往最密切的是冯仑。王石去北京，去国外旅行，冯仑只要有机会，总会一起聚聚。没有什么户外运动经验的冯仑，就是在王石的鼓动下，咬着牙一齐在日本登顶富士山。
万科成立于1984年，万通成立于90年代初，时间上万科早了七年，王石笑言是万科经历的酸甜苦辣多一些，对万通有借鉴。而80年代的新型企业有个通病，那就是多元化，万科也不例外，只是到了1992年万科才开始确定走多元化的道路。有意思的是，90年代诞生的新型企业仍然热衷于多元化。王石说自己作为过来人，鼓吹专业化。冯仑在万通的战略决策上，参考过王石的一些意见。至于冯仑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上，表示很感激王石，称他当初没有在商业上失败，是因为有王石指导，有“大人牵着小孩的手”，这可是大大给王石增光了。王石则说这只是冯先生谦虚的比喻。平时，王石和冯仑是朋友，万科同万通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的两家企业。
2003年初，冯仑写了一篇《学习万科好榜样》，写得很动情，着实肯定了万科的很多东西。
刘氏兄弟
王石跟刘永好、刘永行兄弟两人都是很好的朋友，而且因某种原因他和他们还有一段缘分。王石1993年到深圳是做饲料的，扛玉米。后来王石对刘永好、刘永行兄弟都说过，如果当时他心态不那么浮躁，如果不是对中国的饲料行业做了错误的判断，现在中国的“饲料大王”不是你们兄弟俩，应该是万科王石。
当然这都只是“如果”，就当时做饲料来讲，王石是赚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就转行搞所谓的科技产品，搞录像机，搞电子仪器设备去了。王石自己也说，当时是认为饲料行业赚钱太辛苦，就是心态是比较浮躁的；第二呢，他之所以转行，是认为这饲料行业在中国没前途。他那时候觉得，中国的“小农经济”一直很强，“小农社会”之下，养鸡养牛都是糠糠皮皮，都是这些东西，饲料行业怎么能成为一个大行业呢？所以王石1993年做饲料，1994年的时候就改行了。而刘永好、刘永行兄弟，他们是养鹌鹑、卖鹌鹑蛋出身的，虽然他们1988年才进入饲料行业，比王石晚得多，但是后来居上，一样把生意做得很大。
说到刘永好，王石觉得他是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包括他对饲料行业的把握，在王石不看好的行业之中拼杀出来。他能够看好这个行业，而且坚持做到最后，所以他就成了中国饲料行业的老大。王石还很欣赏的是，刘永好在饲料行业处于饱和的情况下，能够迅速转行，也转入了房地产业。由1988年进入饲料行业，到1997年就开始转行，实际上他转行进入房地产业的时间还不是很长，但是根据他的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来自房地产的利润已经超过饲料行业，所以在转行方面刘永好也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刘永好也有王石看不懂的时候，例如为什么他不停地收购奶厂。
一天晚上吃饭时，王石想起这个事情，问刘永好，你为什么现在对乳业这么感兴趣，为什么大规模地收购奶厂。王石告诉我，刘当时的回答就特别妙。刘说，你想一想，现在哪个行业国有企业还没有退出，哪个行业就肯定是暴利行业。现在，国有奶厂的负担是很重的，他们有很多困难职工，但他们仍然在赚钱！说明这个行业是比较容易赚钱的。王石跟他开玩笑，说你旗下的奶厂里有奶牛800万头，林冲当年是20万禁军教头，你刘永好是800万奶牛的头领啊。
有一个问题是王石自己经常考虑的，就是为什么国有奶厂能够维持，刘永好还可以不断地收购。他的结论是，从公司结构上来说，起码一个是在退势，一个是在攻势。也就是说，刘永好所代表的公司在治理结构上显然是占有优势的。现在大家谈到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一个问题十分重要，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不明确，你以后的一切都有可能步入误区。比如说一个夫妻店，它不需要独立董事，也不需要选什么CEO，它这些都不需要，决策是夫妇两个人的事，要开董事会晚上上床后两个人开就是了。如果是这么一个目标，你什么都不需要。
良师益友刘元生
年近六旬的刘元生是仁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持有超过2000万股万科股票的刘先生也是万科的第一大个人股东。作为万科公司发起股东之一，1988年出任公司董事，曾任公司常务董事。
我和万科相识的这几年，只是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上见过这位被大家称作“王石老朋友”的中年人，没有机会直接对话。
据王石回忆，1980年他应邀出席一场音乐会，广州乐团同一位香港小提琴演奏家合作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刘先生就是这位演奏家。刘先生从小接受小提琴训练，14岁曾获去英国深造音乐的皇家奖学金，但经商的父亲反对，理由是：拉小提琴能挣钱吗？
“要不是爸爸反对，我会成为职业音乐家。”刘先生事后感慨良多。
25年前，香港交响乐团还不是专业乐团时，刘先生曾任首席小提琴。生意上，刘也是把好手，除在一家美资企业任远东高级采购经理外，还管理着家族和自己的两摊业务。
“1983年，我下海到深圳，两眼一抹黑，生意上一窍不通，多亏了有像刘先生这样的香港朋友帮忙才慢慢弄懂了生意上的门道，朋友又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王石对刘元生的评价很高。
“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一元一股的股票2800万股。当时的大陆市场对股票还不接受，发行很困难。刘先生一人认购了400多万港元，他告诉我：‘我对国内能否建立证券市场没有兴趣，既然你王石是在搞改革实验，就支持。’类似刘先生这样态度的还有好几位香港商人，一共认购了1000万港元。如果没有这些香港商人的鼎力相助，募集资金的计划就会泡汤。一般大陆人的印象中，港商比较实际，唯利是图，但我所接触的港商却是蛮有人情味的。”
不过，在万科上市第十年的1998年，这位很少在万科公司出现的刘先生终于破天荒地谈了他和王石那些激情燃烧岁月的片段。
“我与王石早在80年代初就认识了。但是有业务来往是1984年，那时候王石做贸易，做录像器材生意，我给他供货。”
“那几年，王石经常来香港，和其他从大陆来的人不一样，他从不要求去观光，而是要我带他去书店，买了很多企业管理和财务方面的书籍……我感觉他是个有抱负的人。”
作为一个颇为成功的香港商人，刘先生观察人物的眼光无疑是一流的。
刘元生说，他的朋友有三种，一种是生意上的朋友，一种是交际场上的朋友，还有一种是真正能够谈心的朋友。在他心目中，王石属于后者。
“那时王石管理的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公司只是特发集团下属的一个小公司，但是我们经常在一起聊的是怎么把公司做大，怎么做成一番事业。我也向他介绍了香港上市公司的运作，两人谈得非常投缘。王石对新事物的强烈兴趣，在那时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我所知道的王石的朋友之中，像刘元生这样的角色的确很少，一位曾经教过王石不少东西的长者，一位称王石真正朋友的商人。
仁达与万科的合作始于1984年，当时仁达负责向万科供应松下影视设备。1986年万科提出股份制改造的设想，刘元生予以积极支持。当时国内对股份制和上市的操作毫无经验，仁达搜集了很多香港上市公司的年报、章程等材料送给万科，协助做工作寻找发起股东。万科首次发行股票，仁达共认购了360万股，占当时万科股本总额的8.7％。
在往后的几年间，仁达除了作为万科的董事单位之外，在业务上也有许多合作机会，如合资投资彩视等。1992年以来万科大规模开展股权投资业务，仁达也积极参与，至今投资企业将近10家，此外还参与了万科在青岛、天津、北海、沈阳等地的房地产投资。
或者，王石一生认识太多的商人，大多数时候，是他神采飞扬、感觉良好地教育别人。不过，像刘元生那样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支持过他的人，王石一直尊重有加，也是情理中事。
“王石想搞股份制的时候，我很鼓励他，希望他能尽快迈出这一步。1988年万科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时，本来一些外商答应买，但到了交款时，就打起了退堂鼓。王石这时打电话过来了：‘你吃下行不行？’我说：‘行’。就买了360万股，当时是400多万港币，这在当时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刘元生说得很坦白，对于一个香港商人来说，他尽力用自己的400多万港元来表达对决心规范化的王石的友谊，这一点足以说明两人之间确实是难得的知己良朋。
“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能助王石一臂之力，也没想到过会赚钱。也不能说是有没有什么远见，要说有远见的话，就是我对王石这个人有信心。”
“后来股市不好，别人都说我傻，瞎投，这下全泡汤了。时间能证明很多事情，十年以后再来看，我很高兴。”
刘元生是个想做一些事情的人，而万科，在他看来，确切地说是王石，是他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1991年以后股市大涨，我也卖了一点，用卖股票的钱跟万科做合资项目，包括天津的万兴，还有鞍山、北海、青岛等地的项目。”当然，做生意不一定都能成功，刘元生和万科合作的时候，正是万科跌跌撞撞摸索着成长之路的时候，所以“最初的几个项目，由于当时在整个中国经济大环境下有些过热，不能说很成功。天津的万兴经过几年，郭钧在艰难的情况下接手，能做出今天这样的成绩，非常难得”。
对于生意得失，刘元生还是很看得开的。
“人不能总是顺境，有时经历一些挫折，并不一定是坏事。”
不经意间这么多年过去了，万科已经从一个小贸易行发展成一家颇具规模的专业地产公司，深圳也从一个边境小镇演变成700万人口的现代都市。刘先生自己的兴趣已转移到社会公益活动方面。在2002年，刘先生还时常要参加慈善音乐会演出，为大陆山区失学儿童筹措助学金。
作为境外的第一批投资大陆股市的个人股东，对大陆的证券市场，刘元生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中国大陆的证券市场刚开始的时候，准备不是很充分，当然它也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现在看来，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我有超过1000万股的万科股票，当年买的时候是流通的。1993年时，有很大一部分法人股被冻结了，把我的也划作了法人股给冻结了。当时我觉得这种冻结是暂时的，没想到今天还没有解冻。很多做法到今天还不正规，一方面法人股冻结，另一方面又不断有新的公司上市。”
不过，作为一个生意人，刘元生很少去更多地评价政策。
作为王石的一个如此关系紧密的朋友，他会说得更加真实坦白：“最近我经常提醒王石，不要经常去干一些危险的事。爬山还嫌不刺激，又去玩什么滑翔，要挂树上怎么办？所以我总是劝他。”1998年，刘元生的看法是：“虽然他个人总说，要把万科做成王石在不在都一个样，但他这个人，至少在今天来说，对整个公司的影响太大了。”
2003年5月，刘元生也发电祝贺王石登顶。而他们私下见面的时候，刘元生还会劝阻王石不要从事太危险的运动。
学习蒙民伟
在合作过的公司之中，王石很欣赏索尼大家都知道。而对于香港的信兴机构，王石也一样视之为学习的榜样。
1953年，蒙民伟先生与松下幸之助双手一握，仅凭君子协定，没有一纸合同，就展开了一段长达数十年的合作。松下老人已于1992年撒手西归，蒙先生也已由当年的黑发青年变得鬓发渐白，但两家公司的合作却一如既往，成为一段商界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