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克菲勒、卡内基和罗森沃尔德的光芒从天际消失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慈善事业的传统以多元化的方式，继续朝气蓬勃地发展着。虽然后来再没有出现过像他们那样非凡的人物，但还是有一批卓越的后继者活跃在国内公益事业的舞台上。他们之中最为出色的，就是玛丽·拉斯克（Mary Lasker）、阿诺德·巴克曼（Arnold Beckman）和沃尔特·安嫩伯格（Walter Annenberg）。
玛丽·拉斯克：文质彬彬而又精力充沛之人
玛丽·拉斯克在1952年丈夫去世以后，就成了艾伯特和玛丽·拉斯克基金会的主席和原动力。她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六位慈善家之一。虽然她的基金会的基金数额不算多，但由于她非凡的技巧和才能，基金会对国家保健政策的影响之大，超过了美国的其他任何机构。它带动了更多的经费投入医学研究，最终拯救了更多的生命。
拉斯克于20世纪初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她早年作为艺术经纪商，在事业上就很成功。1940年，她第二次结婚，嫁给了芝加哥被人称为“现代广告之父”的富有的艾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夫妇两人都对医学研究有浓厚兴趣。在结婚两年之后，拉斯克先生把他那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洛德和托马斯公司转让给了他的雇员，使广告界大为惊诧。而他则与妻子一起，成为同心协力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活动家。
同年，即1942年，他们建立了艾伯特和玛丽·拉斯克基金会，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让公众充分认识到那些能够致命或致残的疾病之危害，以及征服它们的迫切性。他们先从癌症开始。
在20世纪40年代，国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正处于低潮。洛克菲勒基金会已经放弃了治癌的项目，说是“无人带头”。美国癌症协会也不曾从其有限的资金中拨出一分钱来用于医学研究。公众对癌症的无知与恐惧是如此严重，以至于连在媒体上提到它都被认为是不妥的。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眼看即将结束，联邦政府已经准备关闭它的主要研究机构“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了。
拉斯克夫妇没有对此却步，他们发起了最初的冲击。在两年时间内，他们为死气沉沉的美国癌症协会组织了一项筹款活动，筹集了400万美元的研究资金。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绩。他们创造了不少新鲜的手法，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让鲍勃·霍普（Bob Hope）一类名人在电台露面讲话，这些都有助于揭开癌症的神秘面纱，并证明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向癌症宣战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随后，拉斯克夫妇通过大力加强与充实董事会等工作，重振了美国癌症协会。短短几年之内，它就成了全国领先的义务性保健机构，它所筹集的私人捐款多达千百万美元。
就在此时，玛丽给罗斯福总统写了那封今天已广为人知的信件。她询问总统：鉴于OSRD即将关闭，如何保证在和平时期医学研究能得到持续的支持。罗斯福要求该机构负责人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博士认真研究这一问题，由此引出了一篇广受称颂的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报告中雄辩地列举了政府和医学研究之间长期合作的利益所在。在拉斯克夫妇提出倡议后的三年中，政府每年拨给国家保健研究所的预算从200万美元增至3000万美元；对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支持，则由不到50万美元增至1400万美元。
在这一成功的鼓舞下，拉斯克夫妇把眼光投向了更大的目标——改变联邦政府的保健政策和预算中优先考虑的顺序。他们坚信：只有在这些根本变革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向癌症、心脏病、中风、精神病及其他一些主要的致命疾病开战。
拉斯克夫妇推行的策略相当勇敢而且规模宏大。他们也知道要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他们完全相信，医学研究能够找出对付这些可怕疾病的办法。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要真正赢得这场战争，必须把一般公众和科学界一起动员起来，而且对有社会影响的人士施加政治压力、进行游说和联合也是非常必要的。
他们的这些做法成了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先声。这是一个公民积极参与、科学普及、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形成及公共资源分配的时代。显然，这些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艾伯特·拉斯克的推广才华和广告经验。不过，整个运动的制定及最终的成功推行，主要靠的还是玛丽·拉斯克的坚定决心和她那善于说服人的本领。
拉斯克夫妇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通过公开授奖来引起公众的关注，从而促进各种实质性目标的实现。1946年，他们宣布建立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奖项——一年一度的拉斯克医学研究奖。在此后的年代里，它成了医药卫生领域中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一个奖项，并在实际上成了未来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可靠预测表。陆续有49位拉斯克奖的得主，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的殊荣。为实现基金会的基本目标，这一奖项的颁发成了全国性的重大新闻焦点，它凸显了医药领域一些新发现的重要性，教育了公众，激发了国会的兴趣，更把一些优秀的年轻科学才子吸引到医药领域中来。这一项目也使基金会多年来得以不断掌握医药科学的重要进展情况，并与各地杰出的科学家保持联系。同时，由于拉斯克医学研究奖的品质和声望，也给基金会的所有其他活动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持。
有鉴于国内新闻媒体对于医学研究工作关注不多，基金会于1949年设立了第二个奖项，奖励报道医药新闻方面的突出成就。这一举措又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短短几年时间，全国就有40多家主要报纸，陆续设立了定期的专栏，报道保健与医药方面的话题，提高了公众在这方面的兴趣和知识水平。随着传媒对医药卫生信息的胃口逐渐加大，也作为另一种向公众介绍健康须知的知识的手段，拉斯克夫妇开始出版保健资料年鉴。此书分析总结各种致残或致命疾病的发病率和危害，以及主要提供经费的机构花费在研究方面的金额数字。在此之前，那些政府立法代表、记者，甚至医药专业工作者本身，都缺乏比较全面和不断更新的资料，来了解哪些方面有迫切的需求。
1952年，当他们宏伟的战略开始逐步产生影响的时候，拉斯克先生去世了。不巧他也死于癌症。此后，拉斯克夫人的妹妹爱丽丝·福尔戴斯（Alice Fordyce）成了玛丽热情积极的伙伴。她主要负责执行年度奖项计划，并使之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威望和公信力；玛丽本人则把自己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对政府的主要决策人施加影响。
在以后的35年里，玛丽·拉斯克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华盛顿，坚持不懈地推进自己的事业。作为一位别人所称的“公益的游说者”，或是“善良的阴谋家”，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总是相信事情不会自行发生，新思想也不会凭空出现。据报道她曾说过：“新大陆的发现、法案的通过、楼房的建立、书籍的写成，都是起因于某两个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见了一面。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世界。”
玛丽给华盛顿的“个人世界”带来了不可抗拒的珍贵资产。她是个风雅、聪慧、口才绝佳的迷人女子。她有钱、有名，还有一大帮在商业、艺术和政治圈里出类拔萃的朋友。借助于这个网络，她可以接近任何一位要人，即使是那些相继入主白宫的总统也不例外，无论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
她热情洋溢而又精力充沛。她充满技巧地把国会、政府和传媒界的实权人物与领先的科学家安排在一起相聚，讨论有关保健政策和医学研究的问题。时间一长，随着这些精选的小圈子的对话而逐渐增长的影响是很可观的。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拉斯克公众服务奖的设立，使以上这些努力更见成效。这个奖项的对象是“鼓励政府立法并支持医学研究，或帮助实现重要的公共保健计划的个人”。在以后的20多年里，许多在改进医疗保健政策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的重要政府官员受到了褒奖，其中包括国会中颇有权势的成员克劳德·佩珀（Claude Pepper）、利斯特·希尔（Lister Hill）和前卫生、教育、福利部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Eillot Richardson），以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等。不论从何种角度来评价：新的保健法规的建立，注入医学研究经费数量的增长，或公众医药卫生知识水平的提高，无疑都显示了拉斯克基金会工作的巨大影响。
还要提及的是，玛丽·拉斯克在关心卫生保健事业的同时，也对“城市的丑陋”发起规模虽小但持续不断的进攻，不断赠款给国内外许多城市种植花草树木。例如，有一年春光灿烂之时，她一举改造了纽约的公园大道，把成千上万株郁金香和黄水仙铺满了街道的中心地带，让主妇们和出租车司机眉开眼笑。
玛丽·拉斯克和爱丽丝·福尔戴斯姐妹俩都于20世纪90年代初去世。拉斯克奖项随之终止，使许多医药界的领导人深感沮丧。她们的其他各种项目也未能继续下去。
玛丽·拉斯克生前受到很多热情的礼赞。著名的医学专家西德尼·法伯（Sidney Farber）医生写道：“她对世界健康的贡献比任何别的人都多。”当她1969年荣获总统自由勋章时，奖状上这样写着：“人道主义者、慈善家、活动家——玛丽·拉斯克促进了各方的了解与有效的立法，为全体人类造福。”美国前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说过：“如果没有这位伟大妇女的努力，我们就永远不会有医疗保健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心脏手术的前驱迈克尔·狄见贝基（Michael Debakey）医生曾担任拉斯克医学研究奖的评委会主席并忘我地工作多年。他说：“玛丽·拉斯克本人就是一个机构。要问她的重要性何在，那就像去问哈佛大学对这个国家意味着什么一样。”
对所有未来的捐赠者来说，拉斯克的事迹有着多重的意义。它展示了私人赠款的基金会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去实现其目的的巨大潜能；它证明了一个基金会即使只有相对有限的资源，但如果捐赠者有相当的才能和充沛的精力，仍然可以排山倒海。作为一个捐赠者，玛丽·拉斯克在美国伟大慈善家的队伍中是身居前列的。
阿诺德·巴克曼：科学家捐赠者
另一个后继者中最有成效也最有意思的大捐赠者，是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诺德·巴克曼。
巴克曼1900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草原小镇，是一个铁匠的儿子。他在伊利诺伊大学是化学系的高材生，后来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在20世纪90年代，他发明了一种测试柠檬汁酸度的计量器，并利用这一发明所获得的报偿创办了一家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学和医药器械制造公司。巴克曼拒绝公开有关他的财富和公益事业的资料，但据估计，他的财产在减去所有受益人的所得之外，大约仍有5亿美元甚至更多。
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巴克曼多年来一直大力支持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在过去的20年中，他在1977年与妻子共同创建的基金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引人瞩目的捐赠，包括以下一些项目：
1000万美元赠予洛杉矶希望之城医院进行神经病学和免疫学方面的研究；
1100万美元赠予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建立巴克曼激光研究所和医疗诊所；
1500万美元赠予斯坦福大学建立巴克曼分子和遗传医学研究中心；
2000万美元赠予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工程院去建立西部总部；
4000万美元赠予伊利诺伊大学去创建巴克曼先进科学和技术研究所，研究人类大脑的作用及其在电脑上的应用；
5000万美元赠予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去创建跨学科的巴克曼生物化学研究中心，并为其他研究项目另捐1500万美元。
仅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里，巴克曼的这类捐赠总数已达1.7亿美元，由于它们还带动了其他来源的大批捐赠，从而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事实上，能够成为巴克曼慈善捐赠的领受者，已被认为是在科学界卓有成就的一个标志。
正如一位重要的研究者所说，这“几乎与获得诺贝尔奖一样……表明你今天已跻身于科学界最高级和最优秀的行列之中”。
由于巴克曼本人就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他自己就能对捐赠对象作出准确的判断取舍，无需再有一个大的班子来协助。实际上，他的基金会多年来就只有他和妻子梅布尔（Mabel）两个人。在妻子死后，他才找了一个雇员。不过，他在作决策时，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一些老同事的参谋。
在广泛的科学领域中，巴克曼很明确界定他的捐赠主要集中于一个特殊的方面，这就是政府和一般公众都不太会支持的那类长期性、基础性研究。他也极为鼓励在生物化学和生物医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一旦他选定了项目和受赠的对象，就会提供相当数量的经费。在不少个案中，他也要求受赠者筹措相应的资金。只要有可能，他都力争用这种方法使他的捐赠发挥杠杆作用。
